在张贤亮的创作中存在着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一个是底层劳动者朴素、健康的情感世界，这是一个在历史和现实的制约中，充满了不幸和苦痛，然而却有着更多正常人性的自在世界。另一个则是知识分子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理应自觉却被“铁的逻辑”扭曲得从外部到心灵都极为残缺的世界。
他时而从普通劳动者命运的基本视角，描划中国三十年社会生活的曲线(如《邢老汉和他的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时而从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视角，揭示一个时代政治的残酷与荒谬(如《土牢情话》)；更多的时候，则是把两个世界投射在一个屏幕上(如《灵与肉》、《河的子孙》、《绿化树》)，在人物命运的彼此纠结中，沉思历史的规律，升华人的理想。
这两个世界的存在，本身就带有历史的规定性。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现当代社会中两部分基本的力量，也是各个时期社会矛盾的两大主要问题。因此，就必然地成为以现实主义为美学风范的中国当代小说中两个重要的主题。在近年反思文学为数众多的作品中，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构成了两大主题分支。在张贤亮的同时代人中，除了高晓声以民族久远的政治历史为背景，自觉地把农民的精神心理，作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来加以表现之外，多数作家都侧重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把它作为独立的历史现象来认识。张贤亮则一开始就在当代历史的范围中，把农民和知识分子作为两个各自独立的部分，在各自命运、性格，以及文化构成的彼此参照中沉思历史的规律。
这一点构成了张贤亮创作的重要特征，也形成了他创作的基本矛盾，以致于常常出现创作水平的波动和整体美学风格的某些缺欠。
从历史深处跋涉而来的人们，最深切的记忆是整整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严酷。五七年反右扩大化被错划为右派的经历；形成了张贤亮和归来的作家群共同的经验世界。和他们相比，艰难的六十年代、动荡的七十年代，是张贤亮笔下的艺术世界中最具历史感的部分。
五十年代后期的极左思潮，首先把一批知识分子甩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孱弱得完全没有力量替自己辩白的许灵均(《灵与肉》)，仅仅为了凑足一个抽象的数，背负着血统的阴影，成为人民的“敌人”；石在(《土牢情话》)则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道主义的诗，也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分子；章永璘《绿化树》)也是因文字罹炼狱之罪。政治命运的逆厄使他们接近了人民，和底层的劳动者一起，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七十年代的大动荡。
人民的命运也就必然地成为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部分。 善良厚道的邢老汉在贫困中度过一生，他的家庭得而复失的偶然经历和七十年代的畸形政治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李秀芝和家乡的姑娘们，为了起码的生活，走上陌生的异乡之路(《灵与肉》)。乔安萍被摧折的青春(《土牢情话》)，韩玉梅倍受屈辱煎熬的命运，郝三的屈死(《河的子孙》)，都是那个时代历史表象的艺术记实。
作者通过对这两部分人物命运的写实，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上揭示了极左政治对民族造成的危害。这使他对一个时代政治历史的反思，具有宏观的开阔视野。因此，他笔下人物的苦难也就概括了民族的苦难，启迪着人们对整整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理性思考。
这两部分人物彼此参照的命运，构成了张贤亮反思历史的两个基本视点。这使他在表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时候，超越了旧有的美学风范，把一个时代的政治灾难内化为知识分子精神的矛盾。因此，他没有在灾难的背景中塑造英雄的偶像和干干瘪瘪的道德楷模，也没有简单地为自己的忠诚辩白。他以真诚凝重的笔触，揭示了一代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生活的炼狱中灵与肉所经历的煎熬。把对一个时代历史的认识深入到知识分子心理的层次，达到了心理具象的艺术真实。
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这在极左政治把阶级论和阶级斗争推向荒谬极致的年代，构成了他们宿命般的心理因袭。虔诚的教徒般的原罪感，使他们顺从着政治的扭曲，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事实上，他们和一个时代的政治一起构成了自我异化的力量。当作为社会人的最后一点自尊和自信，都损耗殆尽的时候，真正属人的便只剩下那些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命感觉。对这些感觉的准确表现，是张贤亮的作品中甚为惊心动魄的部分。
作为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孤儿，许灵均莫名其妙地成为右派分子，经历了又一次被遗弃。当他躺在马槽中，向无知的牲口寻求温暖时，无所归属的强烈孤独感，虽然被作者蒙上了圣洁的月光，赋予其基督降临般的宗教意味，仍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个人生存的渺小。石在和土牢的难友们在政治与自然双重的绝境中，在肉的存在面临毁灭的关头、灵魂在极度的恐惧感驱使下爆发出来的哀嚎，凝聚了极左政治对人性残酷的绞杀。章永璘的饥饿感迫使他的灵魂一度在恶的险谷中陷落，但终究仍然是属人的感觉。包括他对马缨花的情欲，都是灵魂被扭曲戕害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唯一属人的证明。虽然那么渺小，那么可怜。
毫无疑问，这些都不能算是美的，常常带给人生理的恶感。但饥饿、孤独、恐惧、情欲都是人类共同的经验，也是那个时代中人们普遍的经验，知识分子更难于幸免。只有真实地艺术地把那个时代人们的感觉表现来出，才能揭示那个时代社会人生的真相。此外，极左政治对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深入整个民族的灵魂。人们无端地被人伤害，又无端地伤害着别人。石在在“铁的逻辑”威慑下，终于不能克服自己的卑怯，直接导致了善良的乔安萍毁灭的命运。这不是个人道德的过失，更深的根源仍然在于极左政治深入知识分子灵魂的弱化症。因此，我以为正是作者对丑恶淋漓尽致的表现，体现着从灾难中生还的人们积极的自省精神。正是这一点，使他的作品对极左政治的否定达到了心理的深度。
作为对一个时代非理性的盲目历史运动的补充，张贤亮铸造了一个劳动者朴素的情感世界。和知识分子脆弱的、畸形的精神世界相比，在封建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年代里，只有这个世界因较少受极左政治的影响而保留着更多属人的性质。因此，这个世界最多地负载着作者的审美理想。
邢老汉凭着常识对“阶级斗争”的怀疑和对所谓另一阶级女子的真诚情感；李秀芝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对所谓“革命”的辛辣嘲讽和对许灵均的理解与爱恋；郭
子们粗豪的性格中朴素的正义感和同情心；郝三舍生取义的侠肝义胆，魏天贵对政治的狡黠态度中深藏着维护乡亲们利益的愿望，都体现着普通劳动者未曾泯灭的善良和健康的良知。当理性被迷信代替，整个民族自觉的精神被扼杀得毫无作用的时候，也只有这种以朴素的经验形式出现的健康本能中，闪烁着属人的精神特征，体现着一个民族在历史的盲目运动中微小部分的积极活力。
历尽劫难之后，人们对人的理解是极为朴素的。在这个世界中，跃动着生命的朴素情致，寄托着作家对于“残缺的美”的艺术追求。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命运虽然也充满了不幸和苦痛，但是他们却始终保持着不被政治所扭曲的生活意志。炽热的激情，蓬勃的生命力、真率粗犷的性格，朴素的人情，都在极为粗陋的形式中，体现着人性的健康内容。特别是张贤亮笔下那些泼辣的女性形象，从李秀芝、乔安萍、韩玉梅到马缨花，都在极为屈辱的生活境遇中，仍然表现出能爱能恨的丰富情感。这和被左的政治摧残的除了勉强生存完全没有生活欲念的许灵均们比起来，即使充满了残缺也仍然是美的。因为他们(包括郭
子和海喜喜等普通劳动者身上)，更多地表现出生命的丰富与坚韧。
在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中，张贤亮对一个时代的历史反思深入到这个民族不同阶层文化构成的差异。这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是比较独特的。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大都受过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教育。这种文化构成形成了他们精神的内在矛盾。前者使他们在严酷的时代生活中软弱无力，后者则使他们习惯于自我否定。在极左政治的高压与饥荒的折磨中，生存本身已经变得无比艰难，灵与肉的双重危难，使他们不得不寻求更有力的精神支柱。无论是时代的政治思潮还是生存的需要，都使他们走向对自身文化构成的批判。相形之下，底层劳动者充满活力的坚韧性格中所蕴积的民族民间文化，则以极朴素的形式显示出无比美好的魅力。
《河的子孙》与《肖尔布拉克》是张贤亮的作品中最成功的两个中篇。在这两个中篇中，作者都极为自觉地描绘了西北地区，在独特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间文化。河套地区悍野自由的民风，西北开发地区苍凉的自然地貌和移民们质朴通达的性格，形成了张贤亮作品的美学风格中独特的文化底蕴。不仅这两部作品，从《灵与肉》到《绿化树》，他的多数作品中，都带有对民间文化的向往。这种文化底蕴形成了他笔下多数劳动者性格的丰富内涵，因此，作者在表现他们健康良知的时候，没有陷入苍白的道德模式。
然而，在文化问题上是最忌绝对化和简单化的。作为一种追求人生力度的美学理想，作者对西北地区民族民间文化的肯定原无可厚非。但是他对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否定则未免失于简单。这一点使他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理真实的描写没有达到应有的历史高度。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就可以解决问题。特别是当作者笔下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文化，和他们的血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主人公对自身文化构成的批判，就和原罪感一样，明显地带有上个时代政治影响的痕迹。这就是我们在《绿化树》中看到的，作者对章永璘自虐狂式的反省持肯定的态度。当然，这有那个时代心理真实的根据，但反思历史需要否定之否定，需要对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距离感，否则只是对历史现象的重复，而达不到反思的目的。十九世纪西方人道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在本文所能论及的范围。但可以看到的是，对于文化问题上的简单化倾向，造成了《绿化树》明显的美学缺欠。马缨花的圣洁远不如韩玉梅的泼辣大胆来得更富生命感。她已经更多地被道德化成章永璘走向“红地毯”路旁的“绿化树”。这和作者其它作品中对民间文化内在精神的理解是有差距的。
其实，在这一点上，作者也是矛盾的。在《绿化树》中，作者着重强调章永璘由一个朦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者，转变成历史唯物主义者。作品中全部细节只是他对饥饿的切身体验，使之理解了《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从而使灵魂得救。而《唯物论者的启示录》，这一总题目则透露出，主人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仍然建立在信仰主义的心理基础上。在《男人的风格》中，作者则相反，强调农民家庭出身的陈抱帖，由于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追溯到西方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对他的影响，除了发表就职演说等一系列政治谋略之外，便是在男性的雄风中增加了绅士的教养与风度。这也是作者审美理想的一部分。《男人的风格》整体的美学效果是明显做作的。
对待文化的矛盾态度，和作者理知世界的基本方法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在彼此参照的两个世界中发掘着历史运动的两部分积极活力，即知识分子自觉的精神(通过对石在们畸形性格的否定和《河的子孙》中尤小舟的肯定)和普通劳动者健康的良知。但他认识历史是以当代社会生活为时间尺度的，因此，现实就有意无意地成为这一段历史运动的终极目的。
历史毕竟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时间的距离本身就构成了审美的距离，加上生活经验的积累，都使他表现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达到一定的历史深度。但也因此明显地限制了他表现八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作品。不仅他近期的作品普遍存在着封闭的结构(包括《河的子孙》在内，情节框架的狭小都和题旨的宏大不协调)，而且，《龙种》、《男人的风格》等作品，都以过份直接的现实性，取代了历史感。需要的不一定就是美的。人生的力度、男性的雄风一经和权力崇拜结合起来，也确确实实带有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味道。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具体社会问题来说，这些作品也许有着极为必要的现实意义。但作为看待历史的尺度来说，则是狭小局促的。作为审美的理想也缺少博大的精神。
投身生活的激情与对社会生活的责任感都是可贵的。但艺术毕竟是艺术，即使以和时代同步为目的，也需要对时代变革更宽阔的理解。恩格斯强调的“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统一”，至今仍然是我们写实文学的重大课题。
人们反思历史的时候，也受着历史的局限。有些局限是可以克服的，并非属于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有些局限则因为自己不曾意识到而在所难免。上文分析张贤亮创作的内在矛盾，并非完全出自贬意。黑格尔曾告诉我们，凡是真实的事物，它的规律是矛盾的。面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我想探究的是，形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我以为时代的社会思潮的反复是形成张贤亮创作水平波动的重要原因，这是属于个人的认识能力可以克服而没有克服的局限。而更隐秘的原因则是作者自身文化构成的限制，这一点可能是作者不曾意识到的。
一个时代的文化铸造了一代人的思想方法，决定了他们理知和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张贤亮极喜欢在作品的卷首或章节之前加富有暗示性的题辞，这增加了他作品的哲理性，也使我们可以从中模糊地看到作者基本的文化构成。黑格尔、但丁、维克多·雨果、歌德，这些十九世纪以前西方杰出哲学家、文学家的名言，是他引用的主要部分。十九世纪以前西方文化作为他文化构成的主要部分，使他在表现人性的内在冲突方面，常常带有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人本主义的哲学思辩色彩。其中，黑格尔哲学的思维范式，帮助他在认识当代社会历史方面具有辩证的意味；而黑格尔对历史运动过份强调必然性的倾向和以理想为中心的美学主张，又限制了他对八十年代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
《圣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也间接地渗透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在他的主人公在灵与肉的煎熬中，内心所弥漫着的浓郁宗教氛围，他们对痛苦和幸福的感觉都在无休止的忏悔中，浸润着强烈的原罪意识。这个特点使他一方面在写灵魂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另一方面，又使他对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反思，带有明显的唯灵的气息。以致于《绿化树》终于没有跳出个体人生得失的有限范围。
更重要的影响，是五十年代后期在左的政治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当代文化。文化虚无主义纵向割断了和民族历史文化的联系，横向封闭了和世界二十世纪文化的联系。这样狭小的文化背景，正好适宜极左政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信仰主义的解释。狭隘的阶级论、精神高于一切或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思想，都使人们对文化的问题易取非此即彼的简单态度。在这种文化中成熟起来的人们，较难避免思想方法的局限。特别是十九世纪西方文化中唯灵的部分，已在一部分人中种下崇拜的种子，成为他们接受信仰主义的心理基础。即使是在观念上首先冲破极左政治影响的人们，也习惯在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化中寻找思维范式。虽然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但由于文化构成决定的思想方法没有彻底改变，社会思潮稍一反复便极容易退回去。
张贤亮创作中的矛盾主要是由他自身特定的文化构成及由其所制约的思想方法所决定的。十九世纪西方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他理解民族民间文化的思想基础。使之对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反思中，既有思辩的哲学色彩，又有较深的民族生活的文化底蕴，从而形成其阔大深沉而又富哲理的美学风格。而十九世纪以前文化中的消极部分和上一个时代的文化中所形成的思想方法，则通过文学观念和审美态度等中介，造成了他作品风格的明显缺欠。
作为一个有才华、有阅历的作家，张贤亮作品美学风格的缺欠是令人遗憾的。这常使人想起埃舍尔笔下那幅著名的画：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龙，它拚命地挣扎着，却终于挣不脱二维空间。时代的变革中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构成的变动，只有这个前提，可以使我们从原有的思维怪圈中跳出来。因此，作家的文化构成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能否长足进步的关键。好在开放的时代气氛，外来文化的涌入和对传统的重新发现，都与民族生活方式的整体变动一起，丰富着我们在其中活动着的文化背景。剩下的问题，就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努力了。祝作者在文学的征途上不断超越自己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