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访问希腊时，行囊中特放一部中文版希罗多德《历史》，实现了多年来向往的在希腊土地上读希氏之书的夙愿。那本已经用旧了的厚书，暗黑的纸张还保留着困难时期的烙印，在异国的阳光下却显得古色古香，别有一番风味。无论船头车上、桥边站旁，一有小闲我便把它翻开，找那些熟悉的、有关甚或无关的段落读一会，触景生情，见土思人，时有顿悟的火花，不乏丰富的联想；至于凭吊古迹，参观博物馆以及和希腊友人晤谈之间所受的教益就更多了。现就记忆所及，摘写一二，姑妄名之为“游踪读史偶得”吧。所愧的是自己学识浅陋，即使以为浮想联翩，恐怕仍不出老生常谈的范围，敝帚自珍，但博读者一笑而已。
我是从意大利渡海而至希腊的。在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港，登上了驶往希腊的轮渡。旅游当局把航班的时间安排得很好：薄暮起锚，在夕阳的余辉中领略意大利海岸风光，然后在黑夜里渡过奥特朗托海峡。待到曙色初露，被希腊人称颂为浓酒般的地中海的浪花闪现微光之际，我们已在希腊的爱奥尼亚群岛间穿行。碧海蓝天，绿岛相连，远处地平线上还依稀可见山岭连绵的大陆——这就是每个旅客都怀着景慕之心前来瞻仰的希腊国土了。兴奋之余，我不禁默诵着现代希腊诗人、一九七九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迪西亚斯·埃利提斯歌颂希腊的名句：
头顶浩茫苍天，
在你自身就可读到无限
这渺小世界
小世界却伟大无边！
我从左舷漫步到前舱，几位在布林迪西码头候船时认识的美国大学生，正挤在船头那块几尺宽的三角形平台上，招手邀我去共享那雄踞船首、美景全收的乐趣。我们边看边谈，竟发现大家来向希腊文明“顶礼朝圣”的，而我的朝圣路途在他们中间，恐怕也在全船旅伴中间，又算最远最长。因为只有我是横越两洋、涉足三洲才到此地。于是这些热情的美国大学生就举我为“朝圣冠军”，一时谈笑风生，引人注目。我感慨地向他们说，如果不是欣逢我们国家“面向世界”的春风，我也难以越过万水千山，绕行大半地球。猛然间，“面向世界”这四个字，却和刚才读埃利提斯那句“小却伟大”的哲理联系起来，我想，希腊这一“小民族”，之所以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不正是由于面向世界、兼收并蓄，才能以“小”成其“大”么？这些思绪顿时把我从这些美国大学生身边引向遥远的希腊古代，我离开他们，向船舱走去，专注于自己的“思想漫游”。
希腊人面向世界首从旅行开步。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希腊文明开创之际典籍鲜少，读万卷书根本不可能，就是饱学之士，读上万卷也难，但它的文化名流却都是行万里之路，游踪遍天下的人物。最早的哲学家太利斯如此，最早的民主政治领袖梭伦如此，最早的史学大师希罗多德更是如此。以希腊之小，莫说万里，就是千里、百里，也已超出国界，置身异域，因此面向世界的旅行就不仅使他们在地理范围上突破了“小”的局限，也在文化的借鉴和创新上突破了“小”的局限。这么想着，我就颇有几分激动地翻开那本《历史》——虽然还未踏上希腊土地，希罗多德那段著名的“开场白”，却已把我带进了遥远的古代：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
学习希腊史近三十年，读这段话也不知多少次，但在此情此景之中，我对这位史学之父著书立言的宗旨，忽然有了点新的领悟。你看他在这里首先标明人类，继又并提希腊和异邦，那“苦心孤诣”，不就是一再声明前面所说的“面向世界”么？
希罗多德大约生于公元前四八四年左右，他的故乡哈利卡尔那苏斯地处希腊世界的东部、小亚(今土耳其)西南岸，再往东就是尤里亚、叙利亚等东方文明地区，是一个典型的“面向世界”的窗口。在希罗多德壮年时代，希波战争已近尾声，双方关系渐趋缓和，加以哈利卡尔那苏斯与波斯统治下的东方各地关系素来密切，因此希罗多德在三十至四十岁间曾在东方各地广泛旅行。从他的著作反映的情况看来，希腊人当时足迹所到的两海(地中海和黑海)三洲(西亚、非洲与东欧)，他都旅行到了。至于他打听到的消息所包含的世界，当然又要比他足履之地广泛得多。虽然这些旅行并没有什么地理上的新发现，但他那种有闻必录的勤劳和寻根究底的探索，使他的十年奔波结下了丰硕的知识之果，公元前五世纪四十年代当他厕身于雅典的文化界时，已是一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的名人。雅典当局若有意为希波战争著史立传，表彰希腊小邦打败波斯大帝的业绩，此事恐非希氏莫属。
希罗多德虽受颂赞希腊、特别是雅典的功业的重托而著述《历史》，但正如前面谈过的那段“开场白”所表明那样，他是从面向世界的角度出发，强调他记述的是全人类的功业，希腊与异邦并重，东方与西方兼提。体现在内容篇幅上，东西方、或者说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两方在他书中基本也是各占一半。正象他旅行的广阔一样，他把他的《历史》涉猎的时代范围扩展到各族人民记忆之所及，地理范围则达到希腊人已知世界的边缘。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一些地区性的“史传家”，可是却无人在视野的辽阔、内容的丰富和记述的生动方面可和他相比，罗马散文宗师西赛罗尊之为“史学之父”，千百年来一直得到公认。希氏四百年后的同乡，史学家哈利卡尔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曾说过：“希罗多德的目的不是在于写某一个城市或是部落的历史；他想在一部著作里记述欧罗巴和亚细亚生活中数目繁多的和各种各样的事件。”我们通常也说他的《历史》虽称《希腊波斯战争史》，实际上却是包括当时希腊人所知世界的通史。不过，这些说法只限于摆出事实，没有把它和希氏所处的时代环境、文化特点、史学源流以及个人经历等联系起来，没有看到希罗多德既以面向世界的旅行探索开始，又以面向世界的综合著述告终。或者，借用我们惯用的说法，那就是没有把面向世界的史学之父这个形象鲜明地树立起来。——这恐怕就是我履足希腊土地，受到面向世界的春风之助而得到的一点顿悟吧。
时至中午，船已驶近爱奥尼亚群岛的最后一岛——伊塔卡岛，再往前就是希腊本土的伯罗奔尼撤了。对我说来，伊塔卡非比寻常，因为它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赛(或译欧德尔索斯)的故乡。
眼前的伊塔卡，港汊曲折、峭崖壁立，白帆点点穿插其间，倒也不乏悦人之美。可是，如果抛开航海运动爱好者给这一片海上美景带来的蓬勃生气，透过时而显现的荒山秃岭就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小岛固有的石多土少、荒凉贫瘠的面貌，和荷马所咏是多么相符。希罗多德在他的旅游生涯中，想也多次绕伊塔卡而过，荷马的名句也一定在他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吧！如果说伊塔卡这种严峻的环境，曾经培育奥德赛那些扬帆于无边海角的英雄；那么，在希罗多德心中，同样的环境不是也培育了他在《历史》中热情歌颂的抗击了波斯大帝国的希腊健儿么？
船到佩特雷靠岸后，转乘火车，沿哥林斯湾东奔雅典。初夏时节，傍海急驰，凉爽喜人，南望阿尔卡狄亚的群山，或层峦叠嶂，或浅溪深谷，始终跟随左右，有时伸向远方，有时紧逼海岸，从佩特雷到科林斯的百里间，很少见到阡陌相连的大片田地，荒丘草地都引人注目。偶尔见到草地上有个放牧山羊的牧场，却用几根木柱铁丝简陋地圈起来，象豆腐干似地点缀其间，反而益显荒疏。这儿是雅典的地中海气候，夏天干热，除了一两丛红花怒放的夹竹桃外，草木生机远不如我们行季候风的夏天那样郁郁葱葱。以后我在中希腊南希腊各地所见风物也大致如是。概而言之，几乎可以用我在伊塔卡小岛上所体会到的峥嵘严峻的印象，扩及于大半希腊(只有北希腊东部平原较多)。这不由我想起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有关的一段：
“希腊的国土一直是贫穷的，但是由于智慧和强力的法律，希腊人自己却得到了勇气；而希腊人便利用了这个勇气，驱逐了贫困和暴政”。(卷七，102节)
在这里，希罗多德是借一位逃到波斯宫廷的斯巴达废王戴玛拉托斯之口，向波斯皇帝说出有关希腊情况的“真实话”。戴玛拉托斯确有其人，他投奔波斯后甚受优待，希罗多德在东方旅行时，无疑访问过戴氏的家属，得知若干内情(哈特：《希罗多德与希腊历史》，1982年英文版，138页)。但书中所述戴玛拉托斯和波斯皇帝薛西斯(亦译克谢尔克谢斯)的多次谈话，则纯属希罗多德的杜撰。因为希氏在这里是有意借一位希腊人和波斯人对话的场合，来作一些东西方的历史对比，因此他就不顾戴玛拉托斯实际上是希腊叛徒的身份，让他说出了许多颂赞希腊的“真实话”，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当作希罗多德自己的心腑之言，也无不可。在上引一段话中，希氏力陈希腊国土之贫穷，既是就实际情况而言，也有和东方大国如埃及、波斯等沃野千里相比之意；但他话题一转，强调了希腊人的智慧和勇气，基本思想显然和荷马对奥德赛故乡的赞词一脉相承。不过，希氏距史诗创作的年代，已有三、四百年，这期间正是希腊文明由萌生而至繁荣之际，希氏所说的智慧与勇气，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了。
智慧从何而来？这当然和希腊人自己的奋斗与创造分不开，但若就我现在感到兴趣的“面向世界”的问题而论，那就得强调希腊受赐于东方文明的历史特点了。可以说，在世界古代诸文明中，只有希腊文明这个后起之秀，是直接得力于先行的埃及、巴比伦文明之助，才完成了它“后来居上”的伟业。无怪乎所有为希腊文明奠基的代表人物，都有尊东方文明为师的表示，而其中最突出、论述也最为丰富的莫过于希罗多德。关于这一点，古往今来研究希罗多德的学者，几乎都有论及。《历史》中文版在卷首译载了苏联学者卢里叶《希罗多德论》一篇论文，对此也没有忽略：“在希腊神话历史方面，希罗多德永远是宁取‘波斯人、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的报道’，而不取希腊人的故事的。在他看来，东方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不仅是在希腊人的宗教和哲学学说上，甚至在希腊的日常生活习惯上，他总是不加思索地向往着从东方来的舶来品的！”试以埃及为例，《历史》第二卷全部用来介绍埃及，在惊讶于埃及与希腊差别之大的同时，他提到许多希腊事物渊源于埃及，诸如众神之名(卷二，50节)、节庆游行(卷二，58节)、宗教秘仪(卷二，49，51，81，171节)、灵魂信仰(卷二，109节)等等，这些在古人视为神圣而不大愿意假托于外族的东西，希罗多德则统统归之于埃及人。
宗教方面如此，其他社会生活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例如他指出希腊的几何学来自埃及的量地法(卷二，109节，此节同时提到日钟日晷是希腊人从巴比伦学来)，盾和头盔从埃及传来(卷四，180节)，甚至梭伦改革中的有些法律也借鉴于埃及(卷二，177节)。至于埃及的文明创造有许多优越于希腊之处，更为他所津津乐道，他提到埃及历法比希腊高明(卷二，4节)，埃及的纪年传统远优于希腊(卷二，142—145节)；希腊的神庙在希罗多德看来尽管已够引人注目，但和埃及金字塔的浩大工程(卷二，124—125节)和称为“迷宫”的埃及建筑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卷二，148节)。然而，摆出这些事例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却是：由于希罗多德主要依靠他旅途采访所得，他自己并不懂埃及和其他东方语文，而埃及文明经历三千年发展，当时已处衰微停滞阶段，传闻失实之处甚多，因此若就事论事，希罗多德所举的例子多半牵强附会、张冠李戴，他用的那套简单类比方法也经不起推敲考证。卢里叶甚至断言“除去个别例外以外，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没有任何科学价值的。”《剑桥古代史》一九八二年的新版也说：“总体而论，现代学识的进展已发展古人有关埃及文化影响于希腊的信念多属误会。”(第三卷第三分册，54页)果真如此，问题就复杂了。
当我回想到这个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时，火车已绕过了科林斯湾，暮色渐重，前面灯火闪烁之处就是古代可和雅典在经济上互争雄长的名城科林斯。在这条现代铁路上，科林斯也是一个大站，上下旅客甚多，同座的几位日本青年因要南下参观迈锡尼古迹也在此下车，小间里只剩我一人，更便于我同时观赏左右两面风光。车出站不远，就走上了著名的科林斯地峡，它象一条带子联结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最窄处仅有四、五里，两边都是海。古人已有在此处开运河沟通两岸的想法，到十九世纪终于实现，这就是列车一瞬而过的科林斯运河。它的河面不宽，却直下岩基数十米，笔直地切断地峡，北接科林斯湾以通爱奥尼亚海、南连萨拉密湾以达爱琴海，一河两海，一眼望，堪称希腊一景。这时暮色已深，两边车窗外都可见微明的海面和船舶的灯火，不一会儿列车就沿着地峡上的吉那尼亚山南坡东驰。雅典已在前方——旅途匆匆，似乎难以思考上面提到的难题。但地峡联结两海的形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从雅典到伯罗奔尼撒参观斯巴达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奥林匹亚时，也多次经过这个地峡，并且是在白天，得以饱览胜景；当我最后一次经过此地，前往佩特雷循原路返回意大利时，在希腊的参观逗留已使我对上述难题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就从科林斯说起吧。这个紧靠地峡北岸的城邦，凭其地理优势，是古希腊诸邦中最先获得“经济起飞”者之一。以希腊国土之贫瘠，起飞伊始，更有赖于和东方的贸易与技艺交流，这不仅从文献史料看到一些反映，也为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在雅典的考古学博物馆以及欧美一些著名博物馆里，人们都会看到代表科林斯这个起飞阶段的产品——被称为科林斯风格的彩绘陶器。这种陶器的前期，特称为“原始科林斯风格”(大约在公元前七二○——六四○年间)，就有明显的仿效东方艺术的倾向，故又称为“东方风格”或“东方化风格”。这些东方化陶器普遍采用从东方纺织品或金银工艺品上撷取的图案、动物形象以及神话人物，运销希腊和东方各地，颇受欢迎。在叙利亚的奥伦特河入海处不远的阿尔·明纳(今属土耳其)，英国考古学者伍雷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曾发掘了一个古希腊人的商站，它从公元前九世纪便已存在，一直兴盛了好几百年。在东方风格流行期间，哥林斯的陶器也大量运销此地，现已出土的许多陶器碎片就是明证。阿尔·明纳商站的规模、持续时间之长、以及它扼河口的形胜位置都表明希腊人和东方直接联系的密切，有许多地方是超出一般文献史料所反映的情况的。希腊人在埃及建立商站则要晚一些，约在东方化时期之末(公元前七世纪后半期)，但希腊与埃及的联系也是早已有之，由腓尼基商人贩运至希腊的埃及产品(青铜器、圣甲虫玉雕)等在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而建商站后，希腊人进入埃及的规模则较东方其他地区尤甚——不仅有商人，还有大量雇佣兵。现代学者在许多埃及名胜古迹上发现了这些古希腊“丘八”的即兴题词，其中最长的一段题词见于古埃及南部国境以外的阿布、辛姆贝勒(现属阿斯旺水坝形成的纳赛尔水库区内)，带头具名的皆为雇佣兵将领，年代约公元前五九一年。这些希腊雇佣军在埃及法老率领下，配合埃及军队远征努比亚的史实，也得到埃及有关碑铭的证实。至于希腊人建在尼罗河支流卡诺色斯河上的商站纳乌克拉提斯，以后更发展为一大商埠，在法老阿玛西斯时拥有贸易特权。希罗多德对此曾记述说：
“阿玛西斯对希腊人是抱着好感的。在他给予某些希腊人的其他优惠当中，他特别把纳乌克拉提斯这样的城市给予愿意定居.在埃及的希腊人居住。对于那些愿意在沿海进行贸易，但不想定居在埃及国内的人们，他答应给他们一些土地，使他们用来安设祭坛和修建神殿。在这些地方当中，最大的和最有名的，也是参拜者最多的圣域是被称为海列尼昂的圣域。……
“纳乌克拉提斯古时是全埃及仅有的一个商港。如果一个人进入尼罗河其他河口之一的时候，他必须发誓说他不是故意到这里来的。这样发了誓之后，他就一定要乘船到卡诺色斯河口去……最后来到纳乌克拉提斯地方，纳乌克拉提斯就是赋有这样大的特权的。”(卷二，178、179节)
现代考古发掘已发现了纳乌克拉提斯古城遗址，包括希罗多德提到的城中的海列尼昂圣域(实际上是九个希腊城邦共同管理和使用的希腊神庙)以及他提到的其他几座希腊神庙(另由其他城邦修建)。纳乌克拉提斯的规模、特权和希腊各邦在此地的聚集，使一些西方学者把它比拟为旧中国时期的上海，这当然有点不伦不类，不过却也说明了当时希腊来埃及经商探宝之盛。
从东方化风格到希腊各邦纷纷插足纳乌克拉提斯，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与东方一直有着密切往来。这段时期(公元前八世纪至六世纪)正是希腊文明形成之时，就象在陶艺这个具体领域，东方化表明了希腊人有赖于汲取东方成果以助自己起飞一样，在整个希腊文明的发展上也是可以这样说的。希罗多德和他的同时代人是认识到这个基本事实的，但由于历史知识和对社会发展了解的局限，他在表述这个基本事实时，列举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被卢里叶等人斥为“没有任何科学价值的”东西。这倒有点象前面提到的他有关希腊国土一直贫穷那段至理名言，不该假托戴玛拉托斯之口说出一样。显而易见，希氏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如果因为他举了几个错例就否认了希腊人以东方为师这个基本事实，那倒铸成大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