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叶小集

　　一、《郭沫若归国秘记》
　　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海言行社出版了一本《郭沫若归国秘记》，作者殷尘。出版者名义而已，作者亦不见经传。当年我见过此书，弃而不顾。十多年后，在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前偶然又碰到此书，以为翻翻无妨，便购回了。一读，发现这并非一部无聊的书，亦非道听途说之类可比。作者同郭老实有交好，抗战发生后，他协同郭老筹划从日本返国，事后又一路陪伴郭老首途。作者不仅写作态度认真，还闪露出写散文的才能。他不仅是叙事，还写人，既写周围的环境，也写人物的思想感情，并无猎奇之笔。比如，他不仅写了郭老当时的复杂心情，也写了当时一般留学生和海外寓公、外交官的思想活动，甚至描绘了他们家属的面影。我真不明白，作者何以用了“秘记”那样的一个俗名。
　　郭老所写《海涛》一书，亦有结束十年流亡生活和辞别日本的记载。但是，篇页不多，限于当时的条件，也不能尽述。这部《郭沫若归国秘记》，恰可补其未足道者。当然，限于作者的眼光，也不能完全代替郭老的认识。
　　郭老在《由日本回来了》一文中，明明写到自己是一个人上船的，实际上殷尘君一直陪侍在侧。又如郭老命船上听差去三等舱寻一位C君上来，这位“听差”实即殷尘，C君则是张和卿。而且就连这篇《由日本回来了》，殷尘在《秘记》一书中也谈到是在轮船将要到达上海的几个小时以前，郭老伏在舱内匆匆写出的。
　　《秘记》一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比如抗战事起，郭老早有归计，并料到日本当局不会有利于他，也想到了国民党方面的纠缠。但他决心已定，即使一死，亦要报效祖国。为此，他亲自写下一封遗书，签了名，盖了章，交与殷尘保存，途中一旦发生意外，可由殷尘在国内发表，以告世人。这份“遗书”原件已不存，但殷尘还是依靠记忆将原意写了出来。后人重读，仍可感到郭老强烈的爱国激情。今录如下：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惟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从新建筑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郭老归来以前所写的几首旧体诗，殷尘都大略地记其写作的情况，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原诗的参考。但是，书中有的事实是否全都可信，因未详考，尚待研究。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即光从书名来判断一部书的内容优劣，实在是靠不住的。殷尘所以把这本书命名为《郭沫若归国秘记》，也反映了他的生意眼，完全是为了满足小市民搜索名人秘闻的心理。
　　二、郭沫若的归国与郁达夫的访日
　　殷尘在《秘记》中，提到一九三六年年底郁达夫到日本访问郭沫若，并动员其返国的事。这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惹人注目的一笔，因为郁达夫先是与鲁迅先生相约同赴日本，后来他只身赴日，说是为福建省购买印刷设备和考察日本文学的。多年来人们都相沿此说。实际上，这只是个烟幕，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联络郭沫若返国事宜。自从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以后，他们已经十年不见了。那时彼此早已抛却了往日的纠葛，异国重逢，还互相赠诗为念。郭老写道：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郁达夫的诗是这样写的：
　　“却望云仙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
　　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
　　郁达夫在日本数度往访郭沫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那一次，讲明要“畅谈一天”。到寓后，“达夫要求到外边去散步。因此便连茶没有喝，便同他两人一道走出。”他们漫步真间山上，那里有森森的林木。“在寺前的高墩上，达夫和我同去立了一会，倚着一株古老的深松。”他们“又拣背径插向江户川畔。”他们有意躲开家人，究竟谈了些什么呢？郭老只是写道：“冬阳艳暖，江风亦无寒意，与达夫并肩而行，用着中国话谈着些无足轻重的往事。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海涛·广陵散》)实际上郁达夫邀他到僻静之处，谈的正是归国的大事。
　　据殷尘《秘记》所记，郭老当时向郁达夫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国内当局要取消对他的通缉令；一是要汇一笔归国的旅费来。郁达夫当然同意。但他也难作主，直到第二年的五月，郁达夫才进行得略有眉目，《秘记》中收录了郁达夫于五月十八日写来的两封信，今录其一，以见其实。这当然是不见于郁达夫文集的一封佚简。
“沫若：
　　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我以奔走见效，喜不自胜，随即发出航空信一，平信一。一面并电京，请先取消通缉，然后多汇旅费去日，傅得早日动身也。
　　目今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今之天经地义，想兄不致嫌我多事也。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一同往南京去走一趟，这事的经过，一言难尽，俟面谈。
　　前月底，我曾去杭州，即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事为嘱，殊不知不待彼言，我在去年年底返国时，已在进行也。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
　　我在前两月的函中，已略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直告，大约此函到后，南京之电汇，总也可到，即请马上动身，先来上海。
　　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弟达夫上
　　五月十八日”
　　这封信表达了郁达夫对郭沫若的殷殷之情，同时也证明郁达夫半年以来，一直为郭沫若归国的事而往返奔走。信中说的“敝东”陈公洽，是指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当时郁达夫在福建担任一个挂名的差事，所以他在信中自称“甘为俗吏”。对于达夫当“俗吏”，郭沫若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我看达夫的使命依然是做个文艺作家，与其为俗吏式的事务所纠缠，宁应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广陵散》)至于希望再与郭沫若合作共事的愿望，后来是部分地实现了。那是在抗战开始之后国共合作时期，郭沫若说：“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我又参加了工作。我推荐了达夫为设计委员，达夫挚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见《论郁达夫》)
　　关于郁达夫的这封信，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也曾提及，不过说是电报，也许就是殷尘在《秘记》中所引的第二封短信。我猜想郁达夫也不会同日写内容相同的两封信吧。郭沫若说：“次年的五月，达夫有电报给我，说当局有意召我回国，但以后也没有下文。”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郭老化名杨伯勉，终于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一别十年的祖国，“……到上海的一天，达夫还从福建赶来，在码头上迎接着我。他那时对于当局的意态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没有恢复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个人留在上海，达夫又回福建去了。”这是郭老的记载。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适逢郭沫若五十寿辰，并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文化界拟举行纪念活动。远在南洋的郁达夫亦闻声而动，他写了一篇《写在郭沫若五十诞辰之前》，比殷尘更早地披露了他一九三六年赴日本的真实目的。他说：
　　“……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大使三人知道。
　　“他到上海之后，委员长特派何廉氏去上船去接他，到了上海，和他在法界大西路一间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的住宅里见面的，也只有我和沈尹默等两三人而已。”(见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香港《华商报》晚刊副刊《灯塔》)
　　郁达夫的这篇文章，说明国民党当时也对郭老有所企图。但是，郭老思想上早有准备。关于轮船抵达上海码头，以及南京的何廉去接迎他、同沈尹默的谈话等情节，殷尘在《秘记》一书中不仅亦都谈及，而且比郁达夫的文章更为详尽，更能鲜明地看出郭老的政治态度。
　　船未靠岸，郭老便命殷尘“留心在人丛中有没有郁达夫在内，他(指郭)还要我(指殷尘)在一靠岸当儿雇车到孔德图书馆去找沈尹默先生去，”可是一踏上岸，在人丛中蓦地走出两个人来，其中一个便自称是南京来的，要接郭沫若到一处地方，并解释一下国内情形和南京的意旨。郭沫若断然拒绝，对那人说：“不，我现在不能去。”那人正是行政院的政务处长何廉。其实在出发之前，郭老便对殷尘说过：“中央政府是否有抗日的意思，到了现在还不见确实声明过，民众运动至今还没有完全解放……所以这次回去，政府能不能容我，果然是一个问题……”(《秘记》121页)
　　郁达夫也来码头了，因迟到一步，扑了个空。他是当天上午刚刚从福州赶来的。郭老说船是七月十七日到上海的，殷尘说是八月一日到上海的，因为从日本登船的时间已在七月二十几日了。郁达夫又从码头赶到住处，并邀众人赴来喜饭店，他作东为郭沫若接风。郭沫若说：“达夫很豪饮，大啖特啖，直到深夜，我们和尹默、达夫分手了。”
　　说到郭沫若归国后的打算，殷尘在《秘记》里还提供了沈尹默先生的一个设计。沈先生究竟是一位书生学者，他既不赞成郭沫若投向南京中央政府的怀抱，也不赞成郭沫若从事发动青年的群众工作，实即指我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他以为前者是不可信任的，而后者又恐怕得罪了政府。这位秋明室主人还发现当局一时未必有抗战的决心，因此劝郭老反不如自己研究古代文化为好，而且“这类工作等待我们去做的还很多哩。”沈先生当属好意，可是这违背了郭老归国的意志，自然他是无法接受的。民族危亡之际，古代文化研究更复何言？郭老所走的是什么道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
　　三、关于殷尘其人
　　《郭沫若归国秘记》的作者殷尘是什么人呢？
　　从《秘记》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作者是一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例如：“到三省书店，在那里作了约略的观览，知道第四期的《书苑》出版了。鼎堂(即郭沫若)的那篇为我和章太炎谈论的信札而作的序，和我写的《瓦当文》都已刊出，……”他还为《书苑》写有《瓦当题跋》，并拟作关于《天发神谶碑》的考据，等等。
　　殷尘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才第一次同郭沫若晤面的，据他说，他是从郭老学习甲骨文的。显然这是一位青年学者。稍后，郭老还同殷尘一起拜访过日本甲骨文专家河井荃庐，在那里看到不少石鼓文拓本照片和藏龟。殷尘目河井为父执，他来日本，殷尘的父亲便“以子相托”。从《秘记》一书来看，事先事后，从谋划归计到办理一切手续，同大使馆联系等事务，他都参加了。然而，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在我心里始终存在一个疑团，对《秘记》这本书，也抱着一种神秘的感觉。
　　一九七○年十一月，香港上海书局出版了一本《晚晴杂记》，这是叶灵凤先生的一本随笔小品。其中有一篇《金祖同与中国书店》，终于解开此谜。原来殷尘就是金祖同的笔名。他伴随郭老归国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
　　叶灵凤说，殷尘从郭老学甲骨文，可以说是郭老的私淑弟子。殷尘的父亲当时在上海开设专门经营线装古籍的中国书店，地址在南京路新世界游艺场对面的弄堂里。郑振铎、阿英都是这家书店的老主顾。
　　郭老归国后，同夏衍同志等一起创办了《救亡日报》，叶灵凤先生当时也参加了编辑工作，他说：“后来淞沪战场发生变化，租界上流传着日本人将不利于救亡日报的消息。我们为了慎重计，临时放弃设在大陆商场楼上的办事处，将编辑部暂时设在中国书店，借用他们的灶披间发稿，就由后门出入。每天晚上，在隐蔽的灯光下，大家就在那里工作，直到将大样送往承印的印刷所付印了，这才雇一辆出租汽车，一路送大家回家。
　　年轻的金祖同，在当时日本人横行的租界环境下，敢于借出他的书店余地供救亡日报使用，实在是很勇敢的行为。”
　　叶灵凤又说，“殷尘”这笔名，显然与甲骨文有关，“因为那些龟甲牛骨上所刻的文字，全是殷人的卜辞。殷尘者，殷人的尘屑之谓，所以这笔名一望就知道是对金石考古有兴趣的人所拟。”
　　殷尘即金祖同，并非叶先生的发现，他是从郑逸梅先生那里得知的。叶灵凤很想一读《郭沫若归国秘记》这本书，可惜他未及见到便故去了。几年之后，我才又向郑先生请教，回信说他曾在海外报刊上发表过一篇短文，大意如后：
　　金祖同，字晓岗，浙江秀水人。金祖同的父亲金诵清同陈乃乾等合股开设了中国书店，地点在西藏路九江路口的大庆里内。当时经营旧书买卖多重善本，该店则有意提高清代的精校精刊书，是独具眼光的。金祖同自幼生活在这么一个古籍环境中，涉猎极广，十余岁时便与章太炎先生论甲骨，为太炎先生所折服。郑逸梅先生说这位少年“美风仪，擅辞令，早年即头角峥嵘，渊博如老儒。”他研究殷墟，除师事郭沫若外，又从鲍扶九、卫齐贤诸位学，当时卫所主持的《说文月刊》，实为金祖同所编辑。至于金祖同的著作，有《流沙遗珍》、《金山访古记》、《龟卜》等，都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只有一部《郭沫若归国秘记》是散文作品，本来这也是一部比较严肃的书，书名却透露了他的趣味还不甚高。这同他当时的生活和思想也是分不开的。据郑先生说，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马霍路口开了一家牛乳、冷饮店，生意颇不恶。金钱到手辄尽，过着十分浪漫的生活。后因恋爱纠纷，所致未遂，悄然渡江至浦东，投黄浦江而终。那时候，他才不过三十几岁。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的学术研究家，竟是这么轻易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在是令人难以预料的。
　　不久前偶然见到夏衍同志，问起金祖同来，他说当年认识的，而且也谈到《救亡日报》在困难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得以在中国书店的灶披间发稿编报。当时阿英同志与他更熟悉。印象中金祖同擅于交际，与各方面的人都有来往，其中包括政界人士。但是，就其政治倾向来说还是比较进步的。
　　一九八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