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中，恐怕少不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两本书吧。说两本，一本是一九五一年开明书店版，一本是一九五三年新文艺出版社版，也就是开明版的再版。
　　两本书大同而小异，异中的一处是五三年版删去了一大段文字，这是第二编第八章《东北作家群》的一节：
　　其中比较早的作家是李辉英，他的长篇——《万宝山》——是描写九一八以前的万宝山事件，人民抗日斗争的大运动的，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积年累月的经济掠夺情形等等。但他的刻划并不算如何的成功。他在一九三二年一度回过东北，又写了短篇集《丰年》。在《序言》中作者对自己说“应把闲情逸致的笔变成对敌人反抗的武器。譬如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压迫我们弱小民族以及屠杀、欺骗等等皆是。……当时是抓着现实社会的一点，想说的就说了。”这本书除了实践之外，没有别的。《丰年》一篇是写的东北义勇军的背景的，说明爱好和平的老苍夫孙三，在事实的教训中，由于当前的情况，知道了除了参加抗日外别无他途。《修鞋匠》是写一个手艺人的，因为日本的胶皮鞋大量倾销，使修鞋匠的业务大受影响，于是愤怒的冲出去兴起一场对警察愤怒干涉的反抗。另一篇《乡下佬》是描写青年学生们地下抗日的活动的，题材也是抓住了现实的。作者的兴奋情绪，吉林的地方方言写当时情况，是很切实的，虽然是篇好作品，但作品的思想性弱，仅凭表面的现象描绘，感人的程度略嫌不够，只是用语流畅，文字简练，此外则是说明的部份太多。
　　人们很容易就猜想，送这四千多册藏书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约就是有“东北作家”之称的李辉英吧。
　　不错。
　　李辉英初时没有开明版，后来也只有了新文艺版，因此根本不知道王瑶的书曾经写到过他。直到一九七二年，一位日本学者清水茂在日本的《野草》杂志上介绍他时提起有这回事，他才恍然。清水茂却仍不悟，不知何以会有这删削的事。李辉英最初也摸不准是什么原因，最后终于想到：“我想，倒怕是因为我已在这期间来到了海隅——香港了。一个离开了内地远适海外的文人，删除了与他有关的两段文学史上的文字，不也十分的公平么？”
　　五一年初版到五三年再版删书，是两年后的事。
　　七二年知道有这回事，是二十年左右的事了。
　　一九八六年王瑶教授到过香港，作家梅子把这件事问他，他的回答是：正如李辉英的“我想”。这更是三十三年以后的事了。
　　在这以前一年，丁玲一九八五年访问澳大利亚回程经过香港时，曾经表示，那是一场“误会”。
　　我也就因此想到了我的一场“误会”。
　　大约是一九八○年前后吧。李辉英一天约我到他在港岛半山的家里喝下午茶。那是他大病以后，听说病的是癌。他不仅行动不便，连说话也相当困难。尽管困难，还是断断续续地说了不少话，我主要是听。具体的内容现在都记不起了，只有一件事是当时印象深刻，现在依然清清楚楚没有忘记的。他告诉我，他和内地的一个单位多年来都有着联系，他为此不止一次去过广州。不过一般人不知道，他要我也不必让一般朋友知道，只是心里明白就行了。
　　我暗叫了一声惭愧。原来我是误会他了。我不记得从什么地方听到过，他在一九五○年到香港以前，在内地(好像是河南吧)，当国共两军处于内战期间时，是国民党这边临近前线某一处地方的县长。在我的主观想像中，这位手执水笔的作家原来竟是执过屠刀的，手上恐怕沾有鲜血。因此，尽管我平日欢喜和文艺界的人来往，对他却有了“远之”为宜的戒备。我没有主动约会过他，至少没有单独的主动约会，这才有他终于约我到他家中喝下午茶的事，就是我们两人对谈，连他的夫人张周也只是初时寒暄了几句话就避开了。
　　也是说来惭愧。直到前不久，张周把李辉英的藏书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时，我才知道她年轻的时候也是有过写作的。最近更从在台湾的老作家陈纪滢的文章中，知道她还有一副好歌喉，领导过合唱团，大唱《松花江上》、《芦沟问答》、《长城谣》等等抗战歌曲，到六十年代人已五十，还能唱得感人泪下。我在她们家中见到她，已不是陈纪滢笔下长着娃娃面孔的少女，而是办幼稚园很成功的老校长了。
　　正是在陈纪滢笔下，我才又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辉英曾经回到东北，先后做过国民党方面松江省建设厅的主任秘书、长春市政府的秘书长。我想，我所听到过的他在河南做过“戡乱县长”的说法恐怕是靠不住的讹传。胜利接收，那是急于还乡，还可理解；失败而流落河南去做个要命的七品芝蔴官，那就可能性不大了吧。
　　那一次下午茶是消除了我的误会的，尽管还不知道去东北接收这些事情。
　　至于王瑶的删除或奉命删除，是不是有着相同的误会内容，我不知道。而丁玲口中的误会又是具体有着什么，也一样不清楚，现在才知道，丁玲当时还说过，应该对李辉英这样的老作家给予公正的评价。
　　事实上，公正的评价在丁玲说这话前一年的一九八四，已经有过两次体现：一次是六月间周扬、艾芜到深圳时，曾经邀李辉英去相会，那是他和一批香港作家同去的；而十二月底，他更和一批香港作家到北京参加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还坐上了主席团的席位。
　　他是完全具备这样的资格的，因为他不仅是老作家，而且是三十年代的左联作家，先是在上海参加左联，后又到北京发起北方左联所领导的北平作家协会，并主编协会所办的《文艺周刊》。
　　作为老作家，李辉英的“老”可以一直“老”到他十分年轻的二十一岁。那一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最后一课》于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原来的题目是《某城纪事》，题文都经过丁玲的修改，题目的修改显然灵感来自法国都德同名的短篇。李辉英谈到他自己这处女作时也不讳言写作灵感的这一来源。那一年是一九三一，“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年。三个月后，李辉英发表了他这中国的《最后一课》。他后来笑说，这是他写作生涯中“最早的一课”。
　　《最后一课》是中国第一个以反映抗日斗争为题材的短篇，同是反映抗日斗争的第一批长篇有《万宝山》。这是第二年的一九三二出版的，也是李辉英的作品。说一批，是因为同时出版的还有铁池瀚(张天翼)的《齿轮》和林菁(华汉)的《义勇军》。不论是第一个还是第一批，不论短或长，李辉英都有一份，他应该是可以当得起“李第一”而毫无愧色。一定要说愧，那是作者后来自己也认为他的《最后一课》和《万宝山》的艺术水平都不高。
　　李辉英是由于丁玲的关系而登上文坛的。《万宝山》既是出于她的建议和鼓励，又是她修改了送去出版社出书的。
　　他因此结识了丁玲，后来又结识了鲁迅，见过面，也通过信。鲁迅给他主编的《生生月刊》写了《脸谱臆测》，对他表示支持，却给审查的老爷们打上红杠，不准发表。后来收入了《且介亭杂文》。
　　这当中，伪“满洲国”建立的那一年——一九三二，他回了东北一趟，在沈阳度过了“九·一八”的一周年。七月底离开，九月底回到上海，使他能以第一手的材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他写下了好些篇近于报告文学的散文。这样的行动在当时的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不但是第一，而且是唯一。这一年他还只二十二岁，春天写成《万宝山》，秋天潜访“满洲国”。
　　后来的几年他一直在上海，教书、写作、编杂志。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应北平《晨报》之邀去编副刊，却因左倾而受到《晨报》打退堂鼓的对待。第二年“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于是他南下，在国民党统治区转徙流离，一度在黄河边上的豫西灵宝，参加过杂牌军孙桐莹总部做文书之类的工作。在灵宝的窑洞中完成了长篇《松花江上》。孙桐莹部后来被解散，他又重到四川。这一段日子，大约就是他在河南做“戡乱县长”的讹传的根据。
　　胜利后，就是回东北接收，像陈纪滢后来回忆的那样，不一样的是另有一说，说他代理过长春市教育局长，也不是“戡乱县长”。
　　解放前后，他在长春大学、东北大学教过书。一九五○年春天离开东北大学，秋天到了香港，一住就是四十年。
　　他这个东北作家，一生之中，在东北只不过住了二十年多一点。
　　他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和穆木天、萧军、萧红……等人被一起称为“东北作家”的。此外大家知道的还有罗烽、白朗、舒群、骆宾基、端木蕻良……要不是早就有了这个“东北作家”的印象，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称他为香港作家呢？四十年了啊！
　　这当然和日本军国主义不断侵略东北，最后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有关，和当年李辉英他们这一群流亡在关内的东北青年人，同仇敌忾，以笔作枪，以作品当武器，抗击敌人有关。由于他们有那么一群，由于鲁迅又支持萧军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文坛上因此有了“东北作家”的称誉，而从此就保持下来。
　　李辉英在指出多年居于台湾的女作家苏雪林一篇文章的错误时，谈到过“东北作家”的问题。苏雪林说：“另一群的青年作者，一般被称为东北作家。由于他们得到鲁迅的协助，自然而然成为他的群党，随时为他效劳……”李辉英对这些话“不能不表若干遗憾”后指出：“当年出现在上海的所谓东北作家，老实多是各自为战的，并不曾有过联谊之类的组织，但彼此之间终于认得了，一方面是写作上面的同道，就此多了个接触的机会；一方面到底是人不亲土亲，因此而结识了一点往还，也是情理中事，可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群党’”。他还指出，受到鲁迅直接帮助的只是两萧——萧军和萧红；而鲁迅替《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写序，也不是什么“吹嘘”，只不过是“说出内心的老实话，甚而是愤慨话罢了”。
　　李辉英是四十岁那一年到香港的，生命中的一半以上在这“东方之珠”里度过。还是教书、写作、编杂志。
　　他编过《热风》，是和曹聚仁、徐合作。也编过香港中国笔会的会刊《文学天地》和《笔荟》(两个都是报上的半月刊)。
　　他在香港大学教过语文，那不属本科，不很正规。他在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教过中文系，后来更主持中文系。他是一九七六年在中文系主任的职位上因病退休的。前后十年。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著作中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比起他的同乡晚辈司马长风的三卷《中国新文学史》来，态度要谨严得多，但在香港海外受到的注意似乎反而较少。这和他为人的风格相似，不哗众取宠。
　　他在香港完成了四个长篇：《人间》、《苦果》、《四姊妹》、《前方》。这以前是《万宝山》、《松花江上》、《复恋的花果》和《雾都》。曹聚仁对《人间》作了最高的评价，他说：“真正能够反映抗战时期的实生活的小说，以我所见到还要推近年在香港出版，李辉英所著的《人间》。当抗战局面已经过去了，火辣辣之情绪已经冷却了；我们再以反省的心情，把那个时代的动态检讨一下，这才形之于笔墨，就不像抗战时期那些作家的小说，那么肤浅了。作者原是东北人，年轻时期，就在关内过流亡生活；抗战时期，在西北一带住得很久(这里主要指河南，略及山西，不能算西北——柳苏)。他所描写的光明面与黑暗面，都是很凸出的……这是一部写实的小说。(李氏的其他小说，都不足以和这部小说相比并的。)”
　　《雾都》、《人间》和《前方》，他自己说是他写的抗战三部曲。《雾都》的背景在重庆，《人间》在西安，《前方》在郑州和洛阳。洛阳和西安都是古都，因此也就被称为“三都赋”。《雾都》写于抗战期间的重庆，《人间》和《前方》写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雾都》在抗战胜利不太久的一九四七年就被日本翻译家译成日文出版。
　　《松花江上》没有被列入抗战三部曲中，但作者说他是把它作为三部长篇的第一部的，二、三部来不及写就去世了。他只是在六十年代里把它修改，出了新的香港版。这是《万宝山》以后他的第二个长篇。
　　八个长篇中，只有一个《四姊妹》是以香港为题材的作品。此外，就是短篇集子如《名流》之类了。
　　他有九个中篇和九个短篇的集子。
　　他还写了不少散文随笔。有写东北的《乡土集》，写南洋的《星马纪行》，写文坛的《三言两语》(这里面有珍贵的资料)等等。还有《李辉英散文选集》，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他的故乡东北，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替他出版了《李辉英研究资料》。研究资料和散文选集的编者都是马蹄疾。这是内地近年替他出版的仅有的两个集子。
　　研究资料出版于一九八八年。第二年，马蹄疾带了一本李辉英选集的稿子到香港，那边的三联书店打算编入《香港文丛》，出版《李辉英卷》。
　　人们在等待这一“卷”的出版，这“人们”，　当然也包括过李辉英自己，但现在却不能包括他了。他已经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的第一天去世。
　　这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实际上却是昨年，几百天一下子就过去了。
　　人不见，书满眼。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出现了李辉英书库。这使他的位置显眼一些。他写过两篇“我之于书”的散文，说自己是爱书的人。现在这四千多册书的远道归来，又一次说明了他是爱国的人。
　　他的爱国，首先表现在他是第一个写抗日小说的，而且一生多是写抗日之作，他的最后一个长篇就是抗日的《前方》。这一份到老不懈抗日题材的坚持，在别的作家还很少见。
　　他为人朴实，朋友说他忠厚，就是写起论辩文章来，也只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动火气。如谈到《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再版本把他整个删除掉时，他还是平心静气地说“不也十分的公平么”这样的话，尽管事情实在不公平。他在指出苏雪林把“东北作家”们一个个都说成是“学术修养并不好”，“措辞有瑕疵，句子结构有错误，思路极端的不合逻辑”，他也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苏雪林“过于武断”和“保守”而已。
　　他是不是总是这样温文尔雅呢？并不。他自述在豫西窑洞写作《松花江上》时就说过：“亲爱的朋友们，你简直不知每当我听到青年男女唱起流亡三部曲(包括《松花江上》这第一部曲在内)时，我们心情会激动到什么地步，而那种热血沸腾的情形，真不知如何处置自己才是呢。”他自己也一样唱得珠泪滂沱，悲伤、沉痛、愤慨，于是而挥泪写作。
　　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写于一九九二年五月李辉英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