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谈“合金文化”

　　读罢《读书》一九八四年第十期的书摘《设计的奇迹》，我立刻想到一个至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熟悉的概念：“合金文化”。日本学者广中歌和子在给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的《日本名列第一》写的“序言”中提到“合金文化”一词。广中歌和子说，“合金文化”源于一位叫做马克斯·拉纳的美国人。据说拉纳曾认为：“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及各自带来的文化，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是单一的民族，但从外国积极引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的国家。”
　　在中国的古代文明中，青铜这种合金成为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同义语。但是在文化方面需要取他人之长，避自己之短，从而铸造出一种新的“合金文化”，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说我们对此已有了十分自觉的意识。毫无疑问，马克斯·拉纳所说的“合金”，　有不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排斥的元素。然而同样不可忽视，在由于信息和交流手段革新而带来的整个国际交往日趋发达的今天，不论任何一个民族及其文化，要想保持纯而又纯，那实在也只是一种空想。
　　现在的日本学者，在探讨日本经济起飞的原因时，一般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文化，不是看作异端，也没有排斥和偏见，而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为师，并积极的进行全力移植和吸收。”(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飞跃发展的根本原因》，转引自《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113页)在《设计的奇迹》一书中，弗兰克·吉伯尼也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探讨日本经济奇迹的历史渊源。他提出基督教资本主义与儒教资本主义说。吉伯尼提出的这两个概念是否能够成立，暂且不谈，但他对这两种模式的描述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第一，它实际表述的内容是生产方式的文化要素或民族特征问题；第二，它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史的一定程度的总结。
　　就前者来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往往要么根本不承认生产方式的民族特征，要么就是有意无意地宣传民族传统文化的尽善尽美，以至于我们经常把现代社会中标志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某些事物，简单地全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就后者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特别是劳动力普遍地成为商品以后，劳动者的地位就在于他能否给资本增殖利润；因而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他的生活条件又日益恶化。吉伯尼担忧西方企业看待工人就象看待可拆换的机器零件的现象，并非无的放矢。当然，完全解决或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的。不过比较起来，日本人在这点上却要高明的多。这既表现在他们对外来文化一向抱着积极引进的态度，引进以后，又能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技术改造”；同时还表现在他们善于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作有机的结合，其中还特别注意调整或摆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设计的奇迹》所指出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变成了礼义的呆板法典，变成了对权势人物的等级服从，但在日本，“儒家的劳动道德还在对一亿一千七百万日本人中的大多数起着激励作用。”所以吉伯尼借用明治时期的一位实业家的话说，他的目标就是“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化或它的结构中却不免多了点《论语》，少了点算盘。现在的问题不是《论语》要不要，而是如何使算盘与《论语》巧妙而又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总的说来是对《论语》——姑且把它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代表——虔诚颂扬的多，而对算盘——姑且也把它当作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代称——一是盲目批判的多，二是闭关自守，在吸收方面也过于慎重。由此造成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失去了横向上可资比较的参照系。
　　在《日本名列第一》中，沃格尔以体育运动为例，说中国人在七十年代派往国外的体育代表团，只是乒乓球之类具有世界强队水平的运动项目，“可是日本的作法与中国不同，日本人从西欧盛行的体育中，选择自己的想要提高的项目，然后派人出国学习”，由此势必造成日本队在国外往往被打的落花流水的现象，但他们却认为：“吃败仗并不是丢脸的事，而是学习球艺的过程。”(该书第41页)这个例子实际上告诉我们，在当今的世界上要真正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峰，不仅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而且还要敢于亮出自己的短处。而这，把它归纳为熔铸具有现代品格的合金文化的一个步骤，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
　　多年以来，就以向西方学习这一点来说，各种形式的论战批判，不知耗去了人们多少精力。时下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东西方比较文化的研究极为盛行，这是好事，但是却鲜见通过比较研究对西方文化如何吸收利用进行探讨的论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在我看来，比较还只是手段，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这种手段，通过对东西方文化同异长短的比较，弃粗取精，为我所用，冶炼出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合金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合金文化作为日本成功的一个秘诀，或者从这个角度去探讨日本的成功之道，是有意义的。　早在六十年代初，吴玉章同志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时，一方面批评革命派对“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过于简单”，另一方面又指出：他们在理论方面缺乏创造性的活动，对西方十七、八世纪的启蒙学者的著作和十九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没有作系统的介绍，是他们未能攻破封建主义思想堡垒的一个重要原因(参阅吴著《辛亥革命》第16页)。我以为，吴老这里所说，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构筑现代的中国文化，必须系统吸收包括启蒙思想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的问题。
　　当然，如果仍然囿于西方文化可取者只有“声光化电之学，船坚炮利之术”的传统眼光，多少吸收一些西方的实用技术或文化，持异议者倒也并非很多。但问题的症结也正在这里。当今的世界，已是三颗同步卫星就能覆盖全球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正象宦乡同志前不久在日本大阪第五回“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所指出的，“一切昔日的文明和传统都要放到新的历史天平上来衡量，一切文化形态都要以时代的坐标系统加以判断。”(《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日)因此，我们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树一帜，就必须把门打开，具有容纳当今世界上各种新知新说的气度与胸怀，大胆引进并改造世界上一切民族的美好传统、智慧与文明。只要有正确的指导方针，在中国的辽阔大地上引进外国文化的微量元素，决不可能起到喧宾夺主的作用，而只会使我们的中国文化真正地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写于安徽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