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比较文学的国际盛会

　　今年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九日，来自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六百位学者齐集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华盛顿广场旁边的纽约大学，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第十届大会。这样的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一九五五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首届大会，一九五八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恰佩希尔召开第二届，今年的第十届大会是第二次在美国召开。自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建立以来，来自　中国大陆的三位代表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盛会。
　　　主办本届大会的纽约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坐落在著名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1age)的中心地带。这格林威治村并非乡村，而是纽约市区比较幽静的部分，历来是作家、艺术家们喜欢居住的地方。在这里的咖啡馆里，你常常可以听到涉及文学艺术问题的讨论和谈话，在这里一些公寓和住宅的门旁，你不时会发现一个铜牌，告诉你这是埃德加·爱伦·坡、托马斯·沃尔夫、亨利·詹姆斯、尤金·奥尼尔或者女诗人米莱(Edna St.Vin-cent　Mil1ay)曾经住过的地方。对于研究文学的人说来，这的确是一个理想的聚会场所。当我乘坐中国民航飞机横越过太平洋，从北京大学来到纽约大学时，明显地看出同来大会报到的人来自不同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肤色和服饰，讲着各种不同的语言。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从差异很大且丰富多彩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角度，一齐来探讨文学的创作、欣赏、批评和文学史等等的根本规律。
　　大会内容丰富，由于题目范围很广，提交的论文数量很多，这届大会所有的论文都依若干论题在各个小型会议上宣读。这些小型会议在不同地点同时进行，参加者可以自由选择，随进随出。论题(themes)主要有三个，一是“文学史的一般问题”，二是“比较诗学”，三是“美洲国家间的文学关系”，每个论题下又分若干小题目。此外又有内容极为广泛的各种专题讨论会(Roundtables　and　Workshops)。我自己在大会宣读的一篇论文讨论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翻译、演出和接受的问题，属于第一个论题下面探讨剧本与表演艺术之间关系的题目，但我参加讨论更多的是“比较诗学”这个论题下专门探讨“东西方诗学体系比较”的题目。就我所知，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历届大会中，这是第一次设立专论东西方文学比较的题目，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在国际学术界已取得一定成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宣读的论文中，有讨论早期土耳其小说、日本俳句与西方文学、泰戈尔诗歌、布莱希特戏剧在泰国等等问题的，但更多的则是与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有关。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在他的论文中引用大量材料，证明中国诗学的传统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具体的审美经验，力求保持这种经验的完整性，而避免用理性分析使之支离破碎。耶鲁大学的史蒂芬·欧文(StephenOwen)以中国旧书的夹注和眉批与作品本文的关系为内容，提出一篇“论阐释的形式”的有趣论文。此外，还有涉及中国文学史、中国传统批评概念的应用和中国戏剧等多方面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使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成为本届大会中别具特色的一个重要部分。象哈利·列文(Harry　Levin)这样研究西方文学的著名学者也常常来听这个专题的有关论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还遇到从巴黎大学来的一位年轻学者夏皮罗(Joёl　Shapiro)，他对研究中国文学充满了可贵的热情，在这次大会上他宣读的论文，就专论法国诗人塞加伦(Victor　Sega-len)与中国诗的关系。更有意义的是在本届大会选举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新的办事局(Bureau)成员时，北京大学的杨周翰教授被选为十六个执行委员(assessor)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的郑树森教授是被选入办事局的另一个中国人。办事局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领导机构，有两个中国人同时被选为它的成员，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学者和在中国发展比较文学研究寄予的重大希望。
　　在这里，我想谈谈有关我在大会宣读那篇论文的一个小小插曲。在国内我虽然旅行得不多，但也还走过几个地方，无论坐火车，乘飞机，托运行李都很简单可靠。这回第一次去纽约，到肯尼迪机场后在传送带边一等再等，我托运的唯一一个旅行袋却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后来我的一些美国朋友告诉我，这在他们也并非绝无仅有的经验，所以凡是出门远行，不仅需在托运的行李内外都贴上标签，写明姓名地址，而且重要文件和贵重物品都应带在身边，不要交托给航空公司。我自然没有什么重要文件，但准备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原稿却恰恰在那个袋子里。旅行袋后来总算找了回来，但却是在会议结束之后，所以在宣读论文那天，我只好根据记忆把全文试着重新写出来，并向我的听众作一点解释。我说我要读的，不说最短最简单，也是这个国际会议上极短极简单的一篇论文。其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丢了行李和手稿，不能照本宣科，只好根据记忆复述要略，与其说宣读，不如说就论题即兴地谈谈。大概人们坐在那里听一篇一篇地读论文，不免有些腻味，我说到丢行李这种现实生活中荒诞的小插曲，在他们听来显得俏皮幽默，立即出现一种活跃的气氛，使我读的论文竟得到格外热烈的反应。我谈论的是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的变形，包括京剧、川剧根据《吟边燕语》或《莎氏乐府本事》改编的早期本子，直到近几年北京舞台上演出的剧目，尤其谈到中国传统戏剧的脸谱和套子形成的黑白分明的表演模式和爱憎分明的接受模式与莎士比亚戏剧风格的矛盾。这些问题引起不少人的兴趣，所以十分钟的讨论也颇为热烈。如此看来，除内容的充实以外，表达方式的生动与否关系十分重大。负责第一个论题部分的佛克马教授(Douwe　Fokkema)向我表示祝贺，诙谐地说：“我为你丢了行李而高兴”。这句话使我联想到的不是塞翁失马的古训，却是文学研究本身的表现形式问题。许多理论家研究文学作品的接受，却忘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何被人接受，结果是文学理论充满玄妙晦涩的术语和词句，变得十分难解，使一般读者望而生畏。既然专门研究文学的学者们也喜欢生动的谈话，一般读者自然更是如此，学者们何不就用大家都懂的话来说明自己高深的理论呢？这一点意思倒也并非我一个人的感慨，当代西方文评的大权威韦勒克(René　Wellek)在大会结束时举行的晚宴上讲话，也针对西方目前一些批评流派脱离文学作品的社会性和人性、越来越抽象虚玄的倾向，重申文学研究应强调文学性，应保持人文学科应有的生动内容。牛津大学的老教授萨克尔顿(RobertShackleton)的讲话，从头至尾充满了英国人的机智幽默，使整个宴会大厅时时回荡着笑声，在轻松愉快的谈话中使人接受他关于文学研究的见解。文学评论本身要有文学性，有文采，看来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比较文学研究正开始在我国取得新的进展。努力提高学术水平，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世界上去，这是我国的文学研究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九八二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