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阳光柔和而明亮，空气清新而湿润。在短暂的夏天里，瞬息之间，广袤的大地上已是绿草如茵，野花似锦，仿佛无边无际的生命之泉正从任何一个角落急切地涌现。在九棵参天的橡树荫下的小山涧旁，平卧着一座规整的长方形的土坟。坟的四周和上面长满嫩草，坟顶正当中小花聚成一脉红波。远近是在微风中闪烁的白桦树，上午的阳光正透过密林，斑斑点点地撒到坟地上。涧水的呜咽和虫鸟的鸣声，更显出林间的寂静和清幽。这座土坟已经经历了整整九十年的风风雨雨，若非人们的精心呵护，早已夷为平地。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只是为了在此土坟前致意。
这里安息着俄罗斯一代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当他仅仅五岁时，他的大哥尼古拉向三个弟弟宣布他拥有一项秘密。只要把这个秘密解开，世界上就不再有贫穷、疾病、仇恨和麻烦。他说他已把这个秘密写在一根小绿棒上，这绿棒就埋在小山涧旁的路边。列夫讲，他死后要埋葬在同一地点以纪念尼古拉。
寻求这个秘密是托尔斯泰一生的使命。或许穷其一生，他并没有寻获这个秘密。事实上，任何生灵都不可能完全解开这个秘密。但是他不懈的真诚的努力赢得了人类的崇敬。
经历过长年的心灵煎熬后，托尔斯泰决定在一九一○年十月的一个后半夜离家出行。他计划先去探望住在尼姑庵的妹妹玛丽亚。他搭乘的火车只挂单节三等车厢，而且车厢里早已挤满了穷人。于是他只好一路站立在露天的车尾上。这位老者抵挡不了风雨的严寒，几经周折后，终于病逝在梁赞省的阿斯塔波发车站。这个车站在庄园东南方五十公里处。他的棺材先由火车载到离庄园最近的车站，人们聚集在沿途的每一车站向他致哀。再由他的儿子们和农民抬到此处，送葬的队伍长达三俄里。没有演讲，也没有宗教仪式。当灵柩被放入墓圹时，全体跪下，泣不成声。如此素朴的和自然母亲同化的方式，真正符合托翁的愿望。
从墓地返回到他的故居得走几里长的乡间小道，道旁是白桦树林和果园。几名女人骑着红鬃骏马往来于林荫之下。迎面走来一群儿童，见我们举着相机，原本叽叽喳喳的他们顿时安静下来，并在距我们三四米处停住，等着我们拍照。如一群小鸟般的，他们仰起一张张充满阳光的小脸儿，天真的目光充满了好奇和肃穆，那种澄澈和纯净的神态使人久久难以忘怀。
托翁故居是一栋绿顶白墙的二层楼。楼的西侧是挂满藤萝的凉庭，凉庭的白栏杆上刻着稚气十足的动物图案。故居四周花茂草盛。托翁书房的阳台俯视着正南方一片开阔的林间草地，这片绿色也许是他紧张劳作的调适。屋后的古树荫下紫色丁香花盛开，在西方再远处是田园马厩，他为农奴们创办的学校，以及外祖父伏尔康斯基王子的宅院。当我们坐在凉庭里，欣赏满眼苍翠之际，迎面走来一位中年男子，他是托翁一百五十名第四代后裔之一，现任故居博物馆馆长，月薪四十美元。今天由他带领我们参观。
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是托尔斯泰母亲的陪嫁领地。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就诞生于这栋房子里。他的母亲在他两岁时死去，除了一张剪影外没有留下任何画像。托尔斯泰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多栩栩如生的可爱的女性，可是空凭天才，仍然无法摹想出自己妈妈的美丽形象，这真是这位作家心中永久的隐痛。托翁的外表和他的外祖父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的姑妈塔季雅娜替代他的亡母，倾注全部的柔婉之爱来教养他们。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轻轻地穿过百年老木房的每个房间。二楼客厅的白墙上悬挂着家族的许多油画肖像。图书室里，书架上摆满了各国典籍，包括老子的《道德经》。卧室里的床单、被褥和睡衣似乎刚被浆洗过，仿佛主人们仍然作息于此。陈列的水罐和脸盆显然是一个世纪前的用品。地上的皮靴子据说是托翁手制的，我们知道他有这个嗜好。墙壁上挂满了这一家人各个时代的黑白照片。托翁的书房中有书桌，长沙发和几把靠椅。空旷的草地和苍翠欲滴的森林的绿色从南面玻璃窗倾泻进室内。北墙上有几幅黑白的圣母和天使像。画像下方的书架上是一排整齐的烫金的精装书。
据馆长介绍，托翁在早餐之前，通常要散步或骑马到流经庄园的河水中洗澡。在喝咖啡时全家集中在一起听他讲笑话，其结束语是“每个人都要工作”，然后就端起一满杯浓茶走进书房。在他工作时，甚至连他的妻子都不可以打扰。一般来说，在晚餐后他看一些与当时著述无关的书籍，晚上喜欢和妹妹唱二重唱。
透过罩着的玻璃，我们看到在褐色长书桌上的文具，摊开的书稿，似乎主人只是在长时间伏案工作之后暂时离开。
在这张书桌上，他写出了卷帙浩繁的《战争与和平》，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在这部荷马史诗式的巨著中生动涌现。在十九世纪初俄国抵抗拿破仑侵略的背景中，在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的交互作用下，至少成百个人物给读者留下真切的印象。我们被带入硝烟弥漫的战场、衣香鬓影的舞会、辉煌华丽的剧院、欢快刺激的围猎以及温馨舒适的家居场景。少女娜塔莎在月光沐浴的露台上，幻想飞向星空，并且泄露心底爱情秘密时，显得多么娇憨可爱！
在这张书桌上，他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这部登峰造极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当代欧洲文学没有作品可以与之匹敌。安娜的身上集中了女性的美丽、优雅和多情。特洛伊的海伦确实美丽，可惜过于虚无飘渺，太过神性。巴黎的茶花女可谓多情，但毕竟在灯红酒绿中沾染了些风尘之气。托尔斯泰惊人的艺术力量在于，我们似乎能够听见安娜的叹息声，看到她无助的身影，感受到她内心挣扎的狂风暴雨。这么美好的人物是不能存活在污浊的人间的！难怪连非常贤淑的吉提都禁不住会嫉妒她。
《复活》这部诫世之作也是出自于这张书桌。他以绝对冷静的笔触描写马斯洛娃沉沦的那个寒冷的夜晚。流水潺潺，冰块坼裂，一钩凄清的残月从迷雾后面浮出，照耀着漆黑的地面。当涅赫留道夫坐在温暖的头等车厢里，玩着纸牌，而那个被他始乱终弃的卡秋莎却站在秋雨里，怀着他的孩子，拼命地敲着车窗，无助地希望唤起他的注意。她的命运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桩偶然事故而判若云泥，就这样从一位纯情少女转变成倚门卖笑的神女，再被诬陷沦落为杀人犯。小说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才是真正的凶手。
托翁的大半生都是在这个庄园度过的。广阔的领地和几百名农奴，使他得以专心文学艺术的创造。他的夫人索菲亚管理这个庞大的庄园，在二十六年间为他生过十三个孩子。不仅如此，她还要为他整理手稿出版，仅仅《战争与和平》就抄写了七遍！幸而贵族的生活为他提供了如此优渥的创造环境，否则他很可能又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苦命天才。
从他决心解读那根小绿棒的那天起，就把人类的十字架背在了肩上。他喜爱户外活动，而不喜欢铁路，也不喜欢钱。他宁愿从莫斯科步行二百公里回到这里。我们在他的故居看到了一根奇怪的拐棍，拐棍上带有一折叠的小凳子。他在旅途中就拄着它，疲倦时可以坐在上面休息。夜里就寄宿在茅舍里。没有人会认出他来，这使他得到很大的快乐。他喜爱直接和民众接触，下层社会的凄惨和上流文明的疮痍使他的良心不得安宁。他晚年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寻求拯救社会的药方上。屠格涅夫临死之前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恳求他回到艺术的生涯上来。
托尔斯泰弃绝政府和教会，否认财富和性。他曾经致信沙皇，要求赦免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凶手，要求给农民以平等权利、教育和宗教自由，并公开发表《我不能再沉默了》一文以抗议暴政。一九○○年，当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之际，至圣教会发布秘密文件，宣称他为东正教的敌人，把死不改悔的托尔斯泰的灵魂逐出教会。
他的非暴力主义的济世良方在俄国并没有多少跟随者。在他逝世前两个月，他曾经致函给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一位印度律师甘地。甘地把他的学说转变成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运动，在其祖国印度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结束了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托翁的政治理想在次大陆上得到了实现。
托翁的信念和他的生活环境日益冲突，而促使托翁弃家出走的导火索是和索菲亚渐行渐远。索菲亚甚至必须和女儿以及托翁的秘书契特赫夫竞争他的注意。托翁宣布放弃版权，这等于断绝这一大家人的经济收入。索菲亚是非常令人同情的。决定性的一件事是出行的前夜，他听到索菲亚在他的书房里搜索文件。对于她的无理取闹，他长期以来练就了极大的忍让工夫，这回终于忍无可忍。
当索菲亚一离开，他就起来收拾几件换洗衣物，向他女儿道别。大约清晨五时左右，他跌跌撞撞地走到马厩，叫醒车夫套好马车，从此走上了不归路。此刻夜色深沉，星河寥落。
我们还想再去访问托翁病逝的那个车站，但是因为太过偏僻，未能成行。当年车站的一幕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托翁病危的消息经报纸传遍世界。索菲亚兼程赶至，但是老人已经虚弱到了连会面的激动都足以致命。于是世间留下了一张索菲亚立在雪地中踮脚俯在窗户上向内探视的照片。车站挤满了各级官员、记者和摄影师。教会最高当局的一封电报不失时机地到达，要求他回到教会的怀抱，还派员来作临终祝祷，全部遭到拒绝。
托翁死后，沙皇、杜马和国务院一致假惺惺地表示哀悼。但是教会禁止任何纪念仪式，当局禁止从莫斯科开出的参加葬礼的专车。大学生上街举行纪念游行，遭到已经非常虚弱的当局的镇压。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门外的小馆吃完午餐，即驱车回莫斯科。我们的车子犹如一叶漂浮在绿色海洋上的小舟。俄罗斯辽阔的原野，苍茫的树林令人心旷神怡。绿野之上，金黄色的蒲公英开得热烈奔放，散布着黑白色的牛儿羊儿们，蓝天尽头浮动着白云。也许只有在这样宽广的国度才能孕育出如此博大的灵魂，而这灵魂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伟大的艺术遗产。也许人们会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他的乌托邦理想并没能实现。但是，我们如果想到，曾经有人以毕生的精力，为浑浑噩噩的同胞们尝试过解答人生之谜，也就会感到由衷的欣慰。
解开小绿棒秘密的使命或许永远不得完成，但是赋有这样使命的人生却是丰厚的。犹如为了渴望自由的天空，巨浪挣脱大海，而最终被粉碎成浪花，尽管那是绚丽的浪花。这是任何称得上思想家的人的不可逃脱的悲剧命运。但是浪花的绚丽，不是远胜过静水的凝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