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赫尔曼·沃克和他的小说

　　除非为了专题研究，否则，即使从事外国文学工作的，也不一定把莎士比亚的三十几个剧本，或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读遍。一般爱好者恐怕更只能涉猎一下每个作家的代表作品了。这是说外国古典作家。因为经过时间考验，一个古典作家的哪些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有长处，大致有了公认的定论。
　　谈到当代外国文学，情形就略为不同了。作者是我们同时代人，作品一部一部写出来，思想上艺术上可能益趋成熟，但是文艺创作并没有这样一条规律：后来的作品一定超过以前。从另一方面说，一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站，体现着作者思想发展的演变过程和阶段性。因此，要认识一个外国当代作家，有时就需要熟悉他的大部或全部作品，不象对于古典作家，只要阅读他们的代表作品就够了。
　　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国外书评界认为是他创作的“高峰”。沃克自己也说，在《战争》两部曲以前写的作品，都只是为这两部小说作准备。这两部作品的中译本出版后，为读者打开了当代美国文学的窗户，受到热烈欢迎。同时，涉及到作者的世界观、战争观、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等等，也有一些讨论。这样的讨论，对于加深读者对国际政治历史、对美国国情、社会风貌和人民思想情绪的了解，对于提高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水平，应当说都是有帮助的。
　　我接触赫尔曼·沃克的作品，也是从《战争风云》开始。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初，《战争风云》已经出版了一年多，仍然名列畅销书目，自然引起注意。当时读后第一个印象是，它和别的美国战争小说不一样，是从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思想的角度，正面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战争，不象有的作品，局限于一个战区、一次战役，虽然炮火连天，血肉纷飞，却没有多少情节人物。也不象有的小说，仅以战争为衬托，人物故事的矛盾冲突，只是原有矛盾冲突在另一条件下的延续，与战争其实关系不大。而赫尔曼·沃克这部作品，却是在当代西方文学中很少见到的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诗或巨著。其次一个印象是，作者对战术战略的分析，对军人的赞扬，以及作品中洋溢着的英雄主义色彩，使人怀疑这部作品仿佛出自一个职业军人的笔下，但是从作者的经历看，他又实实在在是一个几十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已经发表的作品，大都不是军事题材。二次大战中曾在海军中服役，这在实行义务兵役制的美国，似乎并不算特殊的经历。
　　不久以后，我有机会读到赫尔曼·沃克的其它作品，以及刊物上历年来发表的对他的访问记和他自己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对许多问题，沃克都有观点明确的论述。他的作品也清楚地展示着他思想发展的脉络。
　　沃克的经历看来没有什么特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比较文学和哲学，毕业后受聘于广播电台，为著名喜剧演员弗莱特·艾伦写幽默台词，珍珠港事件后入伍当海军军官，参加过南太平洋逐岛反攻的一系列战役。一九四七年发表第一部作品；在《战争风云》以前，已经出版过五部小说、三个剧本，一个电影脚本和一本宗教著作。
　　很有意义的是，对照他的生平经历和创作活动来看，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和他的经历有密切联系。换句话说，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往往取材于他不久前经历的一段生活。例如《曙光》(一九四七)写的是广播电台和广告公司，《城市孩子》(一九四八)是学童生活的回忆，《该隐号兵变》(一九五一)发生在一艘扫雷艇上，这是二次大战中沃克服役的舰种。创作《玛乔丽·摩宁斯坦》(一九五五)和《扬勃拉德·霍克》(一九六二)时，沃克已经是获得了普立彻奖金的名作家，戏剧电影界追逐的红人。这两部作品的背景是纽约、百老汇、好莱坞的文艺圈，书中人物有演员、制片家、经纪人、律师、作家、编辑、出版商、评论家等等。一九六五年出版的《狂欢无尽期》，故事发生在加勒比海旅游胜地一个岛上。写作这部作品时，沃克全家移居在圣托玛斯岛上，着手创作《战争风云》的准备。
　　沃克在《扬勃拉德·霍克》中，描写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个作家)“从小养成一种连自己也很少意识到的习惯，随时把周围发生的事情储存在脑海的仓库里”。沃克自己可能也正是这样。海军上将威廉·费特勒读了《该隐号兵变》后说：“这个军官在船上耽了两年，他收集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超过我在海军中三十年。”一个作家的作品取材于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是很常见的。重要的是作者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使用这些生活素材。这里就涉及作者对生活、对社会认识的深度了。
　　如果以一九六二年《扬勃拉德·霍克》的出版为分界，可以看出，前十五年，沃克的创作量远远超过后十五年。前一阶段的视野，没有超出美国，主要在纽约，而《战争》两部曲的背景是欧、亚、美三洲。前一阶段的作品，取材于作者有直接经验的生活，《战争》两部曲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纪人类活动中最影响深远的事件，作者必须作大量艰巨细致的搜集研究材料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还有，作者观察生活的角度和深度，每一部作品都有所不同。简单地说，《曙光》和《城市孩子》是以诙谐的笔调讽刺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玛乔丽·摩宁斯坦》是作者对自己民族传统的探索，《扬勃拉德·霍克》是对美国社会商业化的批判。《该隐号兵变》虽然是沃克的第三部作品，却不妨看作是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战争》两部曲中的英雄主义，是《该隐号兵变》中对军人的赞扬的升华。
　　在一篇论述西方近代小说的文章中①，赫尔曼·沃克说，小说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娱乐消遣，所以必须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戏剧性的对话。他认为西方近代小说由塞万提斯开创，在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达到高峰，而以福楼拜的作品为转折点。塞万提斯把叙事散文从脱离现实的中世纪传说中解放出来，反映现实生活，让商贩、僧侣、强盗、妓女代替了帝王将相、英雄美人。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普通人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主角地位，而且第一次提出了作家的社会职能这一现代化的概念——不仅是提供消遣，也不仅是严肃地反映真实的日常生活，而是对不公正现象的批判及对未来灾难的预言。
　　沃克认为，福楼拜给小说带来了一种新的倾向。福楼拜“从资产阶级的自我满足中看到了空虚、无望和恐惧”，他不再以提供消遣为目标。有人问他为什么写《包法利夫人》，他的回答是：“我想捕捉木虱翅膀下的灰色。”詹姆斯·乔伊斯将福楼拜倡导的这种倾向发展到顶点，于是作者心目中不再有读者，而要求读者迁就作者。沃克认为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人作品中的主角，都是“反英雄”(Anti-hero)是一些敏感激情的人，面对着崩溃中的世界反复呼喊：“旧世界在毁灭，旧价值沦丧了，一切都已绝望，知识分子无能为力，唯一可以做的是观察着、纪录着这一切。”
　　沃克很推崇乔伊斯、普鲁斯特和某些现代主义的大师们的作品，它们使西方小说显得丰富多采。但是他最崇拜的作家是狄更斯。他自己也选择用古典的手法创作小说。他说，狄更斯以一部“吉诃德先生”式的幽默作品步入文坛，中期作品的主调是成功与欢乐，后期作品《荒凉山庄》、《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开始对社会有所批判，而晚年的作品中流露出悲观和绝望。
　　沃克自己承认——有些评论家也指出——他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传统。有趣的是他也是以讽刺作品开始创作生涯、进而对社会有所批判。但是从《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看，他的道路显然已和狄更斯大大不同了。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沃克的创作特点，下面介绍一下他的几部作品的内容。
　　《曙光》(Aurora Dawn)主角安德鲁是广播电台跑街，拉到了斯坦弗尔德神甫的忏悔聚会为“曙光”香皂作广告。斯坦弗尔德神甫不是让悔罪教徒在忏悔室里向神甫窃窃私语，而是叫他当众高声交待自己的罪孽，故此能吸引大批会众。电台竞相接洽转播，都被神甫以“救世主不是供出卖的商品”为理由拒绝。安德鲁略施小计，和神甫签成了合同，条件是节目中间不插播广告，只在节目开始前：“向捐赠这段广播时间的‘曙光’香皂公司致谢。”安德鲁立了这一功，便想借机追求香皂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卡洛尔。但卡洛尔却和思想激进的画家米高·韦尔德很亲热。在“曙光”公司的庆功宴上，米高攻击广告事业是“在没有需求的地方制造需求”，“从事广告业的人都是骗子”。电台经理、广告公司老板听了大为恼火，斯坦弗尔德神甫却很欣赏，决定下次布道就以此为内容，把电台乱播广告比成“穿门入户横冲直撞的猪猡”。广告公司、电台、香皂公司当然不能同意，但神甫坚持要讲，形成僵局。米高把神甫的讲稿透露给专栏作家，于是舆论大哗。预定播送那天，人山人海，喊声震天，为斯坦弗尔德神甫争言论自由，形成大暴动。联邦政府出面干涉，逼迫香皂公司让步。安德鲁弄巧成拙，便和原来的女朋友劳拉结婚，回到家乡去过种田牧牛的农庄生活去了。
　　这部小说完全模仿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史特恩、斯沫莱特、菲尔丁的文笔。书中人物活脱是十八世纪小说中乡绅淑女、纨袴子弟、江湖骗子在二十世纪的变种。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怪现象的不以为然又无可奈何，寓不满于嘲讽，也和十八世纪的大师们一脉相承。
　　《城市孩子》(The City Boy)许多作家对童年生活都有深刻的印象，沃克也不例外。赫比是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小说大部分篇幅是写赫比在暑期夏令营中的生活。所谓夏令营，实际上是小学校长的生财之道。夏令营里一切因陋就简，要孩子们无偿劳动，却美其名为培养“营地精神”。赫比在马夫协助下，在湖畔山坡上修了一架大滑梯，用绳索牵引一艘小艇，顺坡而下。一天下来，门票收入一百多元。但他用来买木料的钱，是从父亲保险箱里偷来的，原想等两天加倍偿还。谁知校长早有打算，动员他把收入全部捐献，“为穷孩子办夏令营”。害得赫比几乎发疯。小说和狄更斯的许多作品一样，圆满收场，皆大欢喜。
　　《该隐号兵变》(The　CaineMutiny)这是作者在海军服役经历的直接产物。沃克曾对《出版者周刊》记者说，他原来计划创作一部大型的战争小说。谁知动笔以后，“小说仿佛有自己的生命，结果写成了一本权威与责任感之冲突的小说。”
　　当时战斗题材的小说充斥市场，出版商对《该隐号兵变》期望不高，不料出版以后，销路直线上升，跃居畅销书目首位，而且为沃克赢得了普立彻奖金。
　　《时代》周刊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五日以沃克为封面的一期中说，《该隐号兵变》是一本“不合潮流”的战争小说，它“文雅高尚”，而不是满纸粗话，连篇色情(沃克说过，读者读你的书，好比来你家作客)，它颂扬荣誉感、纪律性、组织观念，它维护美国海军体制的尊严，尽管它塑造了一个也许是美国文学中最怯懦无能而又专横暴戾的海军军官奎格船长。
　　奎格接任“该隐号”船长，他指挥无当，顾此失彼，出了错反委过他人；他胆小而又贪心，挪用僚属的配给票买免税酒，让船员装箱，不慎箱子落水沉没，反要值日官赔偿；他滥用职权，任意罚职员禁闭；他脾气暴躁而又神经质，衣袋里带着两枚铁球，不时掏出来摸挱。终于在台风袭击时，他惊惶失措，指挥混乱，被副船长马立克解除职务，酿成兵变事件。
　　奎格船长是个刻划得很成功的反面形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但他还不是作者着力鞭挞的人物。
　　作者所无情鞭挞的，是通讯官吉弗。吉弗瞧不起船长，工作不负责任，每天用不少时间写小说。他煽动副船长马立克说，奎格船长明明是个极度自卑，而又多疑，有虐待狂的精神病人，“海军规程”第一百八十四条有规定，“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宣布船长精神失常，解除船长的职务”。马立克受军事法庭审判，吉弗被传出庭作证，尽量规避自己的干系。后来他当了船长，遇到日军自杀飞机袭击，竟然抢先弃船逃命。
　　马立克副船长入伍前是渔人，性格耿直，勇于负责，他虽然也不满船长的所作所为，仍注意维护船长威信。台风中有沉船危险的紧要关头，他不顾一切，令船长交出指挥权，成了兵变的主犯。
　　甲板值日官基兹，指示舵手听从马立克的指挥，成为兵变的同谋。基兹出身富裕家庭，生活目标尚未确定。小说结束时，他决心以海军为终生职业，申请转为正规军人，被委任为“该隐号”船长。
　　小说的高潮是军事法庭对马立克和基兹的审判。(沃克曾在一九五四年把小说改写成三幕剧，将全部剧情压缩在“军事审判”一场之中，在美国各地和百老汇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为马立克辩护的格林瓦德出场不多，但是个很关键的人物。
　　军事法庭上，休养恢复的奎格，不仅否认自己失职，反而指控马立克临阵慌张，违反军纪。三名心理学专家也证实奎格精神正常。吉弗被传作证时，在关键问题上含糊躲闪。直到奎格船长出庭作证，格林瓦德提问，单刀直入，步步紧逼。奎格被动招架，语无伦次，还不听庭长劝阻，滔滔不绝，又掏出铁球玩弄，才在众目睽睽下，暴露了失去平衡的精神状态。法庭随后宣布撤消对马立克和基兹的起诉，但是后来海军总司令部不批准，虽然没有再召集军事法庭，仍给马立克和基兹警告处分。
　　格林瓦德所以为马立克辩护，是因为他认为“该隐号”兵变的真正主谋是吉弗，奎格纵然有种种过失，在海军军官中只是少数。职业军人在和平时期守疆卫士，战争时期出生入死。如果没有军队，他的母亲可能早已成了希特勒集中营里做肥皂的原料。
　　这当然也就是赫尔曼·沃克对职业军人的看法。
　　《玛乔丽·摩宁斯坦》(Marjo-rie Morningstar)本书出版前，名作家马昆曾对沃克说：盛名难继，“书评家下一次都拿着剁肉刀等你哩！”小说出版后成为又一本畅销书，但确实也因为内容保守而遭到责难。因为沃克在小说中肯定了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犹太传统习俗，尤其是公然主张妇女只有在家庭里才能得到幸福。
　　玛乔丽是个极普通的美国姑娘。小说主要通过她的恋爱、婚姻反映犹太传统道德和百老汇娱乐界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玛乔丽十七岁，是大学一年级生。母亲开始为玛乔丽物色门当户对的丈夫。但是玛乔丽一心要当演员，迷恋上在夏令游乐场当艺术指导的诺尔·奥尔曼。奥尔曼也是出身犹太家庭，但完全背弃传统，生活放荡不羁，不愿意受婚姻约束。为了奥尔曼，玛乔丽错过了几次结婚的机会，末了还是向传统屈服，嫁了一名律师，回到家庭里当贤妻良母。
　　《玛乔丽·摩宁斯坦》是“犹太、小说”中最早被全国性读者接受的。战后年代，年青一代犹太人越来越多地掺入美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犹太宗法传统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冲突，涉及到犹太民族能否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沃克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我的上帝》一书中以自己的体会说：他很年轻时，就实现了许多人向往的美国梦想，……他生活在黄金堆中，但是这里没有他最崇敬的外祖父(一个有名的犹太经学家)，没有他读过的充满智慧的书籍。
　　沃克认为犹太文化传统不但可以和现代文明并存，而且两者可以互相补充，他自己就这样身体力行。
　　在《玛乔丽，摩宁斯坦》中，沃克对犹太传统的维护盖过了他对美国社会的批判。这种批判在他的下一部作品中达到了新的深度。
　　《扬勃拉德·霍克》(Young-blood　Hawke)这是书中主人公一位青年作家的名字。他写的小说《命令的连锁》中有一句话，后来刻在他的墓碑上：
　　死亡仅只是一件凄惨的事，生命的浪费是更大的悲剧。
　　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是：美国社会的商业化，“发财狂”，毁灭了一位天才的作家。
　　霍克生长在煤藏丰富的肯塔基州山区，他醉心当作家，跑到纽约，白天开推土机，晚上写作。终于一举成名，又获得了普立彻奖金，电影版权，改编剧本的合同纷纷送上门来。大注稿费使他成了税务局、投资经纪、社交名媛围猎的目标。
　　霍克创作力旺盛，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写套《美国喜剧》。霍克计划写作的《美国喜剧》和巴尔扎克、普劳斯特、杜斯·巴索斯的作品都不一样，不是从横断面来描绘作者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而是仿照《圣经》的体例，以历史人物为线索，从纵的方面来表现以“思想自由，怀疑探索”为特点的美国精神。这套书(估计要写十五到二十部)将不以杰出的历史人物为主角，而是主要揭示被他们所战胜的社会消极现象——发革命财的奸商，内战前夕的无政府主义，蓄奴制度，周期性的政治腐化，十九世纪目光短浅的资本家，以及当前的道德败坏……
　　但是霍克没有来得及写作《美国喜剧》。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促成霍克早死的有多种社会因素，主要的来自三个方面：经济上的压力，评论家的中伤，和感情问题上的纠缠。
　　小说还用相当篇幅，描写了另一位作家卡尔·弗莱的被“围猎”。弗莱年轻时一度和美共及左翼文艺界过从甚密。麦卡锡主义猖獗时被“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要他检举别人。他在法庭上发表声明，说他早已和左翼运动脱离关系，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还是适合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生活，遗憾的是，“非美活动委员会”对他的审讯，使他看到，法西斯的毒素也已侵入美国。他被迫检举了别人，当夜就心脏病猝发死去。
　　《扬勃拉德·霍克》对美国社会的批判有一定的深度，倒有点儿象《美国喜剧》中的一部。
　　沃克在各种场合曾多次表示，在海军中服役的四年，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文明对野蛮的一次“险胜”。如果不幸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取得胜利，“许多今天世界上的思想巨人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人类至少要再经历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他认为用战争来解决政治争端是一种过时的方式，相信人类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结束战争。
　　“结束战争始于对战争的记忆。”沃克把《战争风云》献给他的两个儿子那桑纳和约瑟，希望年轻一代阅读这部小说，重温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的浩劫，汲取教训。
　　早在一九四四年，沃克就有计划要写作这部巨型的战争史诗，为此搜集有关二次大战的书籍有一千多册。《扬勃拉德·霍克》出版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创作的准备。他到过英国、德国、苏联、伊朗、意大利、法国、波兰、捷克和以色列进行实地调查。一九六四年，他移居到华盛顿近郊的乔治镇，以便就近利用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局的文献材料，访问二次大战中的军政人士；初稿完成后，还请有关专家核对。书中引用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的话，据称都有他们的书信、发言或在场人员可靠的记录为依据。为了描绘希特勒的行动举止，生活细节，他翻看了戈林的三十册照相簿。有的评论说，《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中有些章节，读起来更象是“透过望远镜看历史”。
　　但是《战争》两部曲毕竟不是历史，而是小说。沃克说，战争从来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古代的战争，个人的武艺高下和战略决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荷马、司各特、大仲马起，创造了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但是古代战争的性质往往难以确定，起因有时微不足道。莎士比亚说过，《伊利亚特》不过是一场“被欺骗的丈夫和荡妇”的战争。武器的发展降低了个人作为英雄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机械化的战争在西方文学中导致了一大批描写战争的丑恶和人性幻灭的反战小说，成为几十年来战争小说的文学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沃克说，他反映这场战争的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不回避战争的残酷恐怖，但是为正义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理应得到歌颂。不少评论家把《战争风云》与《战争与回忆》和《战争与和平》相比，沃克却承认自己更多的是受了司各特的影响，所以这两部作品他称之为历史传奇。
　　长期以来，西方小说里的主角都是“反英雄”，“爱国”这个字眼今天在美国几乎被认为是个肮脏的字眼，但沃克的作品却以爱国的英雄充当主角，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被说成是“不合潮流”。
　　“可是我喜欢逆着水流游泳，这是一种激奋人心的游泳。”这是沃克的回答。
　　①　《你，我和小说》(You，MeAnd The Novel)《星期六评论·世界》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8—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