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理性的沉沦

　　宋明理学现在成了哲学史研究的“热门”。不过要说对宋明理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只是始自今日，那却近乎说诳。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属于理学的部分就将近三大本，从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戴东原的思想，它都作了系统的清算。正如任继愈同志不久前一次谈话中说的，这是解放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大成果。虽则其中不少问题学术界还有争论，有的论断也未必十分精当，但从总体上说，直到现在它还是遥遥领先的一部煌煌巨著。
　　侯外老对理学有许多鞭辟入里的分析，特别是对它作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统治的官方思想，剖剥揭露尤其深刻。其中某些警言式的论断，即使今天看来也还值得认真的玩味。说理学家们讲的“理”，只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就是突出的一例。
　　“理”是宋明理学的基本或主要范畴，所以理学家张口总要讲“理”。对于“理”是什么，学者见仁见智，纷说齐陈，门外人看了往往会为之目眩。侯外老认为，“理”是一种纯粹抽象的观念，它是产生宇宙万物(包括人的自身和精神)的神秘根源，是大千世界无穷变化的最初原因。“理”的这种思辨性质表明，它只能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他并且以朱熹哲学为例，具体揭示了理学的思辨结构及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社会作用。
　　“无人身的理性”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时说的。“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蒲鲁东根据这样的唯心史观，把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成是一系列范畴的排列演化。马克思指出，这样的范畴只能从“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它的来历。这种“纯粹理性”就是“无人身的理性”，它是脱离了任何个体，抽去了一切偶性的逻辑范畴。从思想渊源说，它不过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一种拙劣翻版。侯外老用它来说明朱熹哲学中的“理”，我觉得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理”的本质有一清晰的了解，并且在史学方法论上也给了我们很多启迪。
　　在中国哲学史上，理学较之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它的理论思维水平都是相当高的。但南宋以后，它又是封建专制国家的官方哲学，成了“封建时代的权威原理的代数学”。据说前不久的一次讨论会上，围绕理学评价问题争论很激烈。一说它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发展，应予充分肯定；一说它是封建礼教的理论基础，必须彻底否定。讲事实，这两种看法都大致不错，但在评价上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能不能为这个肯定否定找一沟通的结合点呢？“执柯伐柯，其则不远”，如果要找的话，还是从对理学的分析中去找。侯外老提出“理”是“无人身的理性”，我以为是抓住了理学本身致命的病灶，对摆脱上面那个两难困境可能会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冯友兰先生过去曾把理学简称之为“讲理之学”。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说，“讲理”是一种美德，是否“讲理”可以当作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一杆标尺。至于提到哲学高度，如果有人根据理学讲“理”，断定它就是我们民族理性精神的觉醒，那就上大当了。因为是哲学都要讲理，重要的还有个怎么讲法的问题。理学家把他们讲的“理”，变成脱离了任何感性个体，而又能够主宰感性的普遍精神。理学讨论的这个“理”“气”关系问题，朱熹曾有个形象的说法：“理”要跨在马上或搭在气上，但马和气只是“生物之具”，它们可以死，可以灭，“理”却是永存的；“理”之所以要跨上马，搭上气，不过为了显现自己，它是“生物之本”；没有“理”，马也不能成其为马，气也不能成其为气；“理”既可以跨上这匹马，也可以搭上那种气；没有“理”，不是马或气没有被跨或被搭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从“理”和“气”这种思辨关系可以看出，它不过是物质世界本质和现象、一般和个别的一种完全颠倒了的概括，因而“理”作为一种哲学范畴，也可以被认为是理性精神的一种升华。如果仅仅到此止步，那还只是一种理论谬误，而且还是闪烁着人类智慧之光的谬误。但理学家象是注定要把这谬误的道路坚持走完，直到把这些已经点燃的智慧之灯统统熄灭才肯罢休。当他们把“理”同人联系起来，又把它变成脱离了人，并且成为可以支配人的精神性实体。这种精神性实体，用句现在时髦的哲学语言来说，就是理性的异化或异化了的理性，它也就是侯外老说的“无人身的理性”。这种异化的集中体现，就在理学的一条纲领性的说法中：“去人欲，复天理”。理学有这个家那个派，他们彼此的争讧也不少，唯独对这个“天理”“人欲”的关系，可以说哪一家哪一派都是信守不渝的。
　　所谓“天理”实际上只不过是封建纲常伦理的外化。理学家们的狡黠性就在于，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横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幻化成为人所固有的先天本性，这样封建纲常伦理就不仅是人们应该而且也是可以完全实行的。当然，到处都是“天理”的灵光，人人皆成“天理”的化身，这只能是贾宝玉梦游的幻境。现实生活中与“天理”相背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在理学家们看来，统统都是“人欲”横流的祸害。所谓“人欲”是指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理学家们认为它是与“天理”水火不容的。“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不是人欲即是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而只有把“人欲”消灭尽净，“天理”的神袍才有可能加身，这时也就成贤成圣了。理学的这套说教，正象马克思说的，“伦理理念的现实在这里成了私有财产的宗教。”虽然理学不是宗教，但浸透其中的禁欲主义则是一样的。
　　有人说，理学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哲学“人为万物之灵”的传统，它有助于克服自然和社会的异化，有助于人性的复归。这恐怕只是主观上一种良好的幻觉。确实，理学家没有不讲人性的，人性问题是理学议论的中心，所以理学又被称之为“性理之学”。但理学把人性说成只是理的衍化，“性”和“理”完全是同一个东西，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理’与‘性’的分别即在于：‘性’是人化了的‘理’，而‘理’则是‘无人身的理性’”。理学对人的基本权利和需要，都斥之为恶劣的“情欲”“物欲”，认为是与“人性”不合的。否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需要，也就否定了人本身的价值、地位和作用，这样的“人性”也就完全脱离了人自身的存在，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主宰力量了。人身有限而此“性”常存，理学正是运用这样荒唐的逻辑，把社会的一切矛盾，包括人的贵贱贫富，事的美丑曲直，统统消融为人的主观伦理善恶的矛盾，要人们用修身养性的办法，达到以情适“性”，以生殉“理”。所以，理学对人性尽管有成箱成柜的议论，始终没有触及到人的本质，相反，它是蔑弃人，成了人的一种异己力量。戴东原说的“以理杀人”，多少还接触到问题实质的。马克思说：“无神论作为上帝的扬弃，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要求收复人类生活作为人类财产，这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理学的人性论连“理论的人道主义”都没有达到，它只不过将儒家伦理学说给以哲学化。如果说封建纲常伦理是当时社会异化的集中表现，那么理学的人性论就给这种异化现象蒙上一块理论的花布，让人们更难看清它的本质。所以，理学人性论的社会作用无疑是保守的，用现代控制论的一句术语说，它只是一种负反馈的力量。期望用它来克服异化，促使人性复归，那效果将会如同饮鸩止渴、负薪救火一样适得其反的。
　　卢梭曾经说过，在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所以他特别赞赏古希腊戴尔菲城神庙里那块碑铭上的一句箴言：你要认识你自己。人类认识自己当然是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历史上的思想家不可能对人的本质有完备的科学认识，就连卢梭也不例外，更不用说比他早好几百年的那些中国先哲们。我们肯定理学的人性论没有触及到人的本质，不是出于义愤，也不是要显示自己比理学高明，而是为了探寻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奥秘：已经升起的理性，怎么又沉沦了？既然我们承认理学比以前各种哲学理论形态都有了发展，理学强调事事物物都有它构成的所以然之“理”，把“理”提到了必然性的高度。必然就是存在中的普遍性，人对必然的认识过程就是逐步迈向自由王国的历程。强调人要对必然有所了解，这无疑是理论思维的一大进步。不过，理学把这种必然性夸大了，膨胀了。现在人们都说它是唯心主义的，这当然是真确切当的。但理性沉沦的原因在这里吗？那又怎么解释历史上那些高举理性大旗的思想家，他们其中不少人同样也是站在唯心主义的泥淖里？显然上述第一个结论正确，并不能正确解释第二个问题。当理学家们兴致勃勃地对“理”进行本体性论证时，理性还不时闪烁着迷人的火花；但当他们抱着“理”闯进伦理领域的时候，开始还没有忘记人，大发了一通“情”呀“性”呀，“理”呀“欲”呀的议论；“理”在人间这么周游一遭，就已醉醺醺的了，最后它被理学家虔诚地供奉给了封建纲常伦理，“人性”则被净化为没有血肉的精神性实体，活人都被“理”吞噬了，理性也就这样沉沦了。我这儿不是讲理学的逻辑结构，只是要说明理性究竟在理学结构的那一环节失落的。如果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说法大致不错，那是否可以说理性沉沦的奥秘，就在于它离开了感性的实践着的人，成了“无人身的理性”？我以为是可以的。因为理性不能象黑格尔说的，仅是一切现存东西的思辨说明，它是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主体性的能动精神。所以，费尔巴哈说“理性的主体只是人”，要比黑格尔机智得多。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理性就会出丑，就会变质。理学后来虽然有封建国家的提倡，成为读书人钻研的对象，学林皈依的准绳，但这种幸运非但没有给它注进任何生机，反而促使它更快地僵化。理学在封建社会后期，象是龌龊的烂泥，钻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许多思想生机被它堵塞了，无数聪明才智被它窒息了。理学就这样成了人们最大的精神桎梏，变成了蒙昧主义。难道这不都是历史事实吗？
　　但是，如果我们仅只说到这里，那就有点象旧戏《打龙袍》，打的人虽然气喘吁吁，真正的罪魁却毫毛无损；深受其害的人，得到的只是一时精神慰藉，一旦时过境迁，甚而就在当下，恶魔仍然会来缠身的。所以，一种思想的社会作用，不能单从思想本身去找。海涅说得好，思想要变成行动，罗伯斯比尔只不过是卢梭的手而已。理学变成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理性沉沦的主要根源，是封建的专制制度，是那些高踞深宫庙堂的圣君贤相。正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强令人们信奉理学，把理学的荒谬推到了极端。当然，如果把这样的关系说成是利用和被利用，可能又简单了一点，因为这并没有揭出它们之间的结合点，思想的社会作用虽然不能从思想本身去找，但思想和行动结合的契机还是隐藏在思想本身之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只不过是封建专制统治的活动阀，当封建社会进入它的后期，正感到自己的阀门已经磨损得难以转动的时候，理学的出现就不啻是给它注进了新的润滑剂。一旦这个阀门转动起来，理性也就完全沉沦了。所以，理学的中心内容是它的伦理学，而使它致命的也是伦理学。但不少人指责理学这一点往往甚过于指责封建纲常伦理本身，则又是不怎么公允的。理学的主要过失不在于它把封建伦理作为自己的中心，而是对封建伦理作了荒谬而又精致的说明。这用现在流行的套话，就是所谓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罢。
　　现在再回到前面那个肯定否定的问题，说几句题外但也许不是多余的话。理学评价之所以会陷入这样两难的困境，从方法上讲主要是我们习惯于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定性论断。这样做虽然是必要甚至是重要的，但那也只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如果把它绝对化，即使正确的结论也会走到它的反面。黑格尔说过：“人的见解愈是把真理与错误的对立视为固定的，就愈习惯于以为对某一现有的哲学体系的态度不是赞成就必是反对”，而“哲学研究里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是别的，只是这种见解：以为真理存在于表示某种确定结果或直接予以认识的命题里。”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应该给人们智慧，而不能满足于为人们设置某些规范。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的办法尽管出发点是唯物主义，也未必能使唯物主义有多少增辉。因此，要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就要象普列汉诺夫说的，必须以辩证的思维方法为前提。侯外老《中国思想通史》在这一点上还有不少内容值得我们挖掘，“无人身的理性”只是一例而已。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