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剧演出》：
塞万提斯创作的《奇迹剧演出》幕间剧剧本是一个“皇帝新衣”故事的翻版。
自称“奇迹剧班”的班主夫妇来到一个小镇，演出独特的“奇迹剧”。剧班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任何道具，雇佣的琴师手中空空，全部演出仅凭夫妇两人的信口开河。然而他们却有一手绝招，让所有观众无一例外对他们“说”出的空头戏满口附合，亦步亦趋。这个绝招就是他们的一项事先声明：
我的戏班子就因为能演出种种奇迹来，才叫奇迹剧班……但是，凡是带点改宗的犹太人和摩尔人血统的、凡是非婚生的子女，都看不见剧中的各种奇迹；凡是受到这两种特别流行的(带点犹太人和摩尔人血统的人非常普遍？)传染病感染的，也休想看到我们戏班的那些谁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奇观。
大家商定首先在市政委员家为小镇要员们演出一场，庆贺他的女儿结婚。演出前，班主再次提醒大家：“有胆量看奇迹剧的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大家可别忘记了。”乡长自告奋勇地说：“我来管这事儿。您对我尽可放心，因为我爹也曾是乡长。我祖宗八代都是货真价实的老基督徒。我准能看这次演出！”
小镇要人纷纷表示都够看戏资格。市政委员急切地要求“开始行动”(好像不是去看戏，而是去接受血统审查)，并陈述：“我叫Juan Castrado，是Antón Castrado和Juana Macha的儿子。我不用多说什么来证明和担保，我能脚踏实地、面对面地看这戏。”(很像是在宗教裁判所里接受审查)
在当时，不便说清祖上姓氏的，都有血统不纯的嫌疑。另外请注意，《奇迹剧演出》里的很多姓名都带有讥讽含义。比如，市政委员和他即将结婚的女儿分别姓Castrado和Castrada，这两个由篡改惯用姓氏(如Castra，Castroda)而来的编造姓氏，在西班牙语里是“被阉割者”的阳性和阴性形式，这样一来，市政委员的名字就成了“被阉了的胡安”，而他的女儿Juana Castrada则是“不生养的胡安娜”。这里的别有用心和诱读不言而喻：只有被阉割的人才可能血统绝对纯净。
奇迹剧开始了，观众纷纷喊叫看见了皇帝的新衣：
班主：注意，先生们，戏就要开场了！……力大无穷的参孙(《旧约》中的巨人)呈现在那边，他手抱神殿的两根柱子，为向他的敌人报仇要把神殿拆毁。住手，勇士……你别干这样无法无天的傻事儿，免得神殿砸下来，把聚集在这儿的这么高尚的人压成肉饼！
乡长：住手，该死的！这倒好，咱们到这儿来没消遣上，反倒压成了稀屎一堆！住手，参孙先生，你这个混蛋，求你别胡来。
书记官：你看到参孙了吗？
市政委员：我怎能没看到！难道我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吗？
镇长：(旁白)这真是怪事儿！我没看见什么参孙，就像没看到土耳其苏丹似的，可我的确认为自己是婚生子，老基督徒。
班主夫人：嗨，你们当心，在萨拉曼卡把个脚夫顶死了的那头公牛冲过来啦！趴下！上帝救救你！
(大家乱哄哄地匆忙趴下)
乡长：这公牛魔鬼附体啦！它一身墨黑，后腿内侧是白色的。要是我没趴下，它一下子就把我冲倒了。
市政委员：班主先生，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你不让吓唬我们的东西出来。我不是为我自个儿说这话，而是为了姑娘们……
女儿：是呀，爹！我想我会三天也定不下神儿来。我瞧它两角都快顶着我了，那角尖得像锥子似的。
市政委员：你要是瞧不见它，那就不是我女儿了。
镇长：(旁白)糟啦。谁都瞧得见，就我瞧不见，可我也得说我瞧见了，要不面子都丢光了。
班主夫人：那群在那边跑着的老鼠，是挪亚方舟里留养的老鼠的直系后代。它们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杂色，有的起斑纹，有的蓝色，可都是老鼠。
女儿：哎哟，天哪！抓住我，要不我准会跳窗！老鼠！恶心！……多大的一群！我的奶奶哟，怕有一千多只。
(《塞万提斯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奇迹剧热闹紧张了一番之后，班主又“说”出了一位《圣经》故事里的美丽姑娘在翩翩起舞，并称“要是谁肯做她的舞伴，大家就能看到一场奇妙的舞蹈”。乡长鼓励自己当舞蹈演员的侄子去陪她跳舞。并叫喊着：“侄儿，把那无赖犹太女人(这里说到的姑娘是传说中的古犹太国女人)紧紧抱住，”话刚出口，乡长忽然察觉，“她要是一个犹太女人，怎么看得见这些奇迹呢？”班主连忙解释：“一切准则都有例外嘛，乡长先生。”
奇迹剧的观众们已经在谎言的大海里如醉如痴。这时，一队士兵开进了小镇，军需官来找镇长要求安排三十个人的食宿，而癫狂的观众们坚持认为军需官及士兵也是奇迹剧里的人物，要班主把他们弄回去，并让军需官在离去之前亲眼见识犹太姑娘跳舞。愤怒的军需官说：“我没看见什么鬼姑娘跳舞！”顿时，疲惫已极的观众们把目光聚焦到军需官的身上，说出了一句诡秘的拉丁文：“你是那种人，你是那种人。”众人又说：“够啦，你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因为你什么也没看见！”军需官威胁要拔拳动粗，而乡长仍在絮叨：“改宗者和杂种，绝不会是勇敢的人，因此我们就要说：你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
军号响了，事先已拿到酬金的班主夫妇得意地说：“士兵们来了，他们还以为是用魔铃召唤来的呢。这次演出恰到好处，明天咱们可以给镇上的居民演出了！”
——这个剧本讽刺的绝不仅是一般的“虚伪、轻信、社会成见和荣誉观念”，韵味也远远超出了“幽默”、“喜剧”和“民间风趣”(引自西班牙学者安赫尔·巴尔乌埃诺·普拉特的评论，参阅《塞万提斯全集》第四卷)，塞万提斯用辛辣甚至恶毒的讽刺手段，把矛头指向国家的“血统论”政策以及弥漫全社会的文化歧视。
《堂吉诃德》里也经常出现“老基督徒”的字眼以及对血统论的讽刺和反感：
我是老基督徒，仅这一条也足够当伯爵的了。
杜尔西内亚是自身品行的产物，品德可以改造血统。
所谓家世门第是一笔糊涂账。
每个人都是自身行为的儿子。
血统来自祖上，品德自己修养；美德自有价值，血统哪能比拟。
在短篇小说《双狗对话录》里，塞万提斯借两只狗的对话批评了这种歧视人的国策。
一天夜晚，给医院把门的两只狗突然说起了人话，它们的对话录充满了对人世的批判。一只狗对另一只狗抱怨人世间的主人与天主大不相同：
人世间的主人想雇佣人，首先要细察其家世，考究其能力，注意其仪表，此外，他还要先了解他有些什么衣服；但是供上帝差遣，就不论贫富，不讲出身家世的贵贱，只要他们准备好一颗纯洁的心去供上帝差遣就行。
这则短篇的指喻更尖锐：它指出“不能说人话的痛苦”。两只狗吁天叹世，“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事是一场梦”，但它们相信自己“会在别人意想不到的时候重新变成人”。它们还宣称：“我们是狗。但是我们不必因此就放弃享受一下我们会讲话的幸福，以及在这个阶段我们能讲人话这件如此伟大和了不起的事所能带来的乐趣”。
小说结束时用读者的口吻说：“你编造这篇《对话录》用心良苦，我能理解，这就够了。”(《塞万提斯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如果把“由人变来的、不能说人话的狗”替换成“被强迫改宗的、不能说真话的摩里斯科”，其中的逻辑不是也完全成立吗？
第一部第九章，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
现在就可以来重读第一部第九章了。第九章，宛如中国的《红楼梦》第四回，由于它耐人寻味的伏笔写法，也许可以被视为解读全书的纲领。
堂吉诃德在七月一个炎热的清晨离家出游之后，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几幕：在客栈受封骑士、解救小长工以及著名的大战风车。故事写到这里，小说已经到了第八章的结尾。
故事的叙述者“我”忽然打住，声称往下的英雄业绩已没有文字记载。于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作者”(指塞万提斯本人)必须去寻找故事的下文。紧接着在第九章，《堂吉诃德》的“第一作者”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出场：
在这一章里，自称第二作者的“我”，在托莱多的市场上无意之中买到了一堆旧抄本手稿，他一读大吃一惊：题目正是《堂吉诃德》，内容也正是他渴盼的下文。而这一情节的紧要处在于：手稿的文字是阿拉伯文，手稿的作者即《堂吉诃德》一书的真正作者，是一个阿拉伯史学家。
尽管欧洲传统骑士小说里时有假托古人之作、制造离奇来源的手法，但是，如果我们把小说放回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逐句品味第九章的有关文字，并研究这位阿拉伯史学家在全书各处的表现，也许就不会排斥另一种可能的结论。
一天，我来到了托莱多的阿尔卡纳市场，见一个男孩走近一个丝绸商人，向他兜售一堆旧抄本和手稿。
阿尔卡纳市场在当时是一条非常闻名的商业街，街上曾住着不少穆斯林和犹太商人，同时代的著名流浪汉小说，如《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故事》也提到过这条街。小男孩兜售的旧抄本显然是准备用来包装商品的。托莱多曾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都城，从小受多重文化熏陶的天主教国王“智者阿方索十世”执政时，其朝廷里不同宗教背景的学士和科学家云集，城内开办了多文化的翻译学校，大量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的哲学、宗教、文化、科学文献在这里被译成西班牙语。研究者奥古斯丁·罗梅罗·巴罗索认为塞万提斯选择托莱多作为《堂吉诃德》“第一作者”出场的地点并非偶然：“事情恰恰发生在托莱多，塞万提斯以这种极为巧妙的方式纪念托莱多著名的翻译学校，这些学校在整个中世纪体现了宗教、语言、习俗、种族方面的共存局面和宽容政策。”
胡安·戈伊蒂索洛也认为：“塞万提斯选择这个背景是出于他与摩里斯科—奥斯曼土耳其世界之间复杂的和难以忘怀的关系，也是出于他对伊斯兰文明的迷恋。”
我顺手从小男孩手里拿过一本抄本，一看写的是阿拉伯文。我虽然能辨认，可是看不懂，便四处张望，想就近找个会说阿尔哈米亚语的摩里斯科人帮我念一下。找这样的翻译并不困难，即使要翻译更优美、更古老的语言，也能够找到人。
手头见到的几个译本都把“morisco aljamiado”，即“会说阿尔哈米亚语的摩里斯科人”简化为“懂西班牙语的摩尔人”，这种译法放弃了其中最有意思的文化内容。上文提及，从“摩尔人”到“摩里斯科人”，意味着时代的变更，暗含着强迫改宗政策造成的结果。“阿尔哈米亚”是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摩尔人所说的一种混杂的西班牙语，正如“阿尔加拉比亚”；即“algarabía”，是西班牙基督徒所说的一种不标准的阿拉伯语。一个“会说阿尔哈米亚语的摩里斯科人”，即一个已改宗基督教的、同时保留着自身文化特点的摩尔裔西班牙人。这正是塞万提斯时代——那个文明更替的年代——所特有的情景。此外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希伯来语被认为是最古老的语言，因此这段文字中提到的“更古老的语言”，应当是指希伯来语。在翻译学校的故乡，当然不难找到这样的人才。
针对这个情节，洛佩斯·巴拉尔特说：“塞万提斯开了一个精彩的玩笑，这个玩笑也含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拥有一本阿拉伯文的书——更别说写作和翻译这样的书——是政治罪行。塞万提斯好像在告诉我们：《堂吉诃德》不仅是一部东方作品，而且是一部禁书，它可能会引起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至于塞万提斯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作品戴上阿拉伯文学的面具，我们无从深入他的内心，无从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和情感动机。”
摩里斯科翻译告诉“我”：这部手稿题为《拉曼恰的堂吉诃德》，手稿上标明的作者是阿拉伯史学家Cide Hamete Benengeli。熟悉阿拉伯姓名在西班牙语中变异方式的学者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名字还原为Sidi Ahmed Ben Engeli；即安赫利(Engeli)的儿子(Ben)艾哈迈德(Ahmed)先生(Sidi)，我们可译之为“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一个标准的阿拉伯人姓名。
关于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其名的考证很多，本文限于篇幅不得不割爱省略。西班牙东方学家何塞·安东尼奥·孔德认为，这个阿拉伯名字与塞万提斯本人的名字有隐秘的联系：Engeli；其读音近似阿拉伯语的“鹿”(参见《阿拉伯语汉语词典》；59页)，而“鹿”、“鹿的”在西班牙语中的发音分别为ciervo、cerval，这些词与Cervantes极为类近。塞万提斯名为Miguel；父姓为Cervantes。若这种分析成立，塞万提斯作为“鹿的儿子”在西班牙语(de Cervantes)和阿拉伯语(Ben Engeli)中就达成了一致。当然，这一分析在未得到实证确认前，只能是一种有意味的猜测。
在摩里斯科翻译向“我”介绍抄本题目及作者之前，还有一个极富暗示的细节：摩里斯科人“从中间翻开手抄本，读了一会儿便发出笑声”。“我”问他笑什么，“他说笑的是书页边上的一条批语”。“我”让他讲出来听听，他一面笑着，一面说：“这页书边上这么写着：‘故事里屡屡提到的这位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据说能腌一手好猪肉，整个拉曼恰的女人都比不上。’”
这段文字隐藏着辛辣的含义。为了考验那些“新基督徒”改宗的真心，天主教势力常要求家家做猪肉食品，因此一些前穆斯林聚居区渐渐变成了吃猪肉最盛行的地区。一个阿拉伯史学家，在他用阿拉伯文写就的手稿中，竟把一个擅长腌穆斯林禁忌的猪肉的女子当作梦中情人，这引起了给作者(塞万提斯)充当翻译的那个托莱多摩里斯科人的会意笑声。他在笑什么？
有人说，这种提示性语言是解读塞万提斯的一把钥匙。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肯定：堂吉诃德的情人杜尔西内亚是个女摩里斯科！
第九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这个故事究竟真实不真实，惟一让人不放心的就是它的作者是阿拉伯人。这个民族很善于说谎。不过既然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故事的作者恐怕更多是采取保留态度，而不是说得过分……如果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看都是作者那个狗东西的过错，绝不能怪罪我们的主人公。
显然，一个“头号敌人”、始作恶者、第一作者，是一面挡箭牌——我有言在先：在以后的下文中，不管真话假话，一切罪过均归第一作者狗东西(表达“狗东西”的西班牙词汇galgo是那个时代基督徒与摩尔人及犹太人之间对骂的专用词)的说谎习惯。
自第九章后，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在全书三十七次出场，其中三十次在一六一五年(一六一四年大驱逐结束后的翌年)出版的第二部中。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在《堂吉诃德》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他日可容逐一推敲，这里只举出几个耐人寻味的例子。
本·安赫利在第二部第二十四章里就“蒙特西诺斯洞穴奇遇”的故事写道：“即便这段故事有伪托之嫌，那也不是我的过错，我只能不论真假，照录不误。”紧接着又说：“而你，读者，既然你是谨慎的，请你自己判断，我不应再多说，也不能再多说……”
在第二部第四十四章的开头，本·安赫利又有类似提示：“作者……请求读者不要小看他的劳作，不要限于赞美他已写出的部分，更要赞美他放弃写作的部分。”
“我不应再多说，也不能再多说”，请赞美我“放弃写作的部分”——这难道不像一根解开绳结的线头吗？吉诃德死后，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将惯用的鹅毛笔挂起，结束了《堂吉诃德》的使命。他宣称：为防无知小人狗尾续貂，《堂吉诃德》拒绝任何续作：
堂吉诃德为我一人而生，我为他一人而活；他行动，我记述，我们融为一体。
第二部第七十四章，即全书终章有这样一段话：“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最终也没有明说堂吉诃德的生地故里，好让拉曼恰的大小村镇争相认其为自身苗裔，据为己有，就像希腊七城争夺荷马一样。”对照《堂吉诃德》的开篇(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前八章里，本·安赫利尚未出场)：小说的第二作者“我”曾事先声明：“在拉曼恰的某个地方，它的名字我不愿意说明……”这样，最后于终章卷末之处，第一作者本·安赫利与第二作者塞万提斯合为一人。
塞万提斯在“序言”里针对已问世的《堂吉诃德》说过：“我也算为人父了，但只不过是个后爹”，而他所指的生父即阿拉伯史学家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经过几代人的梳理，隐语已经可以读通。当虚构的生父(阿拉伯史学家)和真实的后爹(塞万提斯)被慢慢地还原为一体，结论便石破天惊：这部世界名著的西班牙作者，可能是一位当年被欺辱的摩里斯科人。
塞万提斯究竟是什么人
当然，以上结论只是一种逻辑推论，更准确的判断有待于实证主义的考据和新资料的发现。但是，新的认识已经在向着这样的思路倾斜。
研究者沿着两条线路走向这种结论。一是由作品研究的深化而来。稳健的《堂吉诃德》注释者高斯通过作品研究指出了塞万提斯是“新基督徒”的极大可能性。阿尼亚诺·佩尼亚在《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及他对西班牙和塞万提斯的观点》(Aniano Pe-a，Américo Castro y su isi-ón de Espa-a y de Cervantes，Ed.Gredos，Madrid，1975)一书中指出：
塞万提斯坚决反对血统论，明确站在作为弱者的新基督徒一边，这一立场引起了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的极大注意，从而引导他开始研究塞万提斯的改宗者背景。
但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没有实证证据的前提下过于强调了塞万提斯犹太出身的可能性。研究界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在西班牙存在着把著名文化人物“犹太化”的倾向，相对于曾占领导地位的、人口众多的穆斯林文化，犹太文化的比重被夸大了。
还有一些考据派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对塞万提斯生平、家世的考证。这些资料尚不足以导致最终结论，但仍不失为有益的提示：
虽然塞万提斯本人出生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但他的祖先在安达卢西亚的伊斯兰故都科尔多瓦居住了一个世纪之久，其中的一些亲属是十六世纪从格拉纳达迁来的改宗者。在伊斯兰—天主教南北分立的中世纪，安达卢西亚大部分原始居民是摩尔人或有摩尔人血统的人。天主教势力占领科尔多瓦之后，塞万提斯家庭居住的马驹广场是新基督徒云集的集市区，来自北方的、血统“纯正”的贵族以及一般的“清白人”都不愿意在这里居住。塞万提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塞万提斯的曾祖父Rodrigo de Cervantes是布料商人，操一种老基督徒一般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他的妻子Catalina de Cabrera，其家谱失传，这个现象往往也是祖上血统有“污点”的特征。
塞万提斯的祖父Juande Cervantes娶Leonor Torreblanca为妻。Torreblanca在十五至十七世纪的科尔多瓦是一个大姓，但是，其中只有来自北方纳瓦拉省的惟一一个家族能说明其祖上的“纯正”血统和门第，其余全是与这个家族结了教亲的、后来改宗的原穆斯林。在当年的文史资料《科尔多瓦史》中没有提到Leonor de Torreblanca与这一支人的血缘关系，可见她并不属于来自纳瓦拉的那个“正统”家族。尽管发现了一百四十九份有关塞万提斯祖父的文书，其中有许多邻居作证说他是老基督徒；有研究者曾打算据此撰述，但仍因证据不足而放弃。在那个时代，出于拯救亲朋好友的目的作伪证的应该也不在少数。同时，需要请人作证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怀疑因素的存在。
塞万提斯的姐姐Magdalena de Cervantes将自己的姓氏更换为Pimentel和Sotomayor，历史资料显示，她仅仅在一次布料生意中使用过Cervantes这个姓。这种回避的原因是什么呢？
塞万提斯家族成员曾于一五四八年、一五五二至一五五三年两次打官司，试图证明家族的贵族地位，都没有打赢；塞万提斯的父亲还因第二场官司的失败而入狱。
在勒班陀战役中英勇作战并失去左臂的塞万提斯本人，曾两次恃功大胆给国王菲利普二世写信，要求美洲殖民地空缺的三四个职位之一，均未获准。我们在上文介绍过，血统“不纯”者不得担当美洲殖民地的职务，改宗者五代之后方可任公职。
凡此种种，均为疑点。研究者梅迪纳·莫莱拉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做过如下的结论：
根据塞万提斯的文化背景和亲属关系，根据他所继承的价值观，以及他的知识框架，他应该是一个祖先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安达卢斯人；当然这并不排除合乎逻辑的混血成分，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改宗者，他本人也是一个跨文化边界的作家。
(以上总结性资料基本引自Medina Molera，Abd al-rahman：Cervantes，el Quijote：Frontera de Identidad)
毕竟四百年过去了，对于无法通过实证道路澄清塞万提斯血统和个人隐秘的后世人来说，分析的依据依然只能是作品，只能是基于作品文本的逻辑判断。无疑，一个满腹心事的作家，哪怕环境再险恶也会竭力在作品中留下蛛丝马迹，让后世读懂自己。
除上述文本分析，《堂吉诃德》里还有一些可能流露着作者情愫的细节。
在小说的尾声，第二部第六十八章中战败返乡的堂吉诃德与桑丘被六百多头“肮脏的”猪从头顶践踏而过，堂吉诃德称之为“天罚”(对于穆斯林，猪的践踏当然是最大的侮辱)。桑丘抱怨道：伺候骑士的侍从也该受罚吗？“桑丘家族与吉诃德家族有什么关系！”(桑丘在《堂吉诃德》里的老基督徒身份明白无疑)在第六十四章中，最终战胜堂吉诃德者是“白月骑士”，白月恰是伊斯兰的标志。
或许塞万提斯的血统和身世将成为永世之谜。
但确凿无疑的，是他在《堂吉诃德》和其他作品中表达的鲜明的反体制立场。若他的受害者背景得以确定，那么，这一受着血统影响的“罪人”地位，更强化着其作品的异端色彩。即便日后塞万提斯被证明并非摩里斯科后裔，他也已被证明是一个被剥夺信仰者的同情者、伊斯兰的朋友、文化共融的鼓吹者、人道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早期批判者。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利用骑士小说的外壳，创造了在官方话语罗列下尖锐质疑的文学手段。他在标榜“让世人厌恶虚妄荒诞的骑士小说”的同时，创造了一个单骑挑战巨人、一人对抗社会的真骑士。这个骑士相信“骑士道也是宗教；天堂里也有骑士圣徒”(高斯注《堂吉诃德》II，139页)。他怀着清醒的使命感，独自拯救“极其悲惨无助的、遭遇大难”(高斯注《堂吉诃德》II，529页)的人们。
塞万提斯的时代也是西班牙文学史上著名的“黄金世纪”，那时涌起的文学繁荣，被体制用来美化自己。然而人的求索追踪，必定要纠正文学史的误解和误导。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把一四九二年后的西班牙文学分成两个集团，一是老基督徒的主旋律文学，一是新基督徒的抗议文学。这一见解虽尚可商榷，但是——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的“黄金世纪”，这是更大的文学规律。黄金森林的每一株巨树——从《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开创的流浪汉小说，到描写皮条客的《塞莱斯蒂娜》，再到某些神秘主义诗人直至《堂吉诃德》——都是抗议的、对抗歌功颂德的不朽之作。文学揭示的时代冲突，刚刚掀开面纱之一角。
为缅怀长眠于西班牙荒凉大地上的孤独骑士，谨作此文以为悼念。
完稿于二○○五年二月
(由于篇幅关系，本文省略了部分引文的出处。文章中《堂吉诃德》的部分译文引用、对照了以下版本，但有个别改动：《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董燕生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奇思联翩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恰》，孙家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