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发展的困惑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国人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共识。在中国成为WTO的正式成员之际，没有人会对这样一条朴素道理的重要性表示怀疑。
　　然而，在与“国际社会”打交道过程中的磕磕碰碰，却不能不使我们对发展的一些基本常识和理念表示某种程度的困惑。
　　首先是发展的基本单位。这本来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但在一片全球化的欢呼中，在人们期盼能够分享国际经济大蛋糕的迫切愿望中，却变得模糊起来。不过加入WTO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使国人不能不在盲目的乐观中有所惊醒，并逐渐意识到，别人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东西，别人的发展不是自己的发展，不是“你有我有全都有”。尽管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但它的本质并不是一个利益共同分享的问题，而是全球经济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既然是一种大范围的利益重组，那么，参与这种活动的基本单位，或者说，发展的基本单位究竟是什么？
　　按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个基本单位当然是个人，是一个完全可以支配自己能力和资本的自由人。这种看法不能说不合理，因为只有个人的充分发展，整个社会才能真正发展。从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亚当·斯密的观点表达了当时第一个工业化民族——英吉利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也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他认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生活，个人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自然会把资本投到风险最小、利润最大的部门中去。在这种以个人为基础的自由的经济活动中，政府除了维护本国的安全，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外，其他的经济事务自然不应干预。但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他似乎并未发现不同国度之间的个人，他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拥有的权力和自由度是完全不同的。当时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的商人，在争夺殖民地市场的斗争中，无不体会到一个纯粹的商人与一个在国家政权支持下的商人在商贸活动中地位的巨大差别。而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也积极地对内清除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对外与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地，以便控制殖民地贸易。这些情况表明，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举足轻重，个人乃至各类经济组织都尚不具备成为一个完整的发展基本单位的能力和资格。
　　因此，李斯特认为，这种把人类想像成处于没有分裂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下与全人类进行着自由交换，是不切实际的。在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还有一个中介者，这就是国家。这是一个团体，是由千头万绪的精神关系和利害关系结合起来的，它承认自己的和本身范围以内的权利法则，但与别的同类团体在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持生存和独立。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第152—153页)李斯特也承认，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的，但是个人的勤奋与俭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绝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
　　在人类的现代历史上，这种国家主要是民族国家。无数学者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一再证明，现代的主权国家是由民族国家发展而来的。发展需要一个基点：一个大体固定的疆界，相应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较为安定的制度环境，这些东西，都不是任何个人或经济组织能够提供的。李斯特的理论尽管已经提出了一百多年，也有很多主张全球化的学者对他的看法提出非议，但这并未改变其立论的基础。因为全球化与区域性的经济联盟并未取代民族国家原有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均等的过程，无论资金的流动、贸易的进行或人才的交流，在地域上都集中于北美、西欧、日本等主要工业化国家，效果附加于拉美、东亚与转型后的中欧东欧等一些新兴市场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并非想像中一个全球一体、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经济全球化对各国所带来的现实经济竞争压力，绝不比以往的生存竞争轻松多少。种种现象表明，即便是经济的全球化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而只是部分的全球化。经济资源、信息、环保、文化交流的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的事实。然而，其流向却是不同的：资本从发达国家向任何可以牟利的地方流动，而资源则是十分固定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其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尚未全球化。尽管劳动力市场趋于国际化，但并不是真正的全球化，因为各民族的大规模的自由迁徙尚未发生——文化、语言和法律的障碍仍然存在。这就使得现有的民族国家依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这也是在目前十分热门的发展研究中，学者们依然强调国家政权是发展的关键性变项的主要根据。(《战后发展理论》，C.P.欧曼与G.韦格纳拉加著，中国发展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113页)
　　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一个具有共同血缘和区域生活传统的人们对自己的利益有着共识，这种共识意味着只有共同利益的人们才会结合在一起并为这种共同的利益而奋斗。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各国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但依然不能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的经济利益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即便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原则，本地区的人也是自己利益的最好评判者，这就使民族主义仍然拥有坚实的基础。到目前为止，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发展，不是以全人类为基本单位的发展，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是如此。在这个基础没有改变的前提下，目前国际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尽可能地利用本民族的国家政权来捍卫本民族的利益——就不会改变，尽管形式上也许会发生某些变化。
　　搞清楚发展的基本单位，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令人困惑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发展？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家底有数——我们的家底实在是太薄了。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人指出，中华民族已身处困境。而且，作为现代化的限制因素，人口、资源、能源、环境、粮食等方面存在的困境，并不会随着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而得到较快缓解和消除。相反，它们会长久地压迫我们，使我们穷于应付，使现代化的目标难以实现，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仍会处于人口负荷过重的临界状态，并有可能超过资源供养的承载极限。专家研究表明，二〇〇〇年我国土地资源生产力年产约三十五亿吨干物质，包括九千二百亿斤粮食，合理的人口承载量约十一亿六千万。若把潜在可开发的自然生产力全部加起来，年产干物质可达约七十二亿吨。按温饱标准计算，理论上的最大承载人口能力只能是约十五六亿。这还只能是解决温饱，而我们的目标是小康，进而富足，可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困境却大大压迫我们的目标。
　　而且，专家的见解一时还难以彻底转化为国家的具体政策和全国人民的自觉意识。由于对生态和资源的保护涉及到大量的资金以及原从业人员的安置问题，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现时条件下拿出巨额资金来采取断然的措施。在地方和基层，由于经济水平长期在极低的状态下运行，人们穷怕了。各地的有关部门只要能获取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什么项目都敢上。甚至对本地资源竭泽而渔，祸害他人的事情，也照干不误。一些至关重要的生态问题，比如天然林保护问题，由于涉及到各地的实际利益，涉及到百万林业工人的就业，更是难以解决。最终的后果是自然生态日趋恶化，环境污染迅速蔓延，使我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后果最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如果我们不采取多方措施尽力弥补和限制环境破坏，那么生态危机将会演化成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之一。
　　了解了自己的家底，我们就不能将发展是硬道理，简单理解为只要有经济效益就是硬道理。各地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根深蒂固，并不是中央一道命令就可以在短期内改变的。这种观念的产生在于各地的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往往会有一些矛盾，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渴望暴富，捞到一把是一把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就使继续破坏生态环境来获取短期的经济利益在各地仍然被视为一种“正常”的思路。然而，很多项目，很多发展计划在无视生态的前提下上马后，其对环境生态破坏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无法弥补的。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我们的子孙还能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发展”？
　　由此而想到了第三个问题——发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据统计显示，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平均每人欠西方国家四百二十美元债务。津巴布韦的一名记者算了一笔账：在莫桑比克，一个男孩需要卖掉四千四百篮橘子；在津巴布韦，一个做编织的妇女需要卖掉一百条编织的床单，而一个教师需要他十四个月的工资，才能偿还这笔债务。而到非洲来进行开发的西方技术专家往往一天就能挣到这个数目。
　　问题的实质在于，平等与公平永远是一个相对的口号。只要这个世界上有资源需要开发，有开发者和被开发者，就必然构成债务关系。而且债务关系的衍生必然会带来越来越不平等的对资源的剥削与掠夺。发达国家的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不平等的资源剥削累积的成果。在工业文明通过差距不断恶性膨胀的今天，布兰德认为这构成的是“一种奴隶制新形式”。(《三联生活周刊》一九九七年第二十四期，第7页)正因如此，在“二战”后的全球化过程中，尽管世界的财富总量急遽增长，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一九九七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9%，其GNP却占世界GNP的79.5%，富国人均收入与穷国人均收入之比已从一九六〇年的30∶1和一九九〇年的60∶1扩大到一九九七年的74∶1，欧美国家居民每年花一百七十亿美元给宠物购买食物，而发展中国家约有十一亿居民缺少住房。(转引自《国际问题研究》，二〇〇〇年第五期，第14页)
　　这种差距，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生产力或者说技术差距造成的，发达国家政府经常利用其大国的地位和国家政权力量，哄骗外国政府把有利可图的商业合同给予本国公司，从而损害外国的竞争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下面一项由“透明度国际”公开的调查很能说明问题(该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的联盟，旨在打击腐败)。根据此项调查，美国被广泛视为最有可能使用外交或其他压力，为其公司获取不公平的商业利益。在回答哪些国家可能利用这类做法时，61%的人列出美国，其次是法国和日本，都是34%。在十九个国家中，瑞典、奥地利和瑞士获得的评价最高。而美国国务院没有就上述调查置评。
　　“透明度国际”副主席沃格尔在记者会上说，所有主要出口国都利用他们的大使馆向所在国政府为本国企业促销。他说，“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乎道德”，但接受采访的私营企业领导人的看法是，美国政府大多数情况都是代表美国企业向外国政府施压。帮助撰写“透明度国际”这份报告的加尔通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官员“主要在例如出售军火以及外援和贸易等问题上施加外交压力”。他说，“美国的另一个隐蔽的影响，是向贸易客户国的精英提供奖学金和保健福利”。这项调查还显示，虽然有国际公约反对贪污，但西方国家的政府与发展中国家做买卖时，对这些国家的贪污现象却听之任之。
　　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贸易活动中，还有意识地将各种公害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原田正纯在日本《世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公害有五种形式：一、将危险的公害型企业转移，印度聚乙烯醇农药泄漏事件就是将危险技术转移的一个典型例子；二、将在本国禁止销售和使用的产品出口，比如农药。目前发达国家出口的农药中，30%属于在本国禁止使用的，而全球每年因农药中毒的人数已经高达七十五万人；三、将产业废弃物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四、掠夺性大量进口别国的资源；五、因提供资金援助而导致破坏环境的结果。
　　后两种的危害更大，在廉价掠夺资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化和高效化会使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培植成生产基地，会导致工农业的生产结构产生变化。当一切都变成产品后，品种就会大量丧失，越来越单一化；而为保证产品量，就要以各种方式刺激产品的增长，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高度经济化的社会中，对利润迅速增殖的追求，都是以损害生态平衡作为代价的。
　　举这些例子，绝不是要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为这种全球化浪潮，尽管有着种种世界强国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他人之上的实质，它与十九世纪相比却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即在这种全球化的浪潮中，较为落后的国家只要自己能够有效地把握机遇，就能在这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获益。这中间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殖民主义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世界强国通过赤裸裸的军事占领或是其他方式公开掠夺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历史，甚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是得不偿失的。于是，这种优势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生产低端产品，而发达国家控制高技术领域。这种分工依然是不平等的，但比起赤裸裸的掠夺，毕竟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全球化新的国际经济大分工，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表明我们已经承认这种不尽合理的全球化体制，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机遇。这种机遇，使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力或是其他的优势换取我们急需的技术和资金，还能够使我们从根本上调节产业结构，最终建立起较为先进的经济体系。因此，我们并不拒绝加入这样一种体系。
　　然而，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可以在这种过程中不关注自身的合法利益可能会受到的侵害，并不表明我们不关心我们在这种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愿意永久地成为国际社会的打工者。
　　发达国家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一步加大自己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等方面的差距，使自己永远保持在核心技术与其他关键性领域的优势，保持自己“标准制订者”的地位，并使自己的领地成为花园世界，至于会产生各种有害废弃物的产业，要么将其全部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要么将这些废弃物“卖”给发展中国家。那么，我们在这种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是否愿意成为别人的废弃物转移基地，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世界工业化废品的垃圾场？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并不表明所有的国人就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也不表明我们已经将这种认识转化为了我们执行的具体政策。要走出发展的误区，就必须对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有一个较为实在的规划，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饥不择食”的时期应该过去了。而这种规划，也必须建立在国人普遍对发展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发展并不仅仅是“温饱”，是“小康”，它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把自己建成一个花园或者充当世界的垃圾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