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赴美华工血泪史

　　原在我国外文图书出版局工作的专家陈依范(Jack Chen)，在美国出版了《美籍华人》(The Chinese of America)一书，很受读者注意，本刊曾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加以报道。
　　这本书里搜集了大量关于在美国的中国人材料，读后很能促使我们了解、思考一些问题。这里就书中早期赴美华工的情况，予以摘译编集。这里，我国劳动人民胼手胝足、勤劳勇敢的精神跃然纸上，他们的悲惨遭遇也令人十分同情。这种情况虽然已成过去，但是这段历史不应遗忘。
　　本书将有香港、北京两种译本问世。这里的摘译，选自我们所能见到的香港三联书店将出的译本，译者：殷志鹏、廖慈节。
　　他们怎样来到美国？
　　华人到美国来的本身，便是一种决心、耐心和勇气的考验。对广东省的华人移民来说，皇帝的移民禁令算是最小的难题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清朝的皇权已降到最低点。华人移民先到香港或澳门。这两个城市都归外国管辖。他们在那里就搭船离国。但是，他们还要避过“猪仔商人”(pig traders)拐骗的危险。
　　那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需要大量的劳工，并从殖民地采集原料，以供国内日渐增长的工业需要。一些殖民地的土著，此时已差不多全被消灭。一八六二年，“贩卖奴隶”在国际上已被禁止。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贫穷的年轻农民还应征远去秘鲁、古巴和其他地方做工。他们被骗签了合同，使他们几乎沦为“奴隶”。当志愿去海外做工的人出现时，招募公司人员就对他们使用诡计和威胁。而当这些方法都失去效用时，很多人就遭到绑票或拐骗。这些遭受绑票或拐骗的人，在葡辖澳门被关进“栅栏”或“猪圈”，受尽恐吓，然后象牲畜般地被运到南美洲或古巴农场，在监视下工作。
　　为从事这种“贸易”而武装起来的船只，简直就是漂浮的“地狱”。被拐走的人禁闭在船上的三等舱里，既过于拥挤，也不太通风，比起非洲的奴隶贸易好不了多少。舱口从上到下用木条钉住，以防有人逃走；对被关住的人，给予近乎饥饿的口粮，使其精神萎靡。每一次船上都有谋杀和暴动的事件发生。死亡率有时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在运往古巴的十四万中国人中，死在途中的有一万六千多人。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因受苦而死在抵达之后！
　　这种“贩卖人口”的勾当，并不是出于一个邪恶的、匿名的犯罪集团之手。它是经过外国政府官员和注册船长的默许和批准而进行的。一八五二年，在福建厦门经营“苦力买卖”的首领，就是西班牙总领事泰特(Tait)本人。
　　即使不被贩卖，情况没好多少。为了做“淘金潮”的生意，船商常常不顾别人死活，而将报废的船只投入“服务”。在外国船主和租船的中国商人合谋下，每艘船都尽量地运载更多的旅客，三等舱的旅客，肩靠肩、头碰脚地挤在空气不流通的舱里。船上的水很少，伙食也差。在三十天到六十天的航程中，死亡经常地发生。如果遇到逆风，航行的日程则更长。
　　也有些船长竭尽所能地善待旅客和船员。当“巴尔摩若号”(Balmora1)停泊在旧金山时，船上的桅杆上挂着一面燕尾旗——这是四百六十四位华人旅客为感谢罗拔森船长(Captain Robertson)的善待，而送给他的一件礼物。一八五七年，旧金山华商也表扬一位史勒特船长(Captain Slate)，因他运载七百位华人移民来美，而无一人在船上生病或死亡。
　　其他的船长，却没有这样的细心和仁慈。有些船上的情况，糟到发生了暴动！当然，船上也发生过其他的惨剧。例如：从澳门驶出的“交易号”(Exchange)，在六百十三位旅客中，竟有八十五位在途中死亡。一八五四年，经过八十天的海上航行才抵达旧金山的“自由号”(Libertad)，简直就是一艘“死人船”！包括船长本人在内，船上的一百八十位华人旅客(约占全体华人旅客的五分之一)，染上了“坏血症”(scurvy，　或称“船热症”)，在抵达旧金山时宣告死亡。又如“冠军号”(Champion)上的三等舱，是七呎二时高，里面设有三层六呎长、十三·五时宽、头前空间仅有十七时到二十四时的卧铺。一艘“史梯芬斯号”(JohnL.Stevens)，就在这种情况下，运载了五百五十位华人移民。有时，在全部三个月的航程中，船上竟有“站票旅客”。这些人就轮流在卧铺上睡觉。但是，船商的竞争，终于迫使船票跌到十三美元一张。徐勤(译音)——一八六八年乘三等舱来到美国，后来在纽约建立第一个基督教会——这样写道：船上没有水洗脸。旅客在船上接雨水。整个航程超过了六十天。因此，批评华人移民的人，说从海上来的华人脏，似乎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船上的情况，是很吓人的；它们一定违背了当时的道德和习惯。一八三一年，一艘以荷兰鹿特丹(Rotterdam)为基地的船抵达美国罗德岛(RhodeIsland)的时候，在一百五十六位旅客当中，只有四十八位仍然活着。一八五○年，“蒙特克号”(Montague)在旧金山受到“隔离”处分。在它从纽海汶(New Haven)驶出的途中，船上的四十位船员中有二十位——包括船长和二副在内——以及六位旅客，都死于霍乱。一八五五年，“山姆叔号”(Uncle Sam)载着七百五十位旅客，从尼加拉瓜海岸驶往旧金山。途中有一百零四人死亡，另外还有九个人在抵达后不久死去。
　　黄金国的“天命”
　　一八六○年，加州矿区约有八万三千个矿工，其中有两万四千名华人矿工——约占那时美国西部华人人口的三分之二。一八七○年，在三万个矿工中，有一万七千个是华人(约占全美华人的百分之二十七)。
　　我无从正确地估计华人对美国金矿工业的贡献，因为正确的记录已不存在。即使它们过去存在过，那也可能毁于一九○六年的旧金山大火中。但是，华人确实直接地或间接地开采了巨量黄金的一大部分。他们也从事厨师、仓库管理员、街贩和其他辅助性的工作，从旁帮助了开矿的事业。而华商、华人家庭和同乡会，亦助长了华人矿工的努力和士气。他们运来了家乡的食品，同时保证将死在异地的华工骨灰运回家乡安葬。
　　对西方世界来说，加利福尼亚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很多年，只出产了价值八千美元的黄金。从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七的十年中，加州和内华达一共出产了四亿美元的黄金。从一八六一到一八六六的五年里，两地出产了一亿五千万美元的黄金。在一八五二年的一年内，加州就出产了八千万美元的黄金。用另外一种方法计算，在一八四八年的前五年，美国每年平均出产的黄金是五万二千盎斯。在一八四九年，这个数字跳到一百九十万盎斯。一八五○年，是两百四十万盎斯。所有的这些增产，都来自加州，都出自酗酒、争吵、勤劳的加州矿工之手。对于这些矿工的贡献，美国人民尚未建立一座适当的纪念碑！
　　后来，内华达州也发现金矿。华人矿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去那里工作。托斯加罗拉(Tuscarora)唐人街在内华达州是最大的一个。据说在一八七一年中，华人在那里就开出了五十万美元价值的黄金。华人矿工在内华达北部继续工作到二十世纪初期。一八五二年时，华人矿工也去奥利冈和蒙塔那工作。一八五八年，去阿里桑那和科罗拉多。一八六二年，去华盛顿州。华人在华盛顿州的矿地工作了四十年。他们也去金矿稀少的爱达荷、犹他、新墨西哥和阿拉斯加(一直到一八九八年克龙戴克(Klondike)大金矿才被发现)工作。但是，仅是加州一地就开出了超过全部美国黄金产量的三分之一。从一八四八到一八七六的二十八年中，内华达山脉倾向太平洋的斜坡，出产了价值十八亿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的金和银。而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八三年期间，全美金产的三分之二，约合十二亿美元，来自加州矿区。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出自华人矿工之手。
　　当然，加州华人的贡献，远超过矿业的范围。虽然那时大多数的华人并不希望永远留在美国，但是他们在美国仍然缴税、做生意和从事各式各样的工作。在一八六一年的一年中，他们付的关税、运费、租金、执照费、保险费和其他费用，就使州政府增加了一千四百万美元的收入。苏域德(Seward)在他的《中国移民》一书中估计：在一八六二年，约有两万个加州华人矿工，他们月缴四元矿税，共付了将近一百万美元。他引用了加州议会一个委员会的话：两万个华人矿工每天化美元三角购水，一年即可累积到两百十九万美元；一万五千块矿地以每天征收美元两角五分计算，一年即可收到一百三十七万美元(一八六二年)。此外，他们也汇了相当大的数目回家(在一八七六年估计有一千一百万美元)。这笔外汇帮助了他们家人的生活，并且使广东省向现代化发展。结果，广东省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的发源地。
　　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中“铁路”条下所载：华人参与修筑的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线，“对帮助美国成为一个连成一体的国家来说，是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的。”华人在建筑这一铁路交通网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个交通网就是二十世纪美国工业力量的运输基础。
　　当建造横贯铁路线时，联合太平洋公司雇有一万名工人，主要是爱尔兰移民和内战的退伍军人。他们建筑通过内布拉斯加平原的铁路线，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因此进展得很快。而中央太平洋公司除了最初介于新堡(New castle)和科尔法克斯(Colfax)之间的二十三哩路较易施工外，必需征服内华达山脉和岩石山脉中的花岗岩高山和峡谷，才能通到内华达和犹他地区的平原。那时才能迅速进展和赚钱。这条铁路线，必须要建在令人生畏的一百哩高出地面七千呎的山地上。中央太平洋公司的克罗克和这个公司的华工接受了这个挑战。
　　华工们运用中国的技术，来克服工程中最艰巨的一部分工程：就是在高出美国河峡谷两千呎的峭壁上，筑好纯花岗岩的拱壁和陡峭的页岩路堤，使得铁路线越过牛角岭(Cape Horn)。这里的山腰，没有立足之地。但是，不屈不挠的华工采用古老的办法，坐在绳索系住的箩筐里，悬在半空高出河面一千四百呎的山腰地方，用铁锤和铁橇凿出一条狭窄的石槽，然后再拓宽到足够容纳铁路的路基。
　　一八六六年圣诞节那天，报纸上登载着：“有一队筑路华工被雪崩所淹埋；在他们被挖出来之前，已有四、五个(注意此处的不正确数字)人死亡。”此外，在一天夜里，一整营筑路华工被雪封锁，等到第二天才被铲雪的人救出来。
　　从来没有人把这些为了完成这个伟大任务而牺牲的人的名字记录下来。据说，曾经有一千两百名华工的骨灰被运回他们的中国家乡埋葬；但是，这个数字绝对不是全部。工程师约翰·吉尔士(John Gills)在回忆时说：“在第十号隧道里，有十五个到二十个华工(再次请注意此处的不正确数字)在那年冬天的雪崩中丧生了。一年前，即一八六四——六五年冬，在同一地点，也有两个修理马车道的工人被雪崩所埋。”
　　到一八六八年夏，一万四千个铁路工人通过高山，抵达内陆大平原。其中十分之九是华人。当时美国境内的华人，有四分之一以上是从事铁路建筑的。
　　一八六九年五月十日，爱尔兰人和华人分别铺设的两条铁路在犹他州奥格登北部的普罗蒙特里衔接起来。很多人来观礼。乐队奏着音乐。一队爱尔兰工人和一队华工被选出来并排安放最后两节铁轨。最后的一根枕木是用磨光的加州月桂木做成的。中间有一面银牌，上面铸着：“一八六九年五月十日太平洋铁路完工时的最后一根枕木。”但是到了安放最后一根枕木的时候，却到处找不到它。正在紧急万分的时候，四位华工扛着枕木走过来，把它安放在铁轨下面。这时，一位摄影师迈步向前，别人对他说：“照！”(Shoot！)。华人听到都拔腿而逃，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是“开枪”，而不知另有他解。后来，当秩序恢复过来，这个著名的典礼才又开始。在典礼中，史坦福用一把银锤，将一根金铁道钉钉进最后的这根枕木上。这项新闻用电报传达到全国各地。但是，在那张庆祝铁路接轨的敬酒照片上，却没有一张华人的脸孔！
　　这些不朽的工程，都是在机械化时代之前完成的。他们的工具是锄头、铁铲、铁锤和撬棍；用扁担挑着盛土的箩筐，再把土放在单马拖的马车上。
　　华工从事这项英勇的工程时所得的报酬，最初是每月二十六美元，餐宿自理。后来，工资逐渐地加到三十美元到三十五美元一月。白人的工资与此相同；但是，他们获得食宿的免费供应。若以每个白种非技术工人每天消耗伙食费用七十五分到一元计算，一个华工至少替中央太平洋公司节省了一个白人工资的三分之二(依据一八六五年工资计算)。此外，华工也做石工、引爆工、铁工和其他的技术工作。这类工作，如果雇用白人来做，就得付三元至五元一天。因此，公司由于雇用华工，至少又省下了五百万美元。
　　他们真的象反华煽动者所说“抢走了白人的工作”吗？当然没有。首先，经验证明白人只是不愿做华人所从事的筑路工作。事实上，华人为白人开辟了工头助手、工头、运轨工人、送货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工作。
　　工程完成时，大多数华工领了工钱后，被解雇了。有的带着他们以血汗赚来的储蓄，回到中国去。他们建筑横贯美国大陆“铁马道”(Iron Horse’s pathway)的英勇事迹，一定会变成许多家庭聚会的谈话资料。有的将他们挖起、劈分的最后几根枕木的碎片拿回家，做为参与这项伟大工程的纪念品。有的就在铁路沿线新兴的小镇上定居下来。其他人则乘火车到更远的东部和南部去冒险。他们大多数人后来都又回到加州来，在新兴的工业、商业和其他的职业中找到了工作。很多人利用他们传统的和新学得的技术，来从事正在西部和中西部迅速建筑的横贯铁路线。这就是华人移民散居美国各地的开端。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巨头们，因为建筑铁路而赚了大钱。根据后来国会调查委员会的估计：拨进联合太平洋财库有七千三百万元；而真正的筑路费用，还不到五千万元。中央太平洋铁路四巨头和他们的合伙人，赚的钱更多。他们至少赚了六千三百万元，并且拥有中央太平洋公司近一亿美元价值股票的绝大部分，和另外有九百万英亩的政府赠地。可是，在某些圈子里，有人对建筑铁路的华工，以及他们的贡献，往往故意保持缄默。当美国交通部长约翰·沃尔普(John Vo1pe)在“金道钉”百年纪念的盛典上讲话时，竟连一个在美华人也未邀请。而他在演说中，对筑路华工也只字不提！
　　排华是怎样发生的？
　　如果不了解第一个美国印第安人被残杀和第一个非洲奴隶被运到美国来的痛苦，那么对于在美华人的生活经验，也是不会了解的。尽管如此，在美国，反对种族主义与暴力的人士一直不断地出现。而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拥护者，对于种族主义者的攻击，则予以还击。这种正义的表现，一直延续到今天。
　　暴力的种族主义，是早期加利福尼亚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华特曼(T.T.Waterman)在《最后的雅西——依式》(Ishi，The LastYahi)一书中说：有一个没有军事任务、只求个人快乐的拓荒者，为了取得印第安人头皮做纪念品，而任意地杀害他们。一八四九年，旧金山正被“猎狗帮”的恶棍所骚扰。过去，他们是纽约包伐利(Bowery)街上的流氓。现在，他们接受了史蒂芬逊上校(Colonel J.D.Stevenson)的指示，到加利福尼亚来，帮助从墨西哥人手中“解放”加利福尼亚。当和平条约公布时，他们组织了自己的“恶少帮”，以抓到一个海员获奖二十五元的代价，追踪跳船的海员。后来，他们又借题“制造战争”，来骚扰住在北滩(NorthBeach)地区的墨西哥人、智利人和秘鲁人。据旧金山历史学家莫斯加泰因称：显然的，使“恶少帮”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这些人是不适当的美国人。”一八四九年七月十五日，他们偷袭一个叫做“小智利”的社区，毁坏帐篷，推倒棚屋，强奸妇女，殴打男人。有一个女子被他们杀死。
　　这类种族主义的暴力，是金矿区特有的现象。西部的粗野作风，是社会情况造成的一种暴戾风气的结果。在南美人和墨西哥人被攻击之后，就轮到了华人。
　　一八八五年九月，有一件在反华运动中最残酷的事件发生了。在怀俄明州矿镇石泉(Rock Springs)，有二十八个华人被屠杀！十一个华人被活生生地关在他们的小屋里烧死！！还有很多人受伤和被赶出家门。同一个月，一群白人和两个印第安人攻击西雅图东边的爱萨瓜(Issaquah)三十五个华人的营地，杀死三人，打伤两人。其他华人逃走。在同年的十一月，一群塔哥玛(Tacoma)(译按：在华盛顿州)的暴徒，将当地的七百个华人赶上马车。这些华人在野外露宿一夜之后，其中有两人死亡。后来，他们又被放在驰往波特兰的火车上。另外一百五十个华人因塔哥玛事件而深受恐惧，便从西雅图逃往旧金山；还有三百五十人不久也被赶走。反华的暴力扩散得象“流行病”一样，沿着西岸北部，以及从桑塔巴巴拉的河谷传到汤逊港(Port Townsend)。帕萨得那(Pasadena)、霍里士特(Hollister)、雷町(Redding)、洛杉矶、萨克拉门托、苏诺玛、芝哥、默西得、安德逊(Anderson)、圣布那温杜拉(San Buenaventura)、维勒荷(Vallejo)、麦地(Wheatland)、桑塔克鲁兹、尤巴城(Yuba City)、特拉基、那巴、普拉赛维尔、卡逊、迪克逊(Dixon)、圣荷西、彼达鲁玛(Petaluma)、林肯、金奔(GoldRun)、犹瑞卡(Eureka)、桑塔罗莎、奥本、内华达城和旧金山，全受影响。一八八六年，“清除华人”的暴虐行动在各地继续着。在一八八六年一月和四月间，三十五个加州社区报导了排华活动。在那三个月中，两万个华人涌入旧金山华埠。一八八七年，三十一个华人矿工，在华盛顿州东部的蛇河(Snake River)被屠杀。从一八七○年代到一八九○年代，华人在西岸一带受到恐怖的待遇。这些暴力虐待事件的规模和恶劣程度从未被任何人叙述过。一八八七年，塔哥玛地区集合了三千个从其他地方来的华人，通知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没有一个华人准予住在那个城市。一八八六年八月，在阿拉斯加的翠得威尔矿区(Treadwell Mines)，尽管总督如何努力，除了一个最受喜爱的“中国乔”(China Joe)之外，所有的其他华人矿工都被赶到小船上，任其飘流。幸运得很，他们顺利地在朗琪尔岛(Wrangel Island)登陆。
　　反华的煽动，产生了大量支持反华要求的文字。例如：加州籍众议员佩芝(Horace F.Page)在国会中说：“他们不抚育小孩……。他们没有贡献出任何东西来支持美国政府。”但是，佩芝没有提到，那时的情况使得华人不能考虑带妻子、小孩一齐到西部来。还有，他们绝不是没有对支持美国政府做出贡献，而是加州的全部郡县靠着非法征收华人矿工税而得以生存和发展。有一个时期，华人所付的税，占了加州收入的四分之一。他也忘记了一条伟大的铁路、广大的垦地填地工程和有价值的农业工程。所有这些都成为现在美国的财富了！
　　华人在美国传统下的勤奋工作，并没有令他们普受欢迎。参议员乔治·赫斯特(Senator George Hearst)写道：“我反对他们的一个最大原因是：他们比我们的人民能做较多的工作，但生活的需要却比我们少。由于这个理由，他们能够驱使我们工人频于绝境！”但是，他没有提到：这是美国自由企业和劳工、产品开放市场的传统。事实上，华人尽了很大的力量，而且经常是成功的，改善了他们的工资待遇。同时，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借着竞争的市场，使得他们的工资和其他工人的工资大致相等。
　　有些政客，利用神学的范畴，发表反华的论调。
　　一八七六年，一位叫做毕克斯莱(Pixley)的证人，对国会联合调查华人移民委员会说：“(华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最低下的人种……。再没有任何其他人是这样低下的了。我相信：华人是没有灵魂可救的；即使有，他们也不值得去救！”
　　也有人说：华人在美国增加得太快了！但是，那时的华人人数少于全美人数百分之○点二五。还有，华人被控将钱从美国寄到中国去。他们是这样做的，如果他们生活节俭、能从每天大约一元工资、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和每月工作更多天省下来钱。但是，美国商人在中国仅是做鸦片生意就赚了九百万美元，并且也寄回美国。对于这件事，没有一个美国顽固派分子曾经反对过！
　　美国劳工代言人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华人除了带来肮脏、恶习和疾病之外，别无他物……。所有试图提高他们生活水准的努力，都证明是白费了！”(《美国工联大会报告书》)“每一个要来的苦力都意味着……更多的恶习和不道德被带进我们的社会生活”(当时的美国工联主席山姆·甘帕斯所言)。甚至于在一九○八年，美国工联的甘帕斯和赫曼·加次泰特(Herman Guttstadt)，仍然使用这样错误的知识和种族主义的诽谤，例如：“美、亚通婚所生下的后代是永远的堕落！”
　　就是由于这种想法和宣传，使得一些州通过了混血法。一九○六年，加州禁止白人和华人通婚。同样的法律在阿里桑那、乔治亚、爱达荷、路易西安那、密西西比、米苏里、内布拉斯加、内华达、南得科达、犹他、维琴尼亚和怀俄明各州通过。加州于一九四八年才撤销这条法律；而最高法院于一九六七年始裁决其他各州的混血法违宪。
　　中国人民的友人
　　在这些艰难的时期里，在美华人也有一些忠实的友人。厄斯京·罗斯(ErskineRoss)在洛杉矶反华暴动高潮的时候，独自阻止了愤怒的暴民，挽救了很多华人的生命和财产。旧金山基督教长老教堂詹森牧师(Reverend Johnson)竭力反对排华法律。旧金山长老会的唐诺迪娜·加买隆(Donaldina Cameron)，为终止华人妇女从事贱业，和华人社区在一起工作了四十年(自十四岁开始)。“废奴派之子”威廉·劳埃德·加利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麻省籍参议员查尔·萨姆纳(Charles　Sumner)和伊利诺州籍参议员里曼·庄博尔(Lyman　Trumbull)在国会为取消歧视华人的立法而尽力。一八七○年，他们提出给予华人公民权和投票权的两个议案。可是，这两个议案都因多数反对而胎死腹中。在那个时候，他们这样地为华人争取权益的作法，被实务派认为是等于断送个人政治生涯的行动！
　　一八七七年，印第安那州籍参议员摩顿(OliverP.Morton)担任国会联合调查华人移民特别委员会主席时，在他写的一份少数派提出的报告中宣称：如果华人是白人，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喧嚷起来反对他们。关心的旧金山市民，组织了一个“保护华人协会”(Chinese Protection Society)，来阻止暴民的暴力行动。这只是一部份公正人士的名单。冷嘲热讽者会说：这些男士和女士，不是为资本主义争取廉价劳工，就是想得到华人感激而后将他们改变成教徒。但是，事实上，他们这样做或那样做，都是为了支持美国民主的传统。可是，在无知与恐惧的环境中，尤其是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民主是非常的脆弱的。当时，反华歧视不能立刻被这些友善的干预所制止，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