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二）

　　在一九九九年第十期《读书》上的《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中，我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学者之间的交往应当采取一个什么态度，具备怎样的精神，才能建立正常的学术规范，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进而推动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在学术思想的发展中，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不断的冲突。如果说，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内，这种对立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激励学者们进行研究和探索的话，那么，当其与某种外在的需求联系在一起时，就会阻碍学术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于是，在当代的学术发展中，很多人致力于探讨摆脱困境的途径。在这里，哈贝马斯在解决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难题时提出的“交往理性”(一九九四)，也许可以成为处理学者之间相互争论的伦理原则。笔者理解，坚持“交往理性”的原则，并不是要学者放弃自己的选择自由和理论立场，而是要学者在相互交往时能够彼此尊重，宽厚礼让，避免误解、曲解，从而达成“同情的理解”和某种真正的“共识”；或者如布迪厄所说，学者们在各自场域的竞争中，不是试图去压倒对方，而是着眼于彼此的理解和创新。为此，就需要探索和营造达成“理解”和“共识”的社会条件。
　　从“交往理性”的思想出发，对于前文的讨论以及我这里提出的问题，我有一些观点或想法提出来讨论：
　　第一，社会是多元的，思想和主义也是多元的。这是“交往理性”赖以建立和实施的基础与前提。企图只允许一种思想、一种主义，禁止别的思想和别的主义，不仅是办不到的，而且是在扼杀学术。这一点，国内学人都有切肤之痛，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忆犹新。《现代化的陷阱》(后简称《陷阱》)揭示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现实矛盾和现实问题，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和共鸣，是社会所需要的，自然有其价值。对此应当承认和肯定，并做出恰当的评价。但是，中国之大，人口之多，社会之复杂，加之处于巨大变革之中，仅有《陷阱》这一类作品是既不可能对中国的现实做出全面的描述和刻画，也不可能对中国的问题做出多方面、多角度的剖析和解释，更不可能满足如此广泛、复杂的社会需求。“学院派”的作品也是需要的，也是有价值的，也应当承认和肯定，并做出恰当评价。也就是说，面向社会的暴露和呐喊需要，诉诸理性的沉思和逻辑的分析也需要；形而下的东西需要，形而上的东西也需要；面向广大读者的报刊作品需要，面向少数专家学者的作品也需要；直接取自现实、针对现实的作品需要，从前人研究中发现和提出问题，以及考据索证的作品也需要。
　　第二，社会科学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践应当充分体现出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建立和实施“交往理性”的重要前提。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邓正来先生借助布迪厄的理论做过认真的讨论(一九九六)。对此，国内学界关注和理解得不够。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求，它独立地自主地确立自己的社会需求和社会作用，不应当迎合社会让它充当合法化或社会操纵的工具，社会科学家也不能依靠其他力量来确立自身的地位，只能借助于自己研究的逻辑。为此，社会科学研究首先应当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随意地简单地只将那些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如果能够把社会上不引人注目的现象建构成科学对象，或者从一个新视角重新审视某个在社会上备受瞩目的话题，那么，其力量就会突显出来。其次应当对抗和清除知识界内部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方面要减少和消除因互相吹捧和彼此支配而产生的大量毫无学术意义的论题，另一方面要减少和清除那些煽起毫无学术价值的争辩和毫无学术建树的提升。这里，笔者想讨论一下《陷阱》及其拥护者挑起和进行争论的一种方法，即“化约论”的方法。
　　任何一个理论都不是无限定的，而是有限定的，因而，不能做简单的化约。比如，在当代的中国，凡讨论市场经济的学者，都承认市场的缺陷，没有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只是在对市场作用的大小、方面、方式等方面存在分歧。这很正常。同样，凡讨论产权的学者，也没有人认为私有制美好无比，威力无边，都承认在现代社会，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各有其地位和作用，只是偏于前者或偏于后者的权重不同而已。与此密切相关，提出保护私有产权，自然是保护诚实劳动和正当交易获得的财产，而不是保护靠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和化公为私得到的非法财产，这种限定不言自明，是一种常识。虽然后者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且两者之间的界限有些也很难分得十分清楚，但在理论上的限定还是清楚的。然而，《陷阱》作者及其拥护者抛开理论上的限定，做了一种化约论式的处理，然后加以批判。你讲市场经济，他就说是“市场万能”；你讲私有产权，他就认为是“私有制万岁”；你讲保护私有产权，他就说是化公为私“合理论”。退一步讲，即使讲了市场和私有制的巨大作用，讲了化公为私合理之类的话，也有个在怎样的语境中讲的问题。难道可以不问具体环境条件和语境，简单加以化约吗？以权钱交易、化公为私而论，它的产生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计划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共同存在，这种现象的确相当普遍，必须坚决反对，但决不能说所有发了财的人都是权钱交易，都是化公为私。因此，化约论的处理不仅在理论上是不恰当的，它会引起很多毫无学术价值的争论，破坏学者之间的理性交往，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它会使我们的政策操作走到邪路上去。同样，笔者也不同意某些人随意给别人扣上什么“新左派”或自由派的帽子。这些都是非严肃学者之所为。在学者中，用政治意识形态的分野替代学术上的讨论，是学界和学人的悲哀。
　　第三，学者是自由人，写不写，说不说，写什么，说什么，怎么写，怎么说，都由其做出选择，并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别人无权指手画脚，强迫学者这么办，那么做。如果按照别人的旨意去写去说，那就不是学者，而是御用文人。这也是坚持“交往理性”必须具有的信念和遵循的行为准则。过去，在传统体制的集中控制之下，学者没有创作的自由，往往被迫就某些事情表态。因而酿成了很多学者的悲剧。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学者的自由度比过去大多了，如有不同意见，至少可以保持沉默，没有人逼着你去讲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了。但是，还远远不够。一方面，有些敏感的话题不能讲，有些理论的禁区不能讨论，有些政策不能批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的参与意识很强，总想使自己的主张为决策者采纳，并且以采纳的情况作为评判的标准。这样，也就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其实，只要给学者以讲话的自由，给决策者以选择的自由就可以了。你可以讲，可以批评，我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因此，保持一定的距离和一个超然的态度也许更符合学者的地位和身份。然而，“姚文”不仅没有推动这方面的进步，反而有点向后退的味道。作者一方面对《陷阱》关于整个中国当代经济学的活动，基本上是一种“屠龙术”的表演的批评大加赞赏，另一方面，对“学院派”的淡漠又耿耿于怀，批评盛洪关于“过渡经济学派”的介绍，“对何清涟的转轨经济学不置一词”，经济学界的“圈内人士”流传着“对《现代化的陷阱》的非学术纯粹性的不屑的传闻”等等，这就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经济学界似乎想用沉默和流言蜚语来封杀《陷阱》。
　　第四，学者要有自知之明，既不可对自己估计过高，又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局限。这也许是坚持“交往理性”最难做到的事情，也是很多学人(包括本人)的通病。在“姚文”点名批评的人中，有人也有这样的毛病。比如，作为经济学家，当然可以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像其他领域的人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那样，但是，头脑必须清醒，相对于其他领域的专家，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文献涉猎明显不足，因而就更要谨慎，更要谦虚。
　　《陷阱》作者针对当前时弊和大家关注的问题，搜集了大量报刊资料，加以系统的归纳，再加上比较流畅的文笔，使《陷阱》的确成为一本不错的书。但是严格来说，《陷阱》并不是一部学术研究著作。这里，笔者想提及一项研究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情况：以赵人伟教授为首，包括李实、朱玲、张平等研究员在内的收入分配课题组，近二十年来，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部专著(一九九四)和发表了大量文章，第二部专著正在出版之中。去年，李实教授在香港做有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学术报告时，《陷阱》的作者评论说，你们这一套根本没有用。关于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陷阱》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民大学根据他们于一九九四年在全国范围内做的一次严格PPS抽样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所做的计算，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同年，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通常的基尼系数”(第235页)。首先，这一引文没有出处，使他人无法检索和查找。这种情况在《陷阱》中并不少见，而且有一个明显特征，凡引自报刊上的一般文章，大都注有出处，但引自学术论著的，大都没有出处。其次，这两个数据是有偏误的。计算基尼系数有三种方法：一是按家庭总收入计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计算。由于每户平均人口数随收入提高而减少，一九九四年，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分别为3.72人和3.57人，而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分别为3.01人和2.81人。所以按家庭户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必然小于按家庭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也小于以个人为单位加权计算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为了验证这一结论，李实利用他们课题组一九九五年的调查数据专门进行了计算，按上述三种方法计算的结果依次是0.409，0.444和0.445。
　　《陷阱》的基本写法是，列举一大堆资料和案例，然后下一个简单的概括性断语。其所使用的概念有些不是学术概念，如“光环市场”和“环上市场”及其所做的简单运算(第65页)。就是其从报刊上引用和自己计算的数据，也有很多是错误的。例如，“一九九二年香港资本市场总量的十分之一均投向大陆房地产业”(第51页)。“据估计，中国这几年开放房地产市场所吸纳的外资，占了‘引进外资’总额的90%左右”(第52页)。作者注明，前一个数据引自《中外房地产导报》(一九九三年第六期)，后一个引自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三年九月号)，但这两个数据都是错误的。须知，香港资本市场总量和大陆在香港资本市场筹资总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是指大陆在香港资本市场筹资总量的十分之一，也许还差不多，但要说是香港资本市场总量的十分之一，则肯定有误；至于引进外资中90%投入房地产，更是不可能的事。再如，“到一九九六年底，我国商品房积压已超过六千八百万平方米，由此发生的资金沉淀达一千二百万亿元”(第62页)。按此计算，一平方米住房的价格是一千七百五十万元。
　　作者在《陷阱》中引用了很多文献，在发表的文章中也是如此，但在很多地方对文献是有曲解的，甚至与原意是相反的。这里仅举一例。在《陷阱》中有这样一段话“公平与效率，在经济学、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它能否为地球村的全体居民在现实中寻求到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植根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们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可以说，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人类寻求公平的大规模的实践。我们从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这些十九世纪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本世纪不少杰出学者的著作，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冈纳·缪尔达尔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亚洲的戏剧》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对‘社会公正’这一人类理想的张扬和追求”(第358页)。
　　大家知道，哈耶克和缪尔达尔同是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两人的观点却完全不同。在哈耶克的著作中，“社会公正”是有明确定义的，而且哈氏对此持坚决的批判立场。他在讨论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问题时明确指出，“为救济贫困而设计的制度性安排已经逐渐变成了一种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这种再分配在表面上所依据的乃是某些人认为的社会正义原则(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社会正义原则)，然而在实质上却是由特定的决策所决定的”。“在一个社会将消灭贫困和保障最低限度的福利视作自身职责的事态，与一个社会认为自己有权确定每个人之‘公正’地位并向其分配它所认定的个人应得之物的事态之间，实存在着天壤之别。当政府被授予提供某些服务的排他性权力的时候，自由就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威胁，因为政府为了实现其设定的目标，必定会运用这种权力对个人施以强制”(一九六○)。所以，在哈耶克看来，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公正的分配”，它是福利国家“追求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新方法”，是对自由的严重威胁，是通向奴役的道路。然而，在《陷阱》作者的笔下，哈耶克竟成了“社会公正”的代言人和卫道士。这里，笔者既无意怀疑《陷阱》作者张扬和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立场，也无意赞同哈耶克的观点，而是想指出，《陷阱》作者是采用什么方法把哈耶克从“社会公正”的“死敌”变成了它的拥护者？
　　不仅如此，《陷阱》作者及其拥护者对整个经济学界大加贬斥，如认为“整个中国当代经济学的活动，基本上是一种‘屠龙术’的表演”。“在长达数年的理论准备中，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去正视这一现实”(指股份制改造中的扭曲现象)，因而造成“经济学家的悲哀：淮桔成枳”(第21—22页)。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有了不少进步，在改革开放中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在探索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经济学家应当接受各方面的批评，笔者不同意对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经济学家的贡献做过高的评价。在当代的中国，经济学贵为显学，但却潜藏着很大的危机；经济学家虽是时代的宠儿，但却有被宠坏的危险，有人也许已经被宠坏了；经济学家应当谦虚谨慎，不应当以“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态度行为；经济学家应当像布迪厄反思社会学那样(一九九八)，认真反思，即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进行反思。在理论反思中，既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以便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解释。在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方面，既要对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又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还要对经济学家的科学习惯做出反思，只有这样，经济学家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又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但愿我们大家都能记住先哲们的至理名言，并且下功夫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