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也谈“被规制”的市场

　　看了焦文峰《被规制的市场》一文(《读书》二○○二年第一期)，感触颇多，有话要说。
　　焦文的蹊跷之处就在于对交易原则或利润最大化的理解。焦文说，在集市这种民间市场里，人们可以用现金交易，也可以以物易物，讨价还价比较少见，而且就单个交换者而言，成交量不大，这当然取决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但无论怎样，在这里，“作为利润最大化实现形式的交易原则至少还很不明显”，因为它更多地表现交易双方自我和相互的认同和肯定，肯定自我和相互的“内行”水平，“赢得乡邻的尊敬，进而改变在生产队里的地位”。这不正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所分析的典型理性“经济人”吗？这些不正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表现吗？因为正像布坎南所说，影响效用的因素多种多样，财富、地位、权力以及慈善、友谊、信心等等被不同的人看成是不同的效用因素，我们怎能把这些都排除在交易原则之外而拆解交易原则本身呢？焦文的“纯经济”眼光使他拒绝承认这些就是“利润最大化”的真切表现，水至清则无鱼也。
　　如果用“不纯”的眼光再重新审视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村集市，那么“说法”就同焦文大不一样了。“文革”期间“集市时间和地点通常是固定的”，这是当时的一种市场交易信息，交易各方的了解与信任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促使利润最大化。集市的待售产品主要是“镰刀、铁锹、犁头或簸箕、笆斗、箩筐之类的小农具，间或出现布匹鞋帽等生活用品”，这说明当时的统购统销“统”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没有给潜在的交易者留下什么交易空间，为了规避交易风险(如某些物品被宣布为“非商品”使交易“非法化”的风险或与供销社那种绝对垄断性倾销撞车的风险)，交易者都“理性”地(无奈地)缩小交易范围，这仍然是效用最大化的考虑。“除偶尔遇见的杂耍场子外，集市基本是安静的，完全没有布罗代尔描绘过的巴黎、伦敦等随便什么集市或今日中国农贸市场和小商品市场常见的喧闹。”我想，首先“安静的市场”并非真的那么令人羡慕，并不是现在人们所向往的那种“世外桃源”，当然更不表明一种“秩序”，这仅仅是政治高压的外化形式，这是压抑的沉闷，人们的一切都被压抑到“安静”里去了，因为只有安静才能降低交易的政治风险；其次“喧闹的市场”正是一种生命力的释放，交易范围扩大了，交易品种增加了，交易频率提高了，再那么“安静”无疑是封闭市场鹋息，交易也就难成交了。所以，无论是怎样的市场状况，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利润最大化的交易原则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理性“经济人”不仅仅是一种天才的假设，更是一种确切的事实。
　　所以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正如如来佛的手掌心使市场或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难逃其“轭”：如果一切经济资源都是私人占有的，如果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是连续的，如果市场价格是人们据以调整自己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的惟一信息来源，那么人们的私利动机总可以把社会带到资源有效配置状态中。这就是著名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也就是焦文所说的主流观点。与第一基本定理相补充的是第二基本定理：对任何的一个资源配置状态总存在至少一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使得在这一财产分配基础上展开的自利的个人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最终把社会带到那个给定的资源有效配置状态中。
　　这就是市场制度的全部秘密，也是人类智慧的核心，市场是由此而“被规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