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于注释

　　注释是一门不大好掌握的学问：多了妨碍阅读，甚至讨人嫌；少了也不成，有时会令读者感到困惑。我一向认为学术著作非加注不可，而且应不厌其详，因为读那样文章，主要是理解而不是艺术欣赏。我不赞成为创作加注。觉得那是一种干扰。然而遇到以地方语见长的作品(例如老舍的《骆驼祥子》)，个别地方不注一下，读者会感到茫然，从而有损于对作品的理解欣赏。我是道地的北京人。十八岁南走潮汕之前，几乎没出过城门。我又是来自社会底层，本来是一嘴的京片子。然而除了在《北京城杂忆》开场白中卖弄过一下，我在写作中总尽量躲避局限性较大的土语。我怕得去加注。
　　对于写域外生活的翻译文学，注释就在所难免，甚至非有不可了。然而为了尽少地干扰阅读。我仍认为应压缩到最低限度。三十年代我还未走出校门时，就曾大胆地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一文，评论一位资深翻译家所译一本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因而引起一场笔仗。那是一部写婆媳关系的作品，背景为英国西部农村。作者在描绘景物时，用了上百种野花野草。这位译者大概是可注即注派。于是，就根据植物学辞典，大量注出。我则认为那个注法有碍对作品的欣赏，并且照直说了，因而激怒了前辈。
　　过去在译十八世纪菲尔丁的作品时，我还是力求在注释上尽量简约，如今译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情况就不同了。关于此作，乔伊斯曾一半调侃地写道：“我放进了那么多难题与谜语，以致教授们为了解答我的意思，会争论达数世纪之久；而这是唯一保持本人不朽的办法。”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确实花了不少精力来研究这部“天书”。我们加注释时受益最大的是《尤利西斯注释》(堂吉福德、罗伯特·J·塞德曼，加州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一书，篇幅达643页，比原著还多了一页！为了让读者了解作品的含意，我们不得不加了大量的注。就已发表的三章而言，第一章《帖雷马克》(见《译林》一九九二年第二期)，加了一二八个注，第三章《普洛调》(见《峨眉》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注较少，只三十三个。第五章《吃篓陀果的种族》(见《香港文学》一九九三年第一、二期)就加了一百零一个注。有些章的注多到数百个。
　　在注还是不注的问题上，有时也很难判断是“可”注还是“该”注。最后我们采取一项折衷办法：不把注放在本页上，而放在每章之尾。这样，读者就主动了。象我这样不喜受到注释干扰的，能读懂就不求助于注；遇到非看注不可时再去翻看。
　　自然，这种安排也有其缺陷，就是翻来翻去的麻烦。七十年代台湾一家出版社所出《世界文学全集》中，盗印了大陆的《神曲》译本。除了把译者名字略去外，一字未动。然而盗印本有一大改进，它把注释由每章之尾移到本页上了。读来就方便得多。
　　然而这个办法对《尤利西斯》行不通，因为个别章(如第九章)，正文与注释各三万字。这么多这么长的注，我们明知一般读者不会去翻看，但我们主观上还是希望除了广大读者(也不知能否广大！)外，这个译本对于少数研究者也能有些用处。南京译林出版社既然有魄力约我们译此书，相信也就不在乎这点篇幅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