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九九九年的夏天

　　放暑假了，九点多钟，坐在后门门外的木板台阶上。右边一排是六棵高大的松树，四周也是许多高大的松树，松树周围长着枫树、栎树、榆树、丁香和迎春、金银花一类的茂密灌木。中间是草地。阳光斜着照过来，树叶和松针一片明一片暗，满目都是沉郁自在的葱茏。
　　有一年夏天，袁运生一家从纽约来我家小住，等我们已经在厨房动手准备沏茶的时候才发现他还没有进来。外面有声音说：“你们家有六十四棵大松树！”我们在厨房里禁不住都笑了起来。
　　我自己没有数过，不过松树的确多。六七年前一位八十九岁的老人来做客。他七岁以前跟他的叔叔一家五口住过这所房子，还记得他看着他的叔叔亲手种了草地边上的六棵大松树。
　　现在又到夏天了。
　　老子的“绝圣弃智”和“无为”都是常常遭人误解的观点，好像老子崇尚蒙昧，主张人应该无所作为。其实这些观点都有深意可探索。最高真理的内容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的，表达出来就失真变形了；宇宙万物的无限是难以做出最终界说的，界说出来就成了内容残缺的有限了。所以，圣人智者的思想成了最高的真理就不可信赖了；最高的真理成了最大谬误的灾难就层出不穷了。所以，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难道有讲不通的地方吗？“滔滔者天下皆是”，从古到今，中国外国的大伪难道还见得少吗？
　　“无为”的道理差不多也是相似的，妄为生祸，人事必须仰天道而为，守天道之常，不多说。
　　当然，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如果人对于自己的思想并没有自恃为最高真理的妄想，在相对的意义上，人能够认识的有限依然还是具有不可穷尽的性质。人对于自己和世界不但可以得到没有止境的了解，而且还提得出接近真实情况的卓识。所以世界和自己都还是可以认识的，相对可靠的知识完全是可能得到的。
　　不过，虽然如此，老子骑牛出了函谷关就不知所终了；庄子在漆园以外解决过什么实际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在实际生活中，相信“绝圣弃智”、“无为”和“齐物”的中国士人如果不做隐士就都要以或多或少地接受儒家思想作为必不可少的补充。所以，某些公堂上的儒家就会以山水中的道家为补充，在当年互相反对的道家和儒家间求得了平衡。儒家和法家的关系也一样。这类把对立思想结合起来的难题有些人处理起来常常都得心应手地做得到不抱门户之见的通融，并不在一个极端上追求舍此求彼的全或无。不过，这样的关系在佛教哲学中就想得更加透彻了：有和无二为一；有为和无为二为一；有分别心和无分别心二为一。两个层次并不是平行对等的层次，但是它们之间的同一也是绝对相对的统一。
　　清晨八点到了德国的汉诺威，明天开会。艾拉斯姆斯、莱布尼兹和韩德尔都在汉诺威住过，可惜他们的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被炸毁了。午后在海伦颢森公主的花园观光，忽然大雨滂沱。好像有保护神带着，路旁正好就是这个大花园大概惟一可以避雨的一个大凉棚。密集的淙淙铮铮点缀着浩浩荡荡的回响，雨珠跌碎在地上溅起了一层轻烟一样的白雾，我只是看着雨出神。哦，这德国天才生息过的锦绣土地！
　　艾拉斯姆斯在《愚人颂》中提出过非常精彩的思想。事情的真实意义经常都是表面价值的反面。乍一看是博学多闻，仔细看是愚昧无知；初看是美丽，再看是丑陋；伟大是渺小；高贵是卑贱。世俗的判断往往都必须倒过来看，是因为感官和物欲蒙蔽人，使人失掉了精神，失掉智慧。所以，讲到智慧和愚蠢，往往是聪明人愚蠢，愚人有智慧。在艾拉斯姆斯看来，苏格拉底、耶稣、圣保罗都是因为有愚处，才成了大智慧，达到了世俗的聪明人达不到的高处。
　　《愚人颂》的教益始终都是深刻醒人的。
　　世界上大凡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方面的巨匠恐怕都要有愚处、痴处、狂处，否则很难到高处。孔子的“仁”、孟子的“不言利”以至鲁迅的犀利也都是这类愚处的一些例子。巨匠本来也未必都有常人不可企及的天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境遇和选择不相同罢了。不过，虽然如此，物质利欲扑灭了精神，诱惑妄想搅乱了思路，面面俱到的关注模糊了重点，患得患失的算盘耗尽了心智，琐事杂务分散了精力，权术手段毒化了人格，世故逢迎降低了格调，何况威武屈其志，富贵淫其心，等等等等，所以都学会了世俗赞赏不止的小聪明，不能愚，结果都以无明为归宿。相反的愚处只有巨匠做得到，沾沾自喜的小聪明不肯沾染，众人不屑的大愚钝不肯放弃，一心专注高境界，才得到常人远不可及的大智慧。当然，正论未必都没有大智慧，大智慧不必都要有似非而是的假面目，都要惊世骇俗地说反话。但是，世俗的观念常常要颠倒，大智慧常常只有甘心愚钝的愚人达得到，所以愚人的智慧也就成了格调很高的大智慧了。
　　大雨已经下了两小时，白雾有时高，有时低。盛夏的八月上旬忽然有了浸衣透肤的寒意。
　　态度正经的正论自然少不了，但是，一个文化的思路应该宽，不宽就拘谨，放不开。类似的问题又如幽默。中国过去没有幽默的概念，但是有幽默的作品，例如《西游记》。《西游记》幽默的情趣，格调高。嘲弄中抱着善意，可笑处看得见天真；行文出之于明快，但明快中居然到处含蓄着只求会意的风趣；笑意盎然，但是却完全没有那类常见的以损人为乐事其实又适足自彰其鄙夷的习性。作者对于他所看见的人的弱点有宽厚的人文气息，他对天真自然的追求和向往又有神奇浪漫的想像：思想上的胸襟和文学上的造诣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恐怕也占得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这一格了，一位奇才！可惜几千年，没有第二位。还有，中国文学自责的作品有一些，自嘲很少见。
　　昨天下午跟乃林和小林达从纽约回到家，后门四五米外的草地边上赫然摊着动物的粪便一大堆。四五年前有朋友因为看鸟从树林深处不知不觉地被鸟带到了我家地边，草地上站着一头大得出奇的大麋鹿。麋鹿又来了，可惜我没有看见。
　　巴黎南面两个小时的罗瓦河一带有一些古堡，都是法国王室的正式宫殿或行宫。规模都不大，但是，里里外外轻快明亮的色彩，毫不留意对称的意趣画出了庄重和生动活泼的一种结合。下意识，有意识，中国宫殿的气派不相同。路易十四的那幅有名的油画画像是他自己派人送来挂在他住过的屋子里；亨利第四埋伏刺客刺死政敌的卧室不很大；五位王后住过的卧室很温馨很华美；法国革命中上了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王后在一个城堡住过，她的画像现在还挂在她住过的卧室里。
　　到现在历史家还在争论，法国当时是革命好，还是改革好？
　　法国的事，我不敢插嘴。但是，一般地说，现在可以看得见，暴力革命自然不是完全没有理，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必要性，但是，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把革命看成取得进步的惟一出路而没有其他出路的观点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人类社会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取得进步是一种数量更大也更加经常发生的实事。实际上，革命常常都是在好像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时候才逼出来的事变，并不一定是变革求新理所当然的最佳选择。把农民暴动拔高成一种革命以支持革命理论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暴动的后果只是把同样性质的社会模式又重复了一遍，没有造成在性质上具有新内容的新变化。那种认为一个政治权力的内容和形式都绝对不可分割，要得到新内容就必须粉碎旧形式的理论也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政权的形式完全可以用来推行内容不同的政策，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执政者利用旧形式推行新政策，比革命更加积极的大成果显然不是不可能。当然，改革依然有代价，没有代价的进步历史上几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而且在总的方向上是进步的改革依然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带着恶，但改革比革命的代价小。这样，改革就显得比革命好了。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于可以一般地比较什么好什么不好，而是要看许多因素构成的既成时势导向了怎样的可能性，当事人做出了什么内容什么方式的选择。衡量一个政权的存在合理不合理应该有一个角度看一看它有没有调整革新的决心和能力，不完全是看它具不具备理想政权应该具备的新面目。一个政权在它调整革新的能力还有潜力可发展的时候是不需要退出舞台的，不用暴力而用突变也不必。相反，就一个统治集团的上层和中层的大多数说来，不能调整，不肯调整，拒绝调整，反对革新，只知道维护自是其是的偏滞，不择手段地满足一己永远不能餍足的欲壑，问题就积起来，造成只有革命或者是造反暴动才能起变化的坏形势。期待变化的力量判断不恰当，不是委曲求全，错过时机，就是渴望立即兑现的满足，只知进，不知退，也会做出遗恨史册的选择。革命常常都是执政者自筑坟墓的结果，对革命者说来也常常是事与愿违的灾难。旧的毁掉了，新的建不起来，接踵而来的自然是长期不断的混乱和痛苦。暴力有暴力的逻辑，突变有突变的后果。革命者大概都害怕自己也被革了命，都惟恐不及地打杀反对派。中国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已经摧毁了旧政权，摧毁了还要不断地继续摧，摧到越演越烈地镇压自己想像出来的或者真实存在的敌人、反对派。这样的继续革命是什么结果现在就不需要多说了。更早的中国历史，多少朝代都是到了绝境而还是只肯认一条老路，不知道调整；多少朝代都是在前车的覆辙面前重蹈过去的覆辙，不知道改弦更张。灾难重复了许多次。皇亲国戚，州牧藩镇，豪门权贵，宦官太监，自适一时之利，个个都只顾得到自己的一大份，大祸临头也不肯住手，贪得无厌的欲壑正是自绝革新之路自毁江山的祸首。中国文化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没有改革这个字的基础。如果王莽不算，中国历史上比较认真的改革可怜只有过两次，王安石、康有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太强大，没有一次改成了。清朝到最后也愿意改革了，但是，错过的时机难挽回，朝廷的衰弱已经弱到了自救完全无力的地步，一个力量小得完全无力控制局势的仅仅在一个城市发生的起义就引起了庞大帝国的倒塌，然而结果是混乱和痛苦，到现在还是中国今天所以是今天的一个前因。中国现在的问题自然多得很，但是，现在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幸成功的改革。以后怎么办，除了以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为镜，以俄为镜，没有别的捷径，别的道路恐怕都不堪再试了。皇天后土，苍生社稷，中国的苦难应该是到了可以大有转机的时刻了！
　　回到巴黎的时候到处都是万家灯火的夜色。车辆行人很稀少，影影憧憧的街道很平静。脚下就是昔日革命人群呐喊奔走的忙碌处，过去洒下的血迹现在都看不见了。
　　汽车穿过巴黎的时候，陈力川指着窗外的一座教堂说：“帕斯卡尔葬在这里。”从罗瓦河回来，第二天一早，我自己摸到教堂去，可惜教堂要到十点才开门。第三天上午，我又要去，陈力川说：“一起去。”
　　帕斯卡尔的遗体葬在圣坛边上的石墙下。教堂里几乎没有别的人，我们在石墙面前站了一会儿。
　　帕斯卡尔在《沉思录》说过：“有很多真理仿佛是彼此不能相容的样子，但是却一起共存在一个奇异美妙的秩序中。信仰和道德中都有这样的情形。异端邪说的根源都是因为有一些真理被排斥拒绝了。”
　　他又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两个互相反对的真理之间，人们由于没有想像力发现它们彼此的联系，就以为接受这一个，就必须排斥另一个。他们接受一个，排斥一个。”
　　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雨果、左拉和居里夫人等一些法国文化名人的坟茔安置在巴黎雄伟崇高的先贤祠。先贤祠使人低回，时间空间的遥远距离突然都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一时竟近在咫尺之间，可以耳语，心对着心。
　　卢梭在《艾米尔》中讲的第一句话是：“万物众生出自自然造物的时候都是好的，但是，经过人的手就一切都蜕化堕落了。”卢梭的“回返自然”、“高尚的野蛮人”和他认为科学艺术使人道德败坏的观点都包含在这一句话的意思里，历来都是争议不休的话题。不过，卢梭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的道家。卢梭和道家的自然当然都是上下文完全不相同的思想，一个是法国革命前活跃进取的启蒙思想，一个是带着静观态度的古朴的文化，等等，但是，卢梭的话很容易让人想起老子的“见素抱朴”、“道法自然”、“绝圣弃智”，想起庄子的“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勿以人灭天，……”
　　卢梭是充满矛盾的。比如说，一方面，他违背了十八世纪这个“理性时代”关于理性的最高价值，批评理性。他指责理性破坏了人的自然状态的完善，谴责科学艺术所创造的人为的文化控制和支配了人的头脑和心灵，使人失掉了自己自然天性中最为神圣的品质，导致道德良心的泯灭。他号召人倾听自己的感情和良心，号召人“回返自然”。但是，他又赞美理性，相信“对于神圣性的最高理解只能来自理性”，并且理性又是他自己思考论理的主要形式，等等。
　　卢梭的自相矛盾所以引起争议的原因也许是在于理性的原则不能接受自相矛盾的思维。反对就是反对，支持就是支持，理性要同一，同一件事情你不能又支持又反对。然而，卢梭的自相矛盾也许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特有的异常而是一种更加符合真实情况的品格。人自己也许很愿意相信自己的完整性，但是，事实上，人恰恰正是许多矛盾的总和，只是不但矛盾的内容和程度不相同，而且自己对矛盾的敏感和认识的程度更悬殊；社会的矛盾不但在是非、因果和相互牵制的关系上更加复杂，而且矛盾全景的错综更超出了单线条逻辑可能构织出来的图景。普遍接受的至善也许包括着少数人已经看见了的弊病，人习惯于相信的绝对好绝对坏也许在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卢梭以他的敏感不但看见了矛盾本来就是他自己和社会本身固有的属性，而且，他也看见了矛盾正是他使自己感觉到了的真实能够比较恰当地表述出来的方式。卢梭也许没有以理论的形式讲述过他对于自相矛盾的看法，但是他超出了单一方向的思路，以一个人而看到了朝两个相反的方向上求知的必要性，并且在两个方向上都以极端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不要理性，要理性。
　　亚里士多德说过，论证的前提必须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结论就会不符合基本的真理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绝对正确的前提其实是没有可能存在的。除非没有不可悉知的资料，没有不可控制的变数(例如数学环境)，在气象万千的外在世界和精神世界，由一个相对的真理推论演绎出来的结论或许很可能不是没有认识上的价值，但是在绝对的意义上，它们包括差错的概率很可能就是百分之百。一个论理的过程在逻辑关系上的正确也许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结论可能脱离了现实。认知的抽象在选择事实的过程中必须扬弃部分事实的必要也使分析，综合，归纳永远不能和丰富生动的现实相比拟，都一定会具有失真变形的差错，都一定不完美。何况理性压制和窒息了人的其他感知的能力；左脑压倒了右脑，理性越发展，感觉越干枯，人失掉了情感的丰富，也失掉了在其他比较素朴的时代可以看得见的智慧，例如《易经》这样的智慧。所以，理性有缺陷。不承认理性的缺陷，把理性当成万无一失的良方，结果是一定通向谬误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明白理性的缺陷，在相对的意义上，理性即使不是惟一的认知方式，也是一定不能缺少的方式，缺少了也是要使人寸步难行的。所以，不要理性，要理性，在理性的逻辑上不能成立的自相矛盾是完全合理的，没有讲不通的地方。
　　当然，自相矛盾的统一和两个极端之间的调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范畴。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注意自然和教化的结合与平衡的中庸思想当然也是教益不浅的。但是，孔子的文没有批评教化的意思，不是在否定教化的基础上肯定教化，所以没有自相矛盾的统一所包含的意义。
　　卢梭墓前的灯光恰恰暗到了好处，形影很朦胧，有的人踱过去，有的人牵着孩子的手停下来静静地看。
　　西边一里外离我家最近的一位邻居说，大麋鹿的确有人在附近看见了，不过，照我形容的样子，那堆粪便不是麋鹿的，是黑熊的。他自己前几天还在我家旁边看见一只大约三百磅重的大黑熊，还有人见过三只，是一只母熊带着两只小的。哦，是黑熊，碰上黑熊怎么办？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山水林木中比较容易有感觉。在松林的葱茏中，静得下来的时候，万化相通的感觉离会心处不很远；群山之间的紫气看见就有被纯化净化的欣悦，好像被迎着伸向了更加悠远的鸿蒙，融入万化以外的清净。但是，遇到动物，情况就不同了，对天地“生生之德”的谢忱就不是经常都想得到了。人和动物的关系有大问题。
　　老子是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但是，老子有的地方不好懂。
　　老子也有正论，但是读老子恐怕不能用读正论的态度读。
　　老子的愚处在字里行间是到处可见的。他否定世人都崇尚的聪明，肯定世人都蔑视的愚钝。“明道若昧”，“正言若反”，愚钝荒唐既然已经是智慧自来具有的属性了，老子才明知众人的聪明而不羡慕聪明，明知自己的闷闷而不悔恨闷闷，是明知愚钝荒唐而求诸愚钝荒唐。但是，老子的愚钝荒唐又是自然率真的至言，不是曲意做作的诡谲。“比于赤子”，“复归于婴儿”，大道的根本既然没有自然率真的赤诚就不可期及了，老子才明知众人追求昭昭察察而立意回避昭昭察察，明知众人耻笑愚钝荒唐而甘心愚钝荒唐，是期冀浩然“大块”的天真自然而达到了天真自然。精神脱离了知识藩篱的困扰，心灵放下了积习妄想的执著，大道根本的真谛专注不移地注视着，大智若愚就自然而然地不求而至了。
　　当然，高境界自是高境界，未必人人都想得到达得到。但是，既然有人想到达到了，就不能轻言大智若愚是可望不可即的幻影，何况即使达不到，了解和理解也是一定要做的努力，否则门窗紧闭，新鲜空气怎么进得来？当然，歧路亡羊，了解理解不容易，但是，道路是存在的，走通了愚钝荒唐的歧路，情况也许就会有不同。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似，似是而非的非，似非而是的是，都看见了，意思就比较显明了。
　　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许多事情其实他都已经看见了。
　　明天就要上课了。清晨大雨倾盆，现在白云蓝天，“表里俱澄澈”，葱茏被大雨清洗得更加葱茏了。
　　《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一个小片段翻出来看一看：
　　黄帝到了赤水北，上昆仑向南望。回还的时候，遗失了玄珠。让无不知找，找不到；让敏捷找，找不到，让雄辩找，找不到，就让忘知找，忘知找到了。黄帝说：“怪了，忘了知性才能得真性吗？”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