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宦场浓淡世味酸咸
《
杌草编》，又名《宦海钟》，署诞叟作，实出自浙江钱塘人钱锡宝(字叔楚)手。
“
杌”指恶兽，典出《神异经》。“既然你说这书上没有一个好人，就叫他做《
杌萃编》罢。”这是小说结尾的一句话。如此说，此书当是“现形记”、“怪现状”一类谴责小说了。实际上书中也不只一次提到《官场现形记》、《活地狱》、《老残游记》等，作为小说的“背景文章”。至于小说分十二编，每编题一字，合起来是“禹铸鼎、温燃犀、扶隐伏、警贪痴”，更是谴责小说的套路。
鲁迅曾批评清末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
杌萃编》虽也热讽冷嘲，却甚少此类漫画化倾向。忏绮词人称其“未尝著一贬词，而纸上之声音笑貌，如揭其肺肝，如窥其秘奥，画皮画骨，绘影绘声，神乎技矣”，未免过甚其辞。但作家描写平淡自然，“不假雕凿”，极少夸张做作，却是事实。作者对假道学贾端甫深恶痛绝，可从不声色俱厉：写他受贿则“只要这人送的诚实慎密，他倒也不肯过拂人情，总要照数笑纳的”(第三回)；写他送礼捐道班则“以三千金换甘四字，比那古人一字千金却要便宜多了”(第十五回)；写他晚景凄凉家破财亡，则“现在并妻妾子女俱无，而且真弄得两袖清风身无长物，天也算成就了他的清正美名”(第二十三回)。跟李伯元的火辣辣的挖苦谩骂不同，钱锡宝冷冷道来，绵里藏针。好多场景的描绘，颇有《儒林外史》遗风，在清末民初小说中实属难得。
很难说钱锡宝有意突破谴责小说的老套，似乎也并非对讽刺艺术有更加深刻的领悟，很可能是得力于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及由此阅历而来的对社会对人生更为深切的理解。也就是其兄钱锡寀(闻妙香室主人)“题辞”中说的“况阅尽宦场浓淡，世味酸咸”。作家游宦多年，起码到过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等地做官，宣统三年为驻藏右参议，民国十四至十六年任北洋政府蒙藏院副总裁。官场中过来人，对官场黑暗的了解，自然非一介书生的李伯元、吴趼人辈可比。故落笔着墨，对备受清末文人嘲弄的中下层官吏颇多恻隐之心。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回，《文明小史》第五十八回、《
杌萃编》第十回，都写一大帅得病，下僚荐夫人为其“按摩”，这自然是当年官场流行的笑话。吴趼人、李伯元对如此寡廉鲜耻的下僚极尽其嬉笑怒骂之能事，而钱锡宝却从此荒诞中见出悲苦，绪元桢荐太太是因到省数年未得一件好事，眼看生活无着才出此下策。只可惜抚台未及施恩即被参，纯粹的喜剧又被涂上一层悲剧的色彩。照钱锡宝看来，不实行“均缺加禄”，吏治必然腐败，实缺官员有民脂民膏可吸，候补官员既要勉强维持面子，又无生财之道，而只靠俸禄根本无法过活，于是各种蝇营狗苟的勾当见怪不怪。贪官当然可恶，可贪官也有不得不卑鄙无耻的原因。关键在于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而这一切又都源于制度的不合理。小说中颇多有关朝政治乱的议论，可见作家考虑的主要是整个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见解高低是一回事，主要是这么一来，对个别官吏的抨击也都笔下留情，不免设身处地替他们开脱，显得不太刻毒。这种“宽容”，并没有模糊作家对官场黑暗的整体评价，讽刺照样讽刺，嘲弄照样嘲弄，只不过隐晦一点，“艺术化”一点，很少像大部分谴责小说家那样动辄破口大骂。
宽于真小人而严于伪君子
清末民初小说难得结构完整者，大都写到哪儿算哪儿，主次不分，穿插繁多；既可无限拉长，又可随时打住；写完的你不觉得完整，没写完的你也不会觉得有缺陷。在这种创作潮流中，《
杌萃编》显得独具特色。虽云“萃编”，却有相当完整鲜明的结构意识，并不象一般谴责小说的如联缀各类话柄的“类书”。
此书“倚伏之精密，结构之谨严，有蛛丝马迹之奇，无泻水散珠之弊”，实在非如忏绮词人说的，“犹其行文之余事也”。小说除第九回略有游离外，大体围绕“真小人”与“伪君子”两批人的生存状态来展开。两批人互相对照、互相纠结又互相补充，从不同侧面展现作家的生活理想和人生境界。撇开个人品德、能力不论，“真小人”——任天然、王梦笙、达怡轩等——的最大特色是“平理近情虚怀体物”；“伪君子”——贾端甫、范星圃、魏琢人等——的最大特色则是“刻薄伪善不近人情”。借助这两种生活理想的矛盾与对立，作者展开了一系列晚清官场的描述。虽则有时重在写“伪君子”，有时重在写“真小人”；可写“真小人”联系着“伪君子”，写“伪君子”则牵涉到“真小人”。表面上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可骨子里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没跑题。为了加强结构感，作者摒弃了“话分两头”的俗套，常常采用“倒戟而入”的法子，使“真”“伪”相间、“冷”“热”互补；为了加强整体感，小说又以“伪君子”贾端甫的立志开场，以“真小人”任天然的归隐结尾。
作家之所以借“真小人”与“伪君子”的对立来展开描述，有结构技巧方面的考虑，但恐怕更直接的是基于作家的道家人生观。借洒脱自然的道家理想与冷猪肉味十足的道学面孔的对立来构建整部小说，并获得一种整体感的，《老残游记》已露端倪；只不过作者中途变卦，编起福尔摩斯式的探案故事来。刘鹗的哲学兴趣无疑更浓，并不限于道家，就如泰山顶上的逸云一样，闲来喜欢与儒释道三教的教主玩耍。钱锡宝没那么深奥，所谈不过宦海险恶，“何苦为那两字虚荣，误我三十年清福”(第二十三回)之类文人味十足的套语。“伪君子”不得善终，“真小人”反倒结局圆满，这自然表达了作者的价值取向。
“伪君子”之所以不得善终，范星圃暴死前颇有悔悟：“求效太急，凡事总想先人一鞭、胜人一筹，有些地方不免做尽做绝。”(第二十回)“求效太急”不免得罪同僚，无意中制造许多“政敌”；更可恶的是，“求效太急”不免好大喜功，草菅人命。第六回写任天然忙着为前任“江西第一良吏”范星圃揩干净屁股，就颇为感慨：“可见这地方百姓，遇着了能干的官府，比遇着那阘冗的官府更要苦哩。”如此“天怨人怒”，自然不得好死。至于“真小人”结局之所以圆满，全凭一点灵气，激流勇退，第二十四回回目即为“甘偕隐海陵营别墅，约同心嵩岳访名山”。尽管“真小人”自我解嘲：“我们这几个人，既乏长才，又无大志，即使不见机而作，也不过随波逐流，自知无补于世无益于人，所以才作这个人生计思想的”，可作者显然对这种“热血化风情”相当欣赏，只是面子上还得讲讲“明哲者专事保身，试问这四万万同胞更有何人援手”(第二十四回)之类的“圣贤话”。
以归隐作为小说结局这并不稀奇，有意思的是以道家思想作为品人评物的唯一标准。小说对任天然等“真小人”的怡情风月也不无微辞，可激赏他们的有“真性情”，连纳妾嫖妓也都追求“尚率真，无甚习气”(第十二回)。任天然等有雅趣，又没多少恶习，受宠爱可以理解；只是连增朗之、罗万象等真正的淫棍，作者也因其“率真”而网开一面，结局甚至比“伪君子”还好，这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作者反对道学家“财色害人”的说法，力辩“这‘财’、‘色’二字，为人生所万不能少的，故圣贤也不作矫情之论”(缘起)。有欲望，不规矩，甚至放荡不羁，这都可以理解，最不能容忍的是凡胎贱骨而故作圣洁不近人情。作者之所以“宽于真小人”，说到底是为了“严于伪君子”。实际上小说中写得最成功的也正是贾、范这两位颇具“清正美名”的“伪君子”。
作者以道家的“率真”、“近情”来破道学的“虚伪”、“乖僻”，倒也颇有成效。只是以“诚”与“伪”的对立来支撑起整部长篇小说的框架，虽则明快，未免失之粗浅。最明显的是小说中那些作者大概自认为相当精彩的高论，总给人不着边际的感觉。作家涉及不少当时刚输入的新思潮新事物，其品评却大都迂腐可笑，只是通达大方、不吹毛求疵这点可取。大概以古老东方的道家思想来理解、诠释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总不免隔靴搔痒吧。
这“色”字的正面反面、题前题后
“真小人”不只好财，而且好色。这“财”字的明处暗处，要阐发得淋漓尽致，已属不易；这“色”字的正面反面，要剖析得合理近情，可就更难了。倘若讲到“多情而不好色”、“好色而不淫”，那还没多少阻力——那时候“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也大都到此为止；可作者偏偏认为那是“欺人之谈”，非要写到肌肤相亲乃至男女交媾不可。因为，“不淫无以申其情，无情不能动其好”(缘起)。这可就有点不大好把握了，弄不好真的写成了“淫书”。作家当然意识到这种危险，只要稍为露骨的描写，总是点到为止：“这书再照这样做下去，那就成了《金瓶梅》《肉蒲团》了”。(第一回)即便如此，书中还是如作家所自评的，“写到男女闺房之事，虽不致蹈那些淫书的恶习，也有些觉得形容太过的地方”(缘起)。
个别地方虽说可能“形容太过”，可作家绝无挑逗卖弄之意，而是颇为认真地作为“平理近情”生活理想的一部分来表现。只讲情不讲欲的未免有道学嫌疑，只讲欲不讲情的则与禽兽无异。要象王梦笙、谢警文夫妇那样有感觉有悟性、有情有欲，而且双方都没有一丝“委曲求欢的心思”的，“这色字情字淫字的趣味，到这种光景才算登峰造极”(第十一回)。书中不只一处写到了女子的重婚乃至弃夫私奔，“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事”，“妇之于夫，何独不然”(第七回)？只是如此通达的思想，并非追求个性解放或者婚姻自由，而是基于道家的“自然”和名士的“雅趣”。尽管也常拉扯上泰西人如何如何，却跟五四爱情小说不可同日而语。
还是因为“宽于真小人而严于伪君子”吧，小说对“有欲无情”的浪子淫娃不太苛责，而对那些“有理无欲”的道学先生则甚为严厉。并非真的“无欲”，只是为了表现“有理”，不得不装作“无欲”。正如周氏太太挖苦丈夫贾端甫的，“说起来他是个道学，其实到了房里关了房门，叫你做的那些事体，真是娼妓所做不到的”(第十四回)。在作者看来，逛妓院、纳妾、偷情，都说不上什么过失，弄得巧妙还不失为一种文人的雅趣。当然，前提是要“光明磊落”，千万不能“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贾端甫、范星圃等“伪君子”可恶之处，不在于“好色”，而在于“道学”。
小说中颇多“好色”之人，甚至到了道地的淫荡地步，作者也颇为宽容。除了对父女有染、姐弟通奸之类乱伦者热讽冷嘲外，更多的是从正常欲望被压抑、不得不偷情这个角度，为小说中几个不守妇道的女人解脱。周氏太太固然不好，可丈夫贾端甫把她囚禁如罪人，“上房里连个雄苍蝇都飞不进来”(第十四回)，难道没有责任？静如小姐也确实淫荡，可“做书的以为，此皆贾端甫治家太严之过”，“惟有使人各适其性，方能消患未萌”(第二十一回)。倘若世人都象任天然那样对人对己全“任天然”，世上也就少有此类真正“伤风败俗”的“浊事”了。药方是否如此简单，这里姑且不论；至于坚信情欲的合理，认为过分的压抑只能适得其反，逼出无数“浪子淫娃”，却是颇有见地的。
作者自信此书写男女情事不落俗套，因所叙“皆尚在题前题后，并未实写正面”(结束)。书中以“色”字作文章的实在不少，何以只是“题前题后”？大概作者心目中“实写正面”的，应是《肉蒲团》之类专门描写性生活的“导淫之书”。而《
杌萃编》虽也有性场面，却主要着眼的是人物心理。杨姨娘因把柄落在贾端甫手中，前来“求欢”；关键时刻，贾突然悟出杨用意，勃然变色，“夜拒奔女”，只因他考虑到“不如现在忍一忍欲念，将来被人家晓得，我还可以落一个夜拒奔女的美名，何苦贪恋这一息息的欢娱呢？”(第二回)如此精明的算计，是贾端甫形象塑造精彩的第一笔。第二笔照样不俗，贾端甫南京妓院受冷落，发誓从此以后绝迹青楼，于是乎，“未曾做得风流名士，却作成他做了一位理学名儒”(第三回)。花三、四回篇幅专门描写一位未来的“能吏”如何少年受辱，养成“乖谬怪僻”性格，作为他日后言谈举止的潜在的心理因素，如此仔细的铺垫，在清末民初小说中甚为罕见。而贾端甫这么一位“理学名儒”性格的形成，居然借助两个与性相关的场面来展现，颇有反讽意味，且也真实可信，寓意深远。
就小说思潮发展而言，《
杌萃编》典型地代表了民国初年谴责小说和狭邪小说的合流。小说中不只屡次提及《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也再三拿此书与《品花宝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相比较，可见作者所选择的“文学传统”。在此之前，写官场的也会涉及一点妓院，写妓院的也会涉及一点官场，但都主次分明。而在《
杌萃编》中，官场和妓院同样重要，不分彼此。借妓院比衬官场黑暗，靠妓院与官场的场景转换来调节小说布局，此类结构上的功用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借妓院来写“真小人”、“伪君子”的性格情趣、乃至瞬间的心理变化。官场上那一副面孔未免太正经太拘谨了点，借私生活来表现人物的真实性情，大有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
写闺房，写妓院，再加全书随处可见的关于“色”“淫”的精采议论，大都是为了透视官场中人的内心世界。既保持了谴责小说的政治锋芒，又继承了狭邪小说的细腻风格，借颇为精彩的心理描写，滤去了前者的简单化漫画化倾向，也甩掉了后者的过分琐碎与脂粉气太浓等通病。这似乎是个特例，是给清末的谴责小说、狭邪小说作总结。此后鲁迅等人的现代小说自然与之格格不入，张恨水等人的通俗小说也不再走这条路。
(《梼杌萃编》，诞叟著，将由中国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