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罗斯福　凯恩斯　希特勒

　　肯定会有人对我用上面这三个人的名字作为文章题目表示不解。他们一个是领导美国走出大萧条战胜法西斯的伟大总统，一位是在经济学领域引发革命的学术泰斗、社会活动家兼金融市场上的精明投资人，最后一位则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屠杀无辜的战争罪犯。人们会说，从罗斯福和希特勒都是政治家而且还是对手这一点上看，讲两人之间有些联系还言之成理；可是把那位被列宁称之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的凯恩斯与他们两人并列在一起，则多少显得牵强，因为他们既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国度里，又肩负着各异的“使命”。如果硬要找出三者的共性，那恐怕只在于他们活跃于同一个时代，在于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某种相互的需求或影响。而本文的切入点也恰恰在于此。
　　我第一次认真关注罗斯福，起因于三年前我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它是关于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肯尼迪《没有恐惧的自由：大萧条和战争中的美国人民》(一九九九年英文版)一书的评论文章。该文的两个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一，“二战”前英国首相张伯伦之所以对希特勒德国奉行绥靖主义政策，是基于对罗斯福政府孤立主义态度的绝望，换句话说，英法等国深知，一旦欧洲战事突起美国则根本就指望不上。其二，直到一九三八年底，美国的失业率还高达百分之十九，产出亦未恢复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故真正把美国带出大萧条泥潭的是“二战”的爆发以及随后开足马力的“战争机器”，而非罗斯福的经济政策，换句话说，罗斯福的“新政”无任何成功可言。记得当时我还就此和国内的一位美国研究学者谈及此事。听罢此等试图打碎罩在罗斯福头顶上的光环之言论，对方仿佛受到了某种侮辱。从某种程度上讲，目睹如此激烈的反应，也是促使我翻阅有关罗斯福“新政”文献的重要原因之一。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中国读者贡献的好书《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一九四○年》(二○○○年版)。该书的作者们运用“新经济史理论”，其主干为计量史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将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重新述说了一遍。在论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处，该书的作者以及他们是引述的论文作者，均倾向于认为：只要对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国民生产总值、货币供应和物价等统计数据稍加研究，那么不管你对罗斯福的政策多么有好感，你都会发现复苏并没有随“新政”而来。“虽然复苏是‘新政’的一个目标，但在这方面‘新政’几乎算不上是全面成功的。”(第615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批学者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鉴于由罗斯福执政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间，政府预算的总体扩张性显然不如由胡佛执政的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强，因此，和罗斯福相比，“抱残守缺”的胡佛倒更像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
　　开始我还以为持有此种观点的人只是少数。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我后来发现这种看法竟然相当普遍。保罗·约翰逊在其巨著《美国史》(一九九七年英文版)中用了三十多页的篇幅(第727—759页)讨论大萧条和胡佛与罗斯福的经济政策。在“黑色星期五”股灾后的两年内，胡佛大幅度减税并扩大政府支出。结果，年收入四千美元的家庭的所得税被砍掉了三分之二，财政赤字从零迅速膨胀到二十二亿美元，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一九三○年的16.4%上升到一九三一年的21.5%，成为美国建国以来政府支出增幅最快的年份。相应地，一大批后人耳熟能详的重大公共工程(如胡佛大坝、旧金山湾桥和洛杉矶水道)上马了，其数量和总体规模均大于后来罗斯福执政期间的工程。被视为罗斯福“新政”之金融支柱的“重组金融公司”(RFC)，在胡佛任期内给各大商业银行注入了二十多亿美元，不过遗憾的是这些钱被银行用来解决自身的问题而没有用于再投资。
　　在约翰逊等人眼里，罗斯福的经济政策令人费解又相互矛盾。为了恢复人们的信心，罗斯福上台伊始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是废除禁酒令。他对结束大萧条所做的最具个人色彩的贡献是让政府买入黄金。罗斯福多少有些天真地认为，金价升高(即美元贬值)有助于改善农场主的经济状况，而实际上却于事无补。在扩大政府支出时他总是厚此薄彼，一方面，他花钱于政治需要，即一切以让自己和其他民主党人竞选连任为准绳，故只把金钱花在那些最有可能改变选举进程的州上(见《新美国经济史》第630—632页)。另一方面，他又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伤残军人补助金从月四十美元降到二十美元，并对各州施加压力以大幅度削减教师的工资，因为它“太高了”。更有甚者，罗斯福始终坚信预算应该平衡这一信条，以至于他要求国会减少支出以便“维护美国政府的信誉”。对此约翰逊评价道：“他从未听进过凯恩斯的话，对后者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他都不屑一顾。”
　　在阅读中我发现好几本书都提到了这样一段史实：一九三四年五月时已功成名就的凯恩斯应邀访问了美国，并且还会见过罗斯福！两位伟人具体谈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们会见后所做的简短评价中很容易发现，他们都非常绅士地表达了对对方的不敬，至少是没有相互欣赏。罗斯福对凯恩斯“冗长无聊的数字”感到困惑，觉得他“更像一位数学家而不像经济学家”。同样，凯恩斯对罗斯福也非常失望，因为他曾经“想像总统在经济学方面会懂得更多一些”(参见里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版)。恢复购买力，扩大就业，发放救济，提高农产品价格以援助农民，平衡预算，降低关税同时继续实行关税保护等，都是罗斯福所做的承诺。基于此，在大选时罗斯福严厉指责胡佛花钱太多、并把胡佛政府称之为“美国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开支最大的政府”，看来也就不足为怪了。坦率讲凯恩斯对罗斯福的消极评价还是中肯的。对上述矛盾重重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的评论够给罗斯福留面子了。这段故事可以作为一个佐证，以支持“罗斯福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的判断。
　　据我的猜测，凯恩斯当年横渡大西洋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企图说服罗斯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的当时尚未完全成型的“主义”。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九三六年德文版的序言中他写道：“这本书是对英国古典主义或正统主义传统的一种摆脱，但这种摆脱在英国遇到了相当可观的抵抗。”其学说在英国找不到知音，那就到大西洋对面的美国碰碰运气吧！经济学家就其专业智慧而言，没想到并未受到罗斯福的尊重。罗斯福在第三次炉边谈话时不无揶揄地说：“职业经济学家们最多每五年或十年就要改变一下他们的经济法则的定义。”与罗斯福的会见既令凯恩斯失望，也着实让他吃惊，因为就当时的情况看，美国是最应该、也是最可能实践其理论的一个国家。
　　也许更让凯恩斯吃惊的，还不是罗斯福的冷漠，而是希特勒的热情。据希特勒主要的经济顾问奥托·瓦格纳回忆，一九三二年春他曾经把凯恩斯的《货币论》拿给希特勒看，事后两人还就该书“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他们当时共同认为：“凯恩斯既不认识我们，也不熟悉我们的观点，但却强烈地将他自己置于通向我们的道路上。”对此，凯恩斯在《通论》德文版序言里写道，他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深深触动德国读者(参见李工真《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一文，载《历史研究》，二○○一年第四期)。希特勒研读《货币论》也出乎我的意料。我翻过那本书，老实说它不大好读。希特勒及其同僚居然如此关注凯恩斯的著作，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们是一群最可怕、也是最执著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从不拒绝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以实现其“扩大生存空间”之目标。
　　希特勒德国的经济政策受凯恩斯学说的影响甚大的一个原因，源于他在二十年代初写就的那篇著名的、与主流舆论相悖的“德国的清偿能力”(载其《劝说集》，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二年中文版)。该文对德国当时的境遇表示同情，指出“使德国在整整一个世代内处于受奴役地位，剥夺整个国家民族的幸福，是非常惹厌的”。同时他也暗示出，让德国承担超出其能力的战争赔款将为下一次大战埋下种子。因此，凯恩斯在德国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著作相继被翻译成德文，他本人也在一九三二年被邀请到汉堡讲学，其演讲在德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德国，所有人都争相引用凯恩斯，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与凯恩斯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威尔海姆·劳滕巴赫，于一九三一年三月也独立地提出了有关总需求和乘数效应的数学模型，并且得出了与凯恩斯主义极为类似的政策观点，即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总进程。由此看来，劳滕巴赫被誉为“德国的凯恩斯”也就自然而然了。
　　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在德国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德国拥有适宜的土壤。首先，德国有注重政府干预的经济学传统。德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即德国历史学派，就思想基础和思维方式而言，自始至终都是作为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对立面或怀疑者的身份存在的。其次，洗刷德国在“福煦列车”和“巴黎和会”上蒙受的“奇耻大辱”，惟有迅速地富国强兵。再次，同样受到大萧条重创的德国，发现、接受、实践凯恩斯主义以扩大就业促进增长，应该说是合乎历史逻辑的。最后，希特勒纳粹的法西斯统治，相对而言也更有条件这样做。用凯恩斯的话讲，其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更容易适应一个集权主义国家”。如果仅从中、短期经济指标看，以“通过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并通过投放生产性贷款来资助公共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纳粹经济纲领，应该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希特勒和罗斯福几乎同时上台，到一九三八年底，德国的失业率几乎降到了零(失业人数不到四万)，国民生产总值为一九二八年的一点八倍，而这一切均和同时期的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见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一年版)。
　　回顾这一段历史，除了满足我对罗斯福、凯恩斯和希特勒之间关系的好奇心之外，还在于这段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些疑问、并要求我们做更深入的反思，比如，如果说胡佛罗斯福的经济政策是萧规曹随的关系，是凯恩斯干预主义在美国的实践，那么为什么前者背的多是骂名而后者多是美名？如果说某些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即“新政”除了给人以要进行剧烈变革的印象外没有任何实际政策，那么为什么“新政”一直作为干预主义的一面旗帜长期飘扬在人们记忆的空间？如果说罗斯福的“新政”和希特勒的“经济建设纲领”之间有一脉相传之处，那么为什么两国走出大萧条阴霾实现经济复苏在时间上竟有天壤之别？如果说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都得益于备战或战争，那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是否总是积极的或相互促进的等等。其实，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总是遍布着形形色色的谜，总呈现为一张支离破碎的网，等待着我们运用逻辑、想像和新发现的事实，去解答，去织补。
　　在《通论》的最后一页，凯恩斯写下了一段被人经常引用的、有些振聋发聩的、争议也很大的话：“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是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在对那段历史做了些思考之后，我倒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从前的感受。后被女王册封为勋爵的凯恩斯当时一定是感慨万千。他完全清楚此书将对世人和后人、尤其是治国者所产生的巨大而久远的影响，他也完全清楚此书将使他步入伟人的行列，让“凯恩斯”这一名字不朽。这段话既是说给普通读者听的，更是说给统治者听的，其中特别是说给罗斯福和希特勒两位听的。
　　我之所以给纳粹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成功”两字打上引号，是因为希特勒取得的经济“业绩”不具有持续性。先是庞大的公共工程支出然后是巨额的军事订货，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物价稳定和维护政府信誉，政策选择空间就很小了：压低工资水平，高税收或高债务。让广大从业者长期忍受低收入很难，让开工率达到百分之百的经济在狭小的国内市场和受挤压的国际市场中长期增长更难，让政府债台高筑而不引发金融崩溃则难上加难。终于有一天，希特勒德国的经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要么国家信用破产政府下台，要么发动战争从外部攫取资源和市场。纳粹政府选择了后者。这便是夏尔·贝特兰在《纳粹德国经济史》一书中得出的深刻且精彩的结论。如果“二战”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真的导因于不可收拾的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那么究竟该由谁来对这一人类悲剧负更大的责任？希特勒还是凯恩斯？罗斯福就完全没有干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