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英国向华偷运鸦片始于何时？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人类文明史图鉴》(1990，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吉林美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有些章节显示，史学家不可能只是超然物外的旁观者。就拿中国读者必然十分关注的鸦片战争来说，作者在第十七卷《新的革命》第四章《门户洞开的中国》谈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难以展开时写道：“在马戛尔尼大使意欲扩大英国与中国贸易行动失败的情况下，该公司只好自己想办法来维持贸易平衡。……但东印度公司能用什么商品来打开中国市场呢？答案就是鸦片。”
　　看来这因果关系是很明显的：因为乾隆皇帝和清朝官员为“天朝”的幻影所蒙蔽，未能慷慨答应英方一系列要求(增加通商口岸、减低税率、设立租界等)，东印度公司才不得已求助于鸦片。
　　此说在为英方推卸责任。问题的实质不是乾隆如何倨傲糊涂或通事在译英文信函时如何改用以下对上的禀帖口吻，而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太弱，无法实行有效管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即使不顾现实条件打开大门，一切照英方和东印度公司的安排行事，天下也不会太平，不法鸦片贸易仍无法避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方的要求悉数满足，鸦片交易还是不能禁绝，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
　　然而《人类文明史图鉴》作者还特意说明，清朝政府早在一七二九年就颁布了禁烟诏令，嘉庆皇帝一即位(一七九六年)就下令再次禁烟，但在“十八世纪末”，每年仍有大约一千二百箱的鸦片运销中国，其中大部分来自孟加拉，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那里的鸦片生产。
　　“十八世纪末”这表述方式比较模糊。读者想确切知道的是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一七九二年启程，一七九三年抵达)前，东印度公司是否已经尝到非法贩运鸦片的好处。
　　实际上当时鸦片走私已很猖獗。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东印度公司因财务经营不善岌岌可危(请注意美国革命前“波士顿茶党”的由来)，华伦·黑斯廷斯在一七七四年担任英属印度总督(名义上为孟加拉总督)后，局面慢慢改观。黑斯廷斯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如果听任印度农民吸食当地盛产的鸦片，财政上当然不无小补，但东印度公司的利益最终将受到损害，即失去健壮的劳动力；在他的坚持下，东印度公司垄断的鸦片销往中国，于是偷运“福寿膏”逐渐成为英属印度的支柱产业。
　　二十世纪英国自由派史学家代表人物之一普勒姆(J.H.Plumb)对黑斯廷斯的“远见”大加赞赏，他说当时“这贸易的必要性没有引起争议。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目的”无非就是确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没有崩溃之虞。这位黑斯廷斯因受弹劾于一七八五年回英，但他的鸦片走私政策却留给东印度公司滚滚不断的财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了十九世纪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靠中国的银两来维持。
　　伯克在弹劾(最终未果)黑斯廷斯时称东印度公司是“有史以来最堕落的公共机构”，其成员系“人类的垃圾、渣滓”。当时鸦片问题尚未浮现在公众的视野之内，伯克即使有所听闻大概也不会就此问罪。曾多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十九世纪自由派发言人穆勒，甚至还为鸦片贸易做可笑的辩护。
　　就在马戛尔尼动身来华那年，英属印度偷运中国的鸦片价值二十五万英镑，而同时合法出口中国的商品价值为七十万英镑(详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附录之五)。后来偷运的规模迅速扩大，几十年后，中国已是国贫民弱，“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
　　马戛尔尼使华前曾在东印度公司担任要职(马德拉斯总督)，他知道清廷明令禁止的鸦片贸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