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股票·福利·经济制度

　　日本经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和研究。中外学者撰写的著述中越来越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看法：曾被认为是“经济奇迹”的日本经济之所以长期走不出谷底，其根本原因是这个曾经为日本带来经济繁荣的经济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病。对此，日本的官方和学界经过长期和艰苦的探索也给予了证实。日本经济企化厅一九九六年《经济白皮书》指出，“或许是由于规定以往日本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在目前时代已步入疲劳状态”。由此看来，被称之为制度弊端的“制度疲劳”就是日本经济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已成为比较经济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题目。
　　那么，日本的“制度疲劳”主要表现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弊病？如何医治这些弊病？它与欧美的经济制度有何区别？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
　　英国LSE“经济运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今年七十八岁高龄的罗纳德·P·多尔(Ronald P.Dore)教授去年出版的《股票资本主义与福利资本主义——英美模式与日德模式的比较》给人们做出了一个非常新颖而超常的回答。作为日本问题专家的英国学者，多尔教授以一个欧洲人的视角，在这部制度比较研究的专著中将“股票市场”作为分析工具和研究起点，独辟蹊径，在据此将经济制度分为“昂格鲁－撒克逊”和“莱茵”两种模式的基础上，运用大量资料比较研究了两种制度模式的异同特征，对欧洲经济制度做了入木三分的比较分析，对德国模式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鞭挞，并且，对日本经济的“制度疲劳”即制度弊端产生的文化、社会、政策和企业方面的背景和根源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多尔教授基本上赞同阿尔贝尔(Albert)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中将现代资本主义分为两种模式的观点，即当代资本主义可以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后者包括日本、德国、荷兰等等。但与阿尔贝尔不同的是，多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更多的是呈现出的多样性，甚至，同属莱茵模式的日本与德国之间就有许多不同之处。日本模式曾被人们推崇为“日本奇迹”许多国家欲为之效法，但今天看来，它是赶超型的经济模式，在强大竞争的新时代里却失去了功效，成了“改革的对象”。与日本相比，德国则具有被英美模式同化的更大的可能性；就价值观、伦理标准和民族精神等来讲，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要远远大于美德之间。所以，日本和德国之间在经济体制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上述观念上的差异性强化了经济制度的差异性。那么，日本与德国之间、英美与日德之间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这就是本书的写作主旨。
　　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对这个书名感到奇怪。这正是多尔“视角”的独特之处。在多尔教授看来，日德模式与英美模式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对股票“价值”的理解上及其观念的差异上。那么，股票与资本主义福利、股票与资本主义模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在英美模式中，公司的股东利益至高无上，股东利益无疑优越于雇员利益。对股东来说，公司被认为主要是甚至专门是通过投资为其谋取利润和使其资本增值的工具；对公司雇员来说，公司企业不是为其谋取利益的福利机构；对整个国家来说，股票市场是最终衡量公司业绩与成败的核心指标，股票指数是衡量国民福利的主要标准，股票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就意味着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多元化的公益标准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的指标；就是说，在英美派眼中，公司资产和股东价值在公司中是占主导地位的，财产权优先于任何其他权利，财产的地位优先于任何其他利益的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从“股票”的作用这个独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将企业分为两种模式，进而可以经济制度分为上述两种模式，而英美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金融化”或“市场化”即“股票化”。
　　多尔教授认为，日本是将儒家思想运用到经济领域的典范。而日本模式的最大特征正好与英美模式相反，即它是非“金融化”即非“股票化”的典范。日本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遗产是“生产至上”，即“造物文化”远远优越于“挣钱文化”；“生产”比“挣钱”更具有价值，更为优越。在这些方面，德国与日本比较相似，即在日德模式中，“金融化”的初始状态和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都体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制度化”趋势，它对不确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效率具有排斥性。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远远不如英国和美国经济那样以证券市场即以股票价值为中心，对此，书中给出了大量的数据予以支持。例如，绝大多数德国和日本的大众报纸只有很小的版面留做“家庭金融服务”栏目，债券在日本和德国的家庭投资中只占有很小的一部分，一九九六年大约是6%，而美国则高达20%；经济景气时美国家庭将其45%的收入投入股票市场，而德国不足20%，日本仅略高一点。
　　在储蓄方面，日本民族具有勤俭持家的传统；日本的储蓄始终留在国内，为日本资本市场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使日本公司比国外竞争对手更具有资金成本的优势；这个传统是导致日本公司交叉持股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本市场要求具有透明度，进入这个市场就要有获利的预期，而交叉持股的现象则严重破坏了日本资本市场的这两个原则。交叉持股的后果是你“不要抓破我的脸，我就不会抓破你的脸”，多数日本企业家坚持这个主导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企业被收购，于是整个经济制度运行的目的最终就演变成了是防止破产和被兼并收购；其结果将导致在保护投资者公共利益上起了相反的作用，潜在的投资者被吓跑，市场交易贫乏，整个经济由于资本市场缺乏效率而遭受损失。“二战”后初期，大型财团被没收、分散和资金被自由化，由此引起了提防被强大的美国公司大批吞并的极大恐慌，从此，日本公司便逐渐形成了交叉持股的理念惯性，使得多数大公司都有其“稳定股东”，以构筑免于被吞并的安全保障。通常，日本公司60%或70%的股份都控制在向其提供贷款的银行、提供保险的保险公司、或进行大量贸易来往的其他工商企业手中，而且，和这些工商企业绑在了一起，也就意味着与支撑他们的银行绑在了一起，股权控制的结构和方向大多是相互交叉的，例如，日立公司拥有几百万尼桑的股票，反之亦然。这种稳定控股的关键，在于股东对与股份公司的其他生意往来，比对从控股行为所得到的利润更感兴趣。股权只是多方位生意关系中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不被视为可以全面利用的财产权利。日立与尼桑虽互相控制股权，但双方都没有强行要求高于惯例的分红意愿，因为如果有一方这样做，另一方的回答便是“你也一样”。对于日本公司交叉持股的现象，有人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他们认为，交叉持股可以促进公司之间的合作与合资；它减低不对称信息的交易成本，鼓励长期稳定的合同关系；它可以降低股本收益率的重要性，使其不作为惟一的管理目标；更重要的是，它将经理们的精力转向公司长期发展计划，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着眼于信息收集，以改进商业决策。最重要的，交叉持股是防御吞并的重要堡垒。交叉持股是日本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丰田是樱花银行的第五大股东，持有2.6%的股份，而丰田自己的5%股份为樱花银行持有。近年来交叉持股现象有所减少，例如，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年之间，交叉持股占全部股份的21%，到一九九九年下降到16%。
　　交叉持股现象的盛行，固然与日本德国两个国家对股票作用和股票价值的理念认同有很大关系，但同时就日本来说，它与日本企业的终生雇佣制、客户关系中的关联交易、非竞争性的合作、政府的经济干预作用等等也有直接的关系，这四个特征被多尔教授概括为日本是“一个长期承诺的社会”。
　　首先，日本人更喜欢放弃选择而做出长期的承诺。这可以被看作是雇员至上的一个重要表现。由此，日本企业体制建立在不同的双重理念之上：企业的效率标准不仅仅看它给予资本所有者的回报，更重要的还须看它给予消费者、地方和国家的回报，甚至还要看他对雇员给予的回报，包括中层经理和工人，从而形成了类似团队的实体，而远非是完全按照合同雇佣劳动、听命于经理的临时集合体。
　　其次，日本企业管理方式是所谓的垂直领导形式，即“毛细血管”式的内部控制体制。终身雇佣体制使年轻的初级管理人员必须听命于他的上级的指示，因为他必须要默默无闻地等待着提拔。而在英美公司里，高级管理层的任免，无论是由外部市场决定，还是公司内部提拔，在总裁发布任命之前，通常候选人和董事会之间要进行关于酬金的谈判：多少年薪、多少股权、多少退休金、多少业绩奖金以及如何计算、合同期满前被解职应如何处理等等。
　　在日本，不存在“本国”的外部市场提供高级管理人才的现象。猎头公司几乎所有的生意都是把人才从外国公司挖到本国公司，或是从一家外国公司挖到另一家外国公司。除非公司已危机四伏，否则，日本公司的总裁几乎百分之百是公司内部产生、内部任命的。
　　最后一个方面，英美模式与日本模式的企业工会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日本，工会通常会一边依靠公司的投资计划，一边指出雇员正处于家庭生活中开销吃紧的阶段。而英国主管在成功地将工会提出的增加5%的工资降到3%之后，会有权认为此举使主管层的工资调幅有了更大余地，而且他成功的谈判技巧应该使他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英美公司的主管们全心为公司所有者效力，而资本所有者希望能以最低的价钱买到公司所需的最高质量的劳动力。正如资本所有者希望经理能拿到原材料的最低价格一样，他们对具有良好谈判技巧的经理在给公司节省了大量劳工成本之后会自然给以奖励。而在日本模式中，当主管经理成功地将工会的要求从5%降到3%之后，虽然这对他的业绩会有所帮助，使他有更多的升迁机会，但是他的基本工资却只会因此增长3%而不是5%。相比之下，在日本公司，没有人太多地考虑到公司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公司不被看作是任何人的而仅仅是“组织”的财产，与公共的官僚机构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加入公司，谋取得到一份工作，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仅此而已。
　　由此可见，日本企业中传统理念统治着雇佣劳动，这个理念认为整个工人队伍就是一个社团，社团精神具有强烈的“团队精神”，而企业的高级管理阶层就是这个团队的“家长”；公司更像一个团体而不是契约组成的网络或契约的结果，董事会更像是企业团体的长者而不是股东的代理。在企业结构与雇佣制方面，德国与日本相比略有差异。
　　在德国，维系所有者、管理者和工人关系的法律制度中没有日本那样多的传统理念，法律被认为是承认阶级存在和阶级对抗的起点和产物。公司的“共同决策(co－determination)”和工资等待遇方面的集体谈判这个双重制度使得工人和股东的权利得以平衡，从而可以约束企业管理者既要为股东的“福利”负责，也要为工人的福利负责。
　　德国企业“共同决策”的机制是德国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德国法律规定，在超过五百人的企业要建立工人联合会，共同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在雇员少于两千人多于五百人的公司里，工人代表拥有董事会三分之一的席位；一般情况下，工人可以派代表参加企业的监事会。
　　与“共同决策”制度的法律地位相同，德国解决劳资关系的另一个支柱是集体谈判制度，它同样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集体协商享有自由地不受地区干预设定工资水平的权力，受到宪法的保护，而且这样签订的合同在法律的保护下使企业和社会更具有内部稳定性。任何地方的劳动部长可以将任何工资和工作环境设定的合同条款应用于相关产业中，并使之法律化，即便它不是这个雇主联合会的成员。
　　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在德国，阶级仍然很重要，而在日本，企业更重要”；德国的企业共同决策制度“是一种阶级妥协，是处心积虑的结果，目的是避免重复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早期的阶级冲突”。
　　在英美模式的企业中，公司雇员更关心的是自己和家庭的直接利益以及私人朋友的利益，而日本终生雇佣制导致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人的利益，所以，日本人身负多重的义务；例如，他不得不考虑本公司其他成员的利益、长期贸易关系的合作者的利益等等。而财产和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在日本和德国则受到了许多因素的限制和“侵蚀”，也就是说，在日本和德国，除了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和资本权利的因素外，还必须考虑许多其他“利益相关者”，他们包括雇员、顾客、供应商、贷款人、承包商、债权人、地方社区等等。尤其是在日本，公司更加重视和尊重供应商在其长期贸易关系中确定起来的利益关系，为顾客做好服务天经地义，耍弄顾客的现象很少出现。这是因为，长期雇佣制使他们必须期待公司获得事业上的发展，对顾客和供应商的关照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己和本企业的关心，认真对待顾客和供应商将有利于公司的社会声誉，进而也有利于他自己本人。这样，在顾客和供应商的选择上就会常常出现为了长期的顾客利益而损害企业效率的现象。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案例就“关联贸易”现象进行了论述。于是，“交叉持股”现象的普遍存在就不是什么奇特和偶然的事情了。而“交叉持股”现象的存在，反过来又使供应商(持股者)成为长期的、有义务的、固定的，而非运动的、公开竞争的“关联交易者”。
　　由此，日本的“关联交易”是日本企业的一种连锁关系。供应商关系可以更容易地建立在口头的承诺和信任上，因为买方的采购经理是买方公司的终身成员，他的承诺并不仅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公司。虽然他有可能调任，但下任经理会认为自己必须履行前任所做出的承诺，并且将会继续一如既往地对供应商忠诚地做出承诺和履行承诺。公司的信誉对于终身职员的切身利益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私人部门中发生的诸多利益冲突，英美国家是常常交由市场来解决，而日本则通常由政府出面解决这些问题；此外，日本同行业竞争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平衡则大多倾向于合作。在日本，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战后初期，虽然解散财阀之后美国占领军极力坚持反托拉斯法，制定的《反垄断法》中关于禁止垄断和保护竞争的内容比英美国家还要明确和严厉，但日本人在后来的几次修正案中还是做了一些较大的调整，力度大大减弱。例如，日本允许存在两种特殊的“卡特尔”，一种是“合理卡特尔”，指对诸如钢铁业、化工业和人造纤维业等领域的投资，在“合理”的情况下可以成立卡特尔，以防止同时出现大量盲目的投资行为所引起生产能力的浪费。另一种是“萧条卡特尔”，即同行业的所有公司都须在萧条时期缩减生产，直至清除库存和恢复价格为止；因为，这种“同甘共苦”的平等政策的效果会好于衰退时期的价格战，后者很可能摧毁大量可供利用的资源潜力，造成行业性的资源短缺，从而导致复原后的高价格和高利润。
　　在日本，每一个行业都似乎很像一个共同体，其成员公司有某种互相帮助的最低限度的义务。八十年代早期，通产省在纺织工业组成了一个“萧条卡特尔”，减产15%，直至处理完库存，价格重新上扬，以此来保护弱小的公司在价格战中不致破产。通过“国家管制”来控制竞争甚至人为地保护垄断以达到保护经济的做法，事实上是保护了垄断，使《禁止垄断法》形同虚设。
　　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表现在为衰退产业提供保护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等方面，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例如，在保护小企业方面，对市场进行分割，可以使强大的威士忌生产商与小酿酒市场之间和平共处，并给予小企业多种补偿和再培训等多方面的帮助；在福利制度上，建立养老金体系以适应经济增长，并且维持一个国家的健康卫生系统以防止私人投资大幅度增长；在教育方面，保持一个公立的中小学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体制和国立广播系统等等。
　　德国内部竞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与日本有一些区别。例如，德国工业曾一度以卡特尔闻名。卡特尔是一种制裁性联盟，旨在防止过度竞争，以至两败俱伤；但是，德国的卡特尔受到公众权力的监督。经过十年的所谓卡特尔之战，加上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战后自由主义最终抛弃了这种传统，并于一九五七年创建了政治上独立的“卡特尔办公室”，这是一个把卡特尔式的理解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机构。它很像日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一样，有权搜查罪证，而不必事先发出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