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叛逆的《挽歌》

　　日本文学史上不乏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但集中在一个时期群芳争妍，佳作迭出，也只有十一世纪的平安王朝和“二战”以后。前者以世界上最早长篇写实小说《源氏物语》名高万古的紫式部为代表的女作家群，形成日本文学古典的高峰；后者新秀迭出，形成名副其实的文坛“半边天”。但另一方面也如同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感叹的那样：“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直到最近还是男性所创造的。”因此，女作家的作品，尽管艺术质量高下不一，创作个性各异，但无不以女性特有的典雅清丽见长，工于刻画潜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温馨情愫，对女性情感世界深刻准确的体察，对女性命运颇具女性主义色彩的解析。在创作题材、主题、手法乃至性格等方面进行多样化的追求，绚丽多彩，妍媸纷呈，掀起了女性文学不让须眉的又一高潮。
　　“二战”后，日本处于美国全面占领之下，欧风美雨猛烈冲击着人们灵魂深处游弋着的封建意识，虽说在男女平权方面尚未臻彻底现代化，日本妇女从经济到精神的独立与受尊重的程度都还需要努力奋斗，但也不能否认，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们不仅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还冲向一贯男性一统天下的社会各种岗位，显示出妇女与自己身上的历史阴影与惰性进行决裂的理性自觉。这种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不断完善，象征着妇女觉醒了的解放意识和在历史天平上陡增的分量。她们走出家庭，直接与社会、政治、文化体系发生联系，战胜来自传统和现实以及自身积习的种种挑战而自强不息。
　　至于文坛，在男性高手如云的世袭领域中，女作家要想独树一帜，必须有过人的智慧和创新的骁勇。在辛勤耕耘的汗水中结出累累硕果的女作家群体，以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剖析和探索，为战后文学的振兴和繁荣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于形成这种可喜局面的原因无疑多而复杂，据日本文艺评论家的分析，首先是美国男女平等思想潜流渗透到日本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等诸多领域，以致有战后“惟袜子和女人变得坚韧”(战前是线袜，与战后尼龙袜相比不结实)之誉，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同时，家用电器的普及和质量日臻完善，都为女作家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然而，更重要的是，日本文学作品的读者，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女性，形成了一个稳固有序的欣赏群，这一欣赏群与高水平的女作家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产生一种亲缘感，是日本出版商激烈争夺的厚重读者层。由于女作家和这些读者性别相同，共同经历了战前战后的种种磨难坎坷，对在经济高速度发展时期出现的诸如恋爱、婚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以及子女升学等一系列为妇女所困扰的社会家庭问题，有着女性独特的深入细致的体察和思考，因此，易于息息相通，女性的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引起女读者的共鸣与反响。
　　女作家原田康子的《挽歌》(一九五六年)就是这种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成功之作，在五十年代中期出版时曾轰动一时，吸引过许多不同年龄不仅仅是女性的众多读者。这篇小说讲的是中年建筑工程师桂木，一次偶然在公园同比他小十五六岁的鸱鸺剧团美工兵藤玲子相识，他们在婚外恋过程中，与社会与他人产生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正值花季的玲子有着多侧面的心理，又善又恶，又爱又恨；时而真诚，时而违心。她一反日本传统女性的一脉相承，以及社会对女性的认同和要求，呈现出冷漠、刚毅、狂放不羁、玩世不恭，她折磨人也折磨自己。她无意间发现桂木夫人明子移情于一名医科大学生古濑，便插手其间，使古濑心烦意乱，竟然向玲子求起爱来。另一方面，玲子在同桂木一家的接触中，感到桂木对妻子依然情笃意深，便将明子有外遇的事告诉桂木，并在当天对桂木发起了爱的攻势。玲子的青春活力点燃了桂木渐生暮气的心灵，弄得桂木一整天迷离恍惚。时隔不久，她又同桂木在旅馆实行“肉体的结合”，旋即将这些隐私原原本本透露给明子。这成为性格脆弱、容易受到伤害的明子萦绕于怀的一个沉重打击，并一再鞭打着她敏感的神经。这种危险的关系必定造成很大的伤害，最后明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走上轻生的绝路。女作家为我们设想了一个少女和一个少妇，面对第三者情感时，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女作家在这里摆脱了传统文学的窠臼，以独特的风格和与众不同的视角，把两个当代女性置于非常微妙的位置，生活中那种难以被文学把握的模糊、微妙的东西，恰恰被女作家抓住并准确地表现出来。明子离开人世后，玲子趁桂木上班，悄悄潜入桂木家中替他料理家务，但却拒绝桂木的求婚。她是一个性爱变态狂：狂吻桂木的书籍，泪流满面咬桂木手指，借以取得感官的强烈刺激。然而，她又是一个内心复杂、放荡轻浮的女性，喜怒无常，性格举止悖理，以肆虐为乐，撕揪着别人的心。桂木到外地出差，她当着明子的面给桂木写情书，感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明子死后，她完全可以同桂木走进神秘的围城，然而，她却始乱终弃，若无其事地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畸变恋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在特定情境下的断裂，让人惊疑和发问。这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孕育出的令中国读者为之心惊、心动的玲子。她引出那么多情感纠葛虽属矫情，却也以肆虐为解脱，来维持一种自我感觉中的心理平衡。
　　美好的相遇，热烈的祈望和幸福的憧憬，因匆匆的别离，从此天涯海角，绵绵思念，剪不断，理还乱。对桂木来说，玲子不再是一个情人的形象，差不多是一个凝聚了所有女性魅力的形象。为此，原本美满的家庭破碎了，为了建立新的伊甸园家破人亡。女主人公毫不掩饰流露出的感情误区与行为准则，在女作家笔下被有意识地加强了人物的性格化，注入了现代气息，塑造成为不拘世俗礼法的独特女性形象，实现女性自主价值的展露。作为东西文化激烈冲撞后的思想观念变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女人，玲子或许很有魅力。作家表面看来似乎描摹了一个要支配自己命运的年轻女子，对战前礼教的抗争，实际上是写出了战后某些女青年，由于社会结构的改变，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经济的独立，宗教束缚力的减弱，爱情价值观已同战前有很大差异。在新旧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碰撞中，在形形色色悲欢离合的爱情体验中，人们已经开始重新认识和判定爱情婚姻的存在方式。这种现象已经形成新的社会热点问题，而《挽歌》正是从时尚角度描摹了战后日本青年女子感情、婚姻和家庭的变迁历程，生动地展示了战后时代变幻莫测的爱情潮流。妇女拒绝别人强加给她们的命运，且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独立；另一方面，对婚前性关系，婚后外遇和离婚都缺乏传统的严肃，说明新旧更迭之间，道德困惑的接踵而来。道德背后往往藏有非道德的残酷。如何既在道德判断上不失文明进化的精义，又在历史的判断上坚持社会发展的铁律，的确是困扰日本作家的创作问题。
　　《挽歌》的艺术构思和主题的提炼，令人惶悚、迷惘。尽管女作家对生活有她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似乎旨在唾弃视贞操为道德标准，冲破传统禁锢，引发叛逆的、痛快淋漓的情感宣泄，释放渴求个性解放的能量，但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不平衡的。在客观上，在人生观和道德观等方面，作者似乎是探索性地诠释未曾尝试过的以恶写恶。生活在她眼中变形了，作品格调压抑苦闷，浪漫色彩的后面蕴藏的是自我放纵，流露出一种崇尚痛苦的倾向。玲子行为逻辑的反差，情绪的大起大落，感情经历很复杂，女作家把她塑造得极富情感色彩。作品的描写较多地进入了两性情感现实生活领域，接触了婚外恋及性等内容，而女作家将这些问题在文字上处理得整洁干净。玲子的最后选择，使作品蒙上了一层扭曲、灰暗色彩，而作者又没有为玲子的婚恋异常心理寻找合理解释。诚然，小说中的爱情和现实是有距离的；也许对于日本读者来说，可能被当作婚姻价值观念的新觉醒来理解，抑或适应了对长期夫权社会挤压变形了的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反拨？这些是否是审美的错觉？
　　《挽歌》是一部启悟人性深层隐秘与人生观照的小说，凭着情节的刺激性、潜意识骚动和人的悲剧象征，率真而细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得以打进畅销书的行列，问世仅仅八个月就再版一百三十八次，印数高达七十万册之多，创当时畅销书的最高记录，两次搬上银幕，并被第八届(一九五七)女作家奖钦定入围。小说人物活动的舞台北海道，具有独特的浪漫都市的特征。港湾情结引发的幻想空间。使北海道也因此被各家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掀起一股出人意表的挽歌热潮。和一般的女作家一样，原田康子的笔触也有着强烈主观色彩，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浓浓的自由、任性和我行我素的氛围。女作家曾亲口对我表示，《挽歌》是参照她年轻时的人生踪迹敷衍而成，令人感到作者通过玲子的敢于正视内心涌动的向往、激情、疯狂或破灭，或许正是这篇小说所要表达的。在这个意义上，《挽歌》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心灵自传，婚姻经验和价值标准的下意识外化。
　　《挽歌》是特定时代的特殊现象，体现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畸形审美。小说的主调是浪漫的爱情，尽管爱得虚无飘渺，飘逸着闪烁不定的感情韵味，却也宣泄了战后日本女青年对于古老传统意识的反感，就连关注身边焦点的视角也与原来有了很大的不同，女人们强调的不再是爱情的贞洁，而是更为随心所欲支配自己的心灵，显露出新的美学评价和道德判断的端倪。战后，在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下，日本青年女性产生一种情感失落和心理骚动。这种骚动看来像是在战后新环境下，青年女性以敏感先驱的心态所掀起的思想观念上的探索与追求，然而，这种探索与追求恐怕同深层把握失度，从而使在社会观念迁徙与道德更新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挣脱了大男子主义网罗的觉醒不无关系。女作家在纯粹形而上的意义上来讲男人，原田康子可能是极少数愿意并且能够理解男人的女作家之一。可以这样说，《挽歌》是个性解放、人的解放的产物，但不是那种能温暖人们梦乡的爱情小说，它因为追求真实而昭示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性，在叹惋人生世事缺憾的同时，又不得不对自身人性的缺点予以谅解，并继续着对完美爱情的梦想，这种审美宽度可能令人迷醉。这里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在《反克里盖的通告》中把爱称为“荒诞的感伤主义的梦呓”，这种爱的呓语将使我们“都变得神经衰弱”，将使“大批‘少女’变得歇斯底里和贫血”。女作家把生活中的模糊微妙一一道出，还特别重视生活本身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生活中人的想法，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看待事物的眼光。《挽歌》也表现出这种变化，因此，女作家笔下有着某种含混、不那么明白的特质，但是细想起来，生活原本就是如此。这样说，并非想抬高这篇小说，把本不属于它的色彩描绘到它的扉页。我们不应忘记这篇小说创作并发表于“彼时彼地”，但对此时此地的中国读者多侧面地领略异彩纷呈的日本文化心理结构在战后年代的嬗变，可能具有一定价值。
　　二○○一年三月四日于北京
　　(《挽歌》，[日本]原田康子著，林少华、张洁梅译，北京出版社二○○○年九月版，1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