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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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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小人物和大时代
作者李霞
期数2001年06期
  小人物通常不在传统历史学的视野之内,因为他们被视为愚昧、粗俗,在大时代的变迁中只能随波逐流。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挑战了这种观念,开始注意到弱势群体,相信他们团结起来的力量。作为一种结构的日常物质生活,也在费尔南·布罗代尔那里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作为个体,人们能从一个小人物的身上发现什么呢?
  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在对宏大叙事的不断反思和批判中,试图从微观、具体的视角理解和阐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在《奶酪和蛆虫》一书里,就成功地探索了一个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他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多莫尼科·斯堪德拉的磨坊主,一五三二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弗瑞乌里地区的小山城蒙特瑞阿勒,当地人通常称他为麦诺齐奥。像众多普通人一样,这个磨坊主遵循着既有的生活轨迹。除了因吵架被逐出过两年以外,他一生都居住在那儿;他娶妻生子,是十一个孩子的父亲;为了糊口,他干过石匠、木匠,但主要以磨坊劳动为生,在第一次出庭受审时,他便穿着传统的磨坊主服装:短上衣、外罩披风,头戴白色的羊毛帽子。尽管自称“很穷”,但女儿们出嫁时,他还是送了丰厚的嫁妆。年近半百的时候,他交了点官运,先是当选为当地的镇长,后又管理过教区的教堂。他在当时当地不算默默无闻,但比起兰克笔下权高位重的教皇席克斯特五世,或者是当上了护国主的克伦威尔,却实在是历史的浪涛中太不起眼的小人物了。仅仅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显然无法激起今天的人太多的兴趣。
  我们这些五百年后的人能够了解这个磨坊主的名字和生平,是因为他受到了教会法庭的审判。他对世界的形成、天堂和人间、教士和教会圣仪的作用以及其他宗教,都有着不同于《圣经》和罗马教会的独特理解。最典型、最有意思的看法是,他拒绝将世界的产生归结于神性,不承认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混乱,也就是说,泥土、空气和水是混合在一起的大团物质,从中形成了一个簇群——正如从牛奶中制造出奶酪一样。然后奶酪腐烂,蛆虫出现——这些就是天使。……”这正是本书标题的含义。毫无疑问,麦诺齐奥虽然不是一个思想家,他的各种看法也很不系统、完整,但却忤逆了教会的意志,这在教会权威至高无上的年代,是一件难以饶恕的罪行。
  不过,今天的人再翻阅那些尘封的审判材料,已没有必要再当一次法官,去揭露和批判麦诺齐奥的罪行了。任何时代,不满教会的都大有人在,即使酷刑恐吓,也无法禁绝与教会唱对台戏的现象,尤其是在教会自身的腐败和堕落日渐为人所知的时候。有趣的是,这个磨坊主非常乐意到处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对妻子、邻居,村里的其他人,以及所能遇到的一切人谈他的各种想法。虽然他们多不能明白和认同他的想法,亲人疏远了他,周围的人都不理睬他,但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说出自己的想法,甚至站在教会法庭的审判官面前,他还想说服他们接受他的看法,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打算向领主、国王和教皇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样,最终的结局是,就像宣扬“日心说”的布鲁诺一样,他被视为危险的异教徒、思想的犯罪者,被处以火刑。
  正是从上述举动中,金斯伯格捕捉到了非同寻常的信息。倘若是道听途说,不用法官威逼,也不用多长时间,一个人就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想法。而金斯伯格注意到,麦诺齐奥并不是在疯狂地胡言乱语,他的态度严肃而认真,并且相当自信。与预言家和巡游四方的教士不同的是,他也没有声称自己的观点受到了谁的特别启示或点拨。因此,问题是,他的想法究竟来自何处?
  一般的研究思路,通常是从时代、社会以及此前的某种思想中寻找这些想法的逻辑来源。金斯伯格的分析也从这里开始。在分析了十六世纪弗瑞乌里地区的民族、各社会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后,金斯伯格发现,麦诺齐奥对暗中决定自己生活的时代环境的认识,是一种典型的农民社会里关于阶级结构完全两分的观点,即社会由“上等人”和“穷人”组成,自己是穷人中的一分子,领主、贵族和国王都是上等人。
  在那个意大利山区小村庄的磨坊主眼里,最主要的压迫者是教士等级,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教会的某个主教或红衣主教”。重要的是,他还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除了拥有权力外,教皇是与我们一样的人”,教士们凭什么压迫穷人呢?表面上看,这些想法与宗教改革对权威原则的冲击是一致的。但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思潮就是麦诺齐奥世界观的直接来源吗?金斯伯格指出,麦诺齐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路德派,“我相信一个路德派教徒是四处宣讲坏的事情,在星期五、星期六吃肉的人”,但这又是一个简单化的、扭曲的定义。他坚持的许多宗教观点,如要求简洁的圣言,拒绝圣像、圣仪和典礼,拒绝基督的神圣性,称赞宽容等等,都可以追溯到再洗礼派的宗教激进主义思想,但他又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成人洗礼,并且,他是在不同的背景下来认识圣餐和弥撒的,因此不能为他贴上再洗礼派的标签。最后,他的观点似乎与意大利福音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其宗教观中的激进因素远远超出了福音思想,如拒绝基督的神圣性,拒绝《圣经》的完整性,指责洗礼等等。而且在审判中,麦诺齐奥对“得救”和“前定”这两个宗教改革的主题,似乎一点也不明白,而已有的史料证明,它们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上层阶级,下层农民也可能对这两个主题有所了解。从这些词汇和概念上的微妙差别,很难说麦诺齐奥的世界观就直接源于宗教改革思潮。
  因此,考察十六世纪整个大时代的环境,把握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潮这些宏观的外部因素,这种结构的解释从逻辑上似乎可以说通,但却与实际的经验相违背。对于麦诺齐奥这样的人,大时代的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却是间接而有限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不是空泛、抽象的,而是位于具体的情境当中。
  因而,金斯伯格将视线投向了麦诺齐奥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大多数农民不同,他不是文盲,而是有文化、能识字的人。通过阅读获得的信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因为我读了某某书……”金斯伯格甚至整理出了麦诺齐奥在两次审判中提到的书名目录。答案似乎已经唾手可得,然而,它还是无法指出通向麦诺齐奥观念世界的路径:那些书不能反映麦诺齐奥的真实阅读倾向,因为它们大多是他借阅而不是购买的,不能完全体现他个人有意识的爱好和选择;而且这个书单也不完全,仅仅从这个书目,并不能解释他如何形成了那些与众不同的“疯狂的观点”。
  这种步步紧逼式的自我否定不由使人感到陷入了绝境,但金斯伯格再一次因麦诺齐奥的话语而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希望:“我的观点来源于我的头脑中”,“我相信……”,“根据我所认为和相信的……”在金斯伯格看来,这说明麦诺齐奥明白自己想法的来源,不是简单地接受他人的观点。麦诺齐奥的阅读习惯片面而武断,几乎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和信念:有时,他改变文本的强调重点,有时,他将文本中的记述变成了完全相反的故事。于是,金斯伯格得出了一个大胆而不无理由的论断:“对于他的阅读而言,关键是他已经超越了文本,在他和书面的文字之间无意识地放置了一个屏幕,或者说一个过滤器:它能够强调某些词而忽略其他词,能够脱离一个词的背景而将其意思延伸。它作用于麦诺齐奥的记忆,扭曲了他所读文本的词语。这个屏幕在他的阅读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不断将我们引向一种非常不同于书面表达的文化——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文化。”就麦诺齐奥的阅读而言,“过滤器”远比“材料”更重要。
  麦诺齐奥的日常体验主要是口头文化的。就拿奶酪和蛆虫的比喻来说,虽然但丁的《神曲·炼狱》中有“蛆虫出现,变成天使一样的蝴蝶”这句话,但金斯伯格认为,麦诺齐奥用来比喻世界的诞生的看法并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所熟悉的生活经验:蛆虫在腐败的奶酪中出现。在印度的古代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因此,“麦诺齐奥的世界观基本上是物质的——比教会关于创世纪的教义更科学”。麦诺齐奥的世界观有着直接的传承——一种口头文化的传承。他的言语中时常有矛盾、犹疑和不一致的地方,这是因为他通过阅读获得的语言和概念工具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纯洁的。还有诸如“母亲子宫中的孩子”、“上帝是人类的父亲,也是权威的形象,是不需要用双手劳动、而把繁重工作交给下人的地主”等等表述,都混合着来自上层和下层的语汇。“他以无意识的开放心灵,利用了其他人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想法。”因此,“不是书本,而是书面文字与口头文化的碰撞,在麦诺齐奥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爆炸式的‘疯狂观念’”。
  之所以会在十六世纪发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碰撞,金斯伯格强调了宗教改革和印刷术发明的重要意义。前者使一个朴实的磨坊主敢于想到要说出自己关于教会和世界的观念;后者使他有机会运用词语来表达头脑中模糊的、未曾说出口的世界景象。麦诺齐奥世界观中最具革命性的观点是对“新世界”的向往,它超越了已有的乌托邦文学的认识,是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形象,不是因耶稣在云端显灵而实现的,而是通过像他这样的农民的斗争才能实现。没有印刷术和变革的精神,那些看法是不可想像的。只是在这两个前提中,我们才看到了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存在的某种无法割断的具体联系。
  在挖掘了麦诺齐奥独特的个人经历和思维之外,金斯伯格还试图勾勒出一种普遍的磨坊主文化。当时被指控为异端的磨坊主不只是麦诺齐奥,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在前工业欧洲社会,以水或风为动力的磨坊是最小的聚居中心。在相对封闭和静止的社会里,磨坊是一个聚会和社会关系之所,也是一个思想交换之所。这种工作环境使磨坊主特别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易于宣传它们。但在另一方面,磨坊主又直接依赖于当地的封建领主,倾向于将自己与所生活的社区分离开来,社会地位很特殊。在普通农民心目中,磨坊主的形象是“精明奸诈,注定要受地狱之火的炙烤”。因而,这些案例也反映了农民和磨坊主之间长久的敌视。从更宽阔的视角来看,十六世纪的教会,无论是耶稣会还是新教教会,都加强了对边缘群体,如流浪汉和吉卜赛人的控制,加紧了对巫师的审判。因此,麦诺齐奥的个案,也可被视为对这一迫害和消灭大众文化的背景的反抗。
  麦诺齐奥这一个案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但这本书对他的世界观来源的阐释,体现出小人物在劳动和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他们并不都是被动地接受精英文化、完全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每个人都生活于特定的时空坐标网络中,并且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同时,每个人先天和后天条件的不同,又意味着这张网络的维度不尽相同。尽管大时代的氛围和主流会影响甚至决定着小人物的命运,但这种联系绝不是单向的,也不是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因此,从逻辑上解释个人与时代之间的联系,这种宏大的叙事或许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具体的情境出发来阐释个人的生存状态,才能真正理解人们今日生活的由来。这本《奶酪和蛆虫》不仅为七十年代后日益陷入困境的新史学指引了新的方向,而且使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
  (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trans.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Penguin Book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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