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是这个男人敲响了中国“女界钟”……

　　光阴如梭，距“女界钟”声响起已经整整一个世纪。
　　坐定回味，不仅是这钟声缭绕后的反省，还有一份好奇：怎么偌大中国，敲响“女界钟”的竟是男人？这是否进一步证明了我长久怀揣着的一种见识：中国男人的切身利益与中国女人的觉醒和解放有着深入血脉、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探寻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渊源时，我就知道了这本书——在中国妇女近代史中，它总被人提起——却一直没能看到原文，也很少从提及的文章中了解到它的详细内容，只知道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正经八百的妇女理论著作。九十年代时我做中西妇女运动比较研究，很想就西方第一本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女权辩护》(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著)和中国的“第一本”做些比较。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刘慧英那里读到了此书的复印本。当读起这本繁体、竖行、文言、没有标点的著作，才明白了它为什么不易寻到——难寻，不仅因为未能重印，也因为难读，生活在白话文中的我们，即使手头有书，也难得费劲去“啃”它了。
　　我从慧英那里受益匪浅。她是那种拒绝喧嚣潜心学问的人，近来一直在做近代启蒙思想史研究，顺便告诉我一些有关该书作者金一的信息：此人曾参加晚清反满“爱国学社”，与柳亚子同乡，一九○三年初夏“苏报案”之后，章太炎等革命党人被捕，他也退返故里，埋头两个月写出此书。除此，他还曾译出俄国无政府主义名著《自由血》，向国人介绍俄国女英雄索菲亚和薇拉。后来据说做了名士，中共史书中说他“消沉”，后期有关报道寥寥，大约是在解放前夕去世。
　　这一段介绍也引起我的好奇：怎么革命党失败之后这个男人却仍然不忘解放妇女？怎么回乡退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妇女写作？怎么召唤妇女革命之后自己反倒退归乡里？……可惜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可以了解他的家事婚事妻室子女，不知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对解放妇女如此尽心尽力？只知道他自称“爱自由者”——他就将这样的头衔赫然写在《女界钟》封面上，像墓志铭，为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个永远的印记。
　　说到“钟”，让我想起美国独立战争中那座著名的“自由钟”。
　　果然，作者在全书开篇便直言道出他的意图，他就是要引进西方文明新鲜的空气，“撞自由之钟，张独立之旗”：
　　吾是以三熏三沐，缥笔礼天，渡苦海以慈航，照漆室之一灯，婆心说法，苦口陈词，而著此《女界钟》。(注：本文作者断句)
激情流溢，诚心可佳，两个意图呼之欲出：一是引进西学西风，沐浴西方文明；二是为女人争自由，将解放妇女看作解救民族之要举。
　　可在这里，我得特别声明，金一的这本书中几乎没有使用“妇女”这一词汇，最多使用的是“女子”、“女人”、“妇人”，还有“同胞姊妹”——“同胞姊妹”像是“妇女”诞生之前男人对女人最具平等意识、最富激情的称谓。
　　与美国的“独立钟”很不相同，这里的“钟”，不是战斗号角，即使敲响了，也还没有什么人应征。写作《女界钟》，旨在警世：警醒世人，唤醒女人。最重要的是，同《女权辩护》奠定了日后西方女权主义的基础和传统一样，从此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的一些基本特征，归纳起来，至少有三点：
　　首先，男性启蒙者先走一步，向全社会召唤妇女解放，这个传统在五四运动中发扬光大，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其次，从民族救亡的角度出发呼吁妇女革命。正是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天下兴亡，匹妇有责”，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基调，贯穿近一个世纪：
　　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今吾中国国民之称其无有矣。其代名词则万姓是也，是代表吾国民无精采，不风骨，徒于史姓韵编，占一席地而已。……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独匹夫然哉？虽匹妇，亦与有责焉耳。
　　继而，他分析了妇女卑贱处境的根源，强调与“旧社会”有关，而不是针对男人——仅此一举，就与西方女权主义划开了根本的界限，奠定了中国妇女研究“对事不对(男)人”的传统。
　　尽管有以上不同特点，此书仍然不失为一部典型的女权主义著作——西方女权主义最早被中国男人接受并主要由男人传播的特点，由此也可见一斑。
　　在评说此书之前，要不要列出它的全部目录呢？
　　我着实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将它列出了，是因为想到读者很难有机会或有耐心当真阅读此书。我以为，即使今天我们在有关论述上已经走出了很远，了解此书的全貌仍是必要的——尽管它出自一个“消沉”了的男士之手——历史和我们都不该忘记，它毕竟是我们的“第一本”啊！那就请看以下目录：
　　第一节：绪论
　　第二节：女子之道德
　　第三节：女子之品性
　　第四节：女子之能力
　　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
　　第六节：女子之权利
　　第七节：女子参与政治
　　第八节：婚姻进化论
　　第九节：结论
准确地讲，这是一部中国化了的“女权宣言”，在伸张妇女权利、主张男女平权方面，它与《女权辩护》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该书用大量篇幅为妇女可能具备的能力辩护；还有关于“道德”的论述，同玛丽一样，他也将道德评论置于全书章首。作者在书中没有提到玛丽和她的《女权辩护》，似乎并没有读过此书，因此推测它没有模仿之嫌，这种碰巧的“相似”，也就有了可供深入分析的价值。
　　阅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谈论女人总要从道德开始？是否可以反证：无论东方西方，传统道德和所谓“卫道士”总会勾结同行，成为妇女解放的第一道屏障？似乎还可以做另一种理解：曾经直接束缚和限制妇女行为的并不是什么阶级、政治、某一个人或男人整体，而是那种近似民法公约性质的“道德”。解放妇女不得不先从“道德”说起，是因为人们以为妇女的解放必然带来所谓“道德”危机。从“道德”开始，不仅是帮助妇女突破旧道德束缚之必要，也是安抚人心、说服社会的重要策略。联想到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自己书中一边讲破除旧的道德观念，一边又在预言妇女的进步会使社会和人们更接近新的道德，是不是都在使用同样的战略？
　　我钦佩金一的地方，并不在他与玛丽的相似，而在他特别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对妇女所做的道德剖析——我以为，这才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所谓女权主义“本土化”方面算得上是成功的篇章。比如“道德”一节，他开篇便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此不祥之言也。”一句切中要害，鲜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将社会专对女子设立的道德分成三种类型，逐一剖析如下：
　　一称“私德”，指女子对个人的约束，主要来自班超的《女训》，“妇德不必明才绝异也。清闭贞静，守节整齐，行止有耻，动静有法”。作者认为，在当今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中，此法已经过时，应该让女子与男人一样接受新的教育，走出封闭，开放社交，才可能和男子同样成长。在这里，他没有别的例证，惟有以西方女子为例，说人家早已如何如何，因此怎样怎样进步了，如你再不改进，将比人家粪土不如。“天下事之最难堪者，莫如以比较而生优劣。今以欧洲女子之发达，比我中国，我中国人其知愧乎？”
　　二曰“妇德”，是专指女人对男人的道德，核心是“相夫”，基本原则是“三从”和“七出”——作者斥之为“恶谚”，造成男尊女卑的夫妻关系，于双方都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他给我们提供了“幸福”的模式：
　　凡阴阳之调和、情爱之归宿、品性之交换、学问之商榷、道德之辅助，皆于是取也。是故文明之夫妇，居则互理家政，出则付托得人。分途以入学，相携以游历。
看到这里，不由人倒抽凉气。作者写作此文距今已经一个世纪，看看我们今天的夫妻关系，距那种人人向往、和谐平等的理想境界仍然距离遥远，可见社会变革容易，人心秉性改造却十分艰难。
　　三是“母德”，即女子婚后对家庭和子女的责任。作者将其分为两部分，一种讲子女教育，分为“胎教”和“母仪”；一种称“家政”，“米盐琐屑，钜细必亲，如秦政治天下”。作者对女子的这些家庭责任是予以肯定的，认为“家庭之幸福，惟女子制造之”。正因为肯定了这种重要责任，他对女子现有的个人素质状况表示深深忧虑：
　　括而言之，则三千年来中国女子，常注意于个人之私德，而于公德则直可谓之未尝闻也。曰守身如玉，曰防意如城，而男女平权、女子读书入学、婚姻自由诸说，皆以为是败坏私德之惧也，天下之大患。
　　在陈述以上旧道德之弊端时，作者均以西方女子为楷模，认为女子要想解放，就得学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教唆是妨害女子学习进取之大敌。而女子要想同男子一样有才，必须社交公开，同男子一起接受同样的教育，于此，“男女授受不亲”则又是一道难以突破的障碍。如此困境中，仅仅道德说教是不够的，作者以为，最现实有效的办法，是从日常生活点滴做起，从破除旧习俗起步，他因此在“女子之品性”名下，专章批判妨碍女子发展的一系列旧风俗、旧习性。
　　首当其冲的就是“缠足之害”。开言，作者痛心疾首：
　　悲哉！天刑乎？夫天刑犹可言，而人刑其何为也？女子不幸生于地球，既不能逃产育之大难、艰辛劳苦，视男子为剧，而复加以残忍扎割之苦痛，世界男子其无人心矣！
二是“装饰之害”，认为中国女子服饰“不近人情”，修饰过多过繁，不利于自由行动。三是“迷信之害”，占卜算卦，迷信巫师鬼神，作者以为这是女子在精神和感情上过分依赖男人的结果。四是“拘束之害”，由于长期被幽闭在家庭中，不敢见人，不敢说话，处理外界事务毫无能力，“如婴儿然”。
　　作者认为，以上“四害”虽然起于“外界之障害”，久而久之，也已成为中国妇女的品行，束缚成习，甘愿受之，毫无革新解放之自觉。因此，他以为，要想“跳出旧风习，以改造新风气”，最好的办法“则莫如游学欧美矣，学成而归。彼中之政党、国会、医业、辩护、新闻记者……我同胞其择之可也”。在他人的土地上接受先进的学问和训练，习得本事，回来报效祖国，似乎是一条现实可行、直通“解放”的捷径。倘若能铲除恶习、旧习，新女性必当产生，对此作者有一番憧憬：
　　故今日女子，以活泼机警、英爽迈往、破除迷信、摆脱压制为品行可贵之第一义，而学问次之，夫能如是也，则半部分之新国民成矣。
　　从上述不容乐观的国情分析，要等到“新女性”乃至“新国民”之出现，遥遥无期；对比西方文明和西方女子，差距悬殊，似乎难以逾越——但所有这些，在作者的观念中却可以是一步跨越、一步到位的，即“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开始之际，“西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理念，它也是“西学”可能“东渐”、可能“本土化”的一个必要的起点。当本土的状况亟待改善，而在传统中一时看不到新的希望而尽是旧的束缚、找不到新的支撑点而尽是障碍时，“全盘西化”几乎是惟一可能的梦想。
　　此书因此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在道理上，主张全部引进西方，像是“全盘西化”的源头。于此，作者有一番自我陶醉：
　　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烟卷，手榔杖，眉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挥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吾惟以间接法知之。
但在实际论述中，他却是特别“本土的”，像是“将西方女权主义与中国妇女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典范。考虑到当时，妇女解放的资源远不像今天的这样丰富和多元，没有俄国革命的范例，没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期望“全盘西化”，也是情理中事。
　　如此指导思想下，作者有关教育、参政和婚姻进化的议论可想而知，几乎完全是在介绍、推行欧洲当时的成果。与玛丽的《女权辩护》相似，本书中有较多篇幅详论教育，并且同她一样，作者也以为“教育”是妇女可能获得与男子同样能力之根本所在。考虑到女子原本具备的“母仪”功能和管理家政的责任，作者特别主张多多设立“女子师范学校”，并结合欧美的经验，为三年制女子教育开出详细的课程表，从历史、地理、算术、几何、博物、理化、伦理学、心理学、文法、哲学、测绘、经济、法律到体操、唱歌、美术……无所不有，良苦用心尽在其中。
　　在作者解放妇女的思考中，有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育是基础，女子必得先受教育；然后是权利，即所谓“男女平权”；最后才可能参政——从如此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他建议对女子进行“通才式”教育并设立了相关目标，依次为：
　　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
　　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
　　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
　　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
　　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
　　德行纯粹模范国民之人，
　　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
　　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
　　阅读到此，一面窥见先人之理想与憧憬，不胜感慨：先人之想距今似乎并不遥远，和今天我们仍然在做的女性启蒙教育如出一辙；一面是反省，不免汗颜：身为已经受过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我等一辈，在曾经的历史困境中究竟走出了多远？
　　以上目标，也可以看作是所谓“新的”道德规范，影响深远，它似乎也引导着我们这块土地上男人解放妇女的新的方向，其中有“摆脱压制”、“热心公德”一类全新主张，也不乏“具有男性”、“诞育健儿”等中国特色，从中仍然可见传统的尾巴，长长地拖曳着，继续壮大着，直到今天——今天的“重读”因此必要。
　　吾作此文，是为百年祭。
　　(《女界钟》，金一著，大同书局一九○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