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是一九三六年的南开大学生，投笔从戎，成都中央军校毕业，请缨上缅印前线，任新一军上尉参谋，英勇负伤，受海陆空军一等奖章；后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后为“国防部”参谋，后流落海外，三十六岁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系念书，先大学生、后研究生、再四十六岁得博士学位。热血青年，英勇战斗，事态炎凉，坎坷人生，使黄仁宇的学术著作绝无一般洋博士“言必称希腊”的搔首弄姿。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可能简单：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数字化管理，中国传统的道德统治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复杂性，需要极其艰巨的彻底革命。国民党完成了上层建筑的统一，共产党完成的是社会基础的再造。这个公式化的模式，贯串了黄仁宇的所有著作。然而，在“大历史”的简单公式之下，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对人生有滋有味的体会。在《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没有多少日记，没有什么奇闻轶事，有的是黄仁宇参照自己在滇缅丛林中的战斗经历，对蒋介石抗战期间的为人处世的观察。
谁成就了谁？
说起国共之争，国民党之败落，每每有人说共产党是在抗战中充实扩大了力量。黄仁宇却通过蒋介石日记传出消息，正牌“国军”恰恰才是靠日本人打进来才成就的。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外与共产党翻脸，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在国民党内与汪精卫翻脸，捕杀老友邓寅达。一九二八年北伐胜利，全国统一，关键是年终的张学良易帜，本身就借了日本人谋害其老爸的劲。一九二九年初，因为裁军，桂系在南北抗命，接着，蒋介石与冯玉祥反目成仇。一九三○年，蒋桂冯阎大战。发动战争的都是国民党党员：蒋介石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司令；后三个集团军打第一集团军，动员军队一百四十多万，死伤二十多万。中原大战，冯玉祥军一日发射炮弹两万余发，此项纪录日后八年抗战都没有打破！蒋介石轻辞重币封官许愿，拉拢对方部下军官叛变，才把这场大战“摆平”。之所谓“摆平”，对方的叛军叛将要礼遇优待，加官晋爵送枪发饷；战败的李白冯阎诸位“党内同志”更必须称兄道弟，嘘寒问暖，百般体贴。接着，一九三○年底，对苏区第一次围剿惨败；一九三一年二月，又与党内元老胡汉民闹翻；五月，国府主席林森弹劾蒋介石，接着，对苏区第二次围剿失败；九月，第三次围剿失败，接着，陈济堂在桂系支持下另组政府；九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沈阳，年底侵占锦州，整个东北沦陷；十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被迫辞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战役爆发，三月恢复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以后，又有第四、第五次围剿，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反蒋政权，“长城抗战”损兵折将，好不容易刚签了《塘沽协定》，日本人得寸进尺，河北“自治”又提上谈判日程……从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内忧外患，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虽然趁着追剿红军，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到四川刘家、贵州王家、云南龙家、青海马家的地盘，也仅仅是进入而已。这些地方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逃离大陆，从来没有真正属于“国军”。
大清朝皇帝逊位之后，接下来的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北洋军阀割据。表面上是蒋介石领导的北伐重新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各路军阀拥兵自重愈演愈烈，中央政府照旧形同虚设。从北伐到一九三○年蒋桂冯阎大战，军阀越伐越多，全国军队从一百四十万增加到二百四十万。中原大战的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全国统一以后中央提出裁军，阎锡山公开叫板，说裁军可以，必须与蒋介石联袂下野。当时的情形是：“中国旧社会既已崩溃，新社会尚未登场，如是只产生一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人物，而外面又有强邻压境，蒋介石只有两途斗争，又加两途迁就。”
各路诸侯、各派势力独霸一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天下一统的中央正朔反倒成了劳碌受气的小媳妇。媳妇想要尽快熬成婆，只能分头迁就拉拢，结果必然是藏污纳垢。对于敌对的“党内同志”，武的像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文的像汪精卫、胡汉民、林森，即便是战场、官场上斗争全赢了，也不能算是胜利——对方照样保存实力，虚名实惠全得。给敌方的叛军叛将封官发饷以瓦解对方的策略，也不可久用。粥少僧多，资源极度稀缺，用多了必然引起自己嫡系的不满，培育出“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升官路线，早晚被对手学了去，反过来用在自己部下身上。
所以，蒋介石接手这个烂摊子，没有可以号令全国的大是大非抓在手里。直到全面抗战时期，仍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山西之阎锡山，四川之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之龙云、卢汉等诸多兵种。至于说甘肃青海之五马，新疆之盛世才更是鞭长莫及。外有日寇大兵压境，内有军阀分崩离析，蒋介石把赵普的“攘外必先安内”作为行动圭臬。从当时中日双方实力对比上衡量，把日本比作赵宋之契丹，或许有些眉目；但孤立地说“安内”，恐怕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蒋介石与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矛盾，从始至终，到死也没有了结，就是证明。真正给蒋介石帮了忙的，是日本人的步步侵略，终于提供了可以号令全国的大是大非。有了全面抗战，蒋介石才能提出“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既包括了没有地盘、没有军队的汪精卫、胡汉民，也包括了有地盘、有军队的李宗仁、阎锡山。几个战区一划，李宗仁就不得不离开广西。台儿庄战役小胜，徐州会战大败，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也得向蒋介石写检查，发“丧师失地请议处电”。虽然“议处”仍旧不能不留有充分余地，各路诸侯行文发电报时俯首称臣，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否则，只有像汪精卫那样逃跑过去当汉奸。最主要的是，大敌当前，国运如丝，蒋桂冯阎式的“党内同志”大战再没有了道理，从而犯不上继续费尽心机收买和优待政敌之叛将，这就有了以抗战的名义杀冯玉祥之叛将韩复榘。腾出的地盘和留下的军队，滚滚而来的外部援助，敲骨吸髓的苛捐杂税，都可以在统一抗战的名义下，用来大张旗鼓地培植嫡系。事实上，陈诚、杜聿明、廖耀湘、黄维、胡宗南、张灵埔等人所率的一批装配精良的嫡系部队，都是在抗战期间培育起来的。
在黄仁宇看来，蒋家王朝是通过抗战完成了国民党政权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要感谢张学良的兵谏——兵谏使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妥协派再没话说，使国民党从此高举抗日的大旗。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居然能够化险为夷，在抗日的题目下重返权力中心，由此可见大是大非的力量。当然，暂时停止剿共是蒋介石不情愿的。但蒋桂冯阎大战和日后蒋介石的再次下野都足以证明，更多、更直接的挑战，持续来自各派各地当官领饷却不受命的诸侯。这时候，只有全面抗日才需要统一号令，而兵谏把蒋介石推为中国名正言顺的最高统帅。所以，蒋介石不杀张学良，恐怕不单单是出于拜把子的兄弟私情了。
不过，即使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面临的境况也是一盘散沙，军阀混战。以“七七事变”为例，冯玉祥旧部宋哲元从始至终财政独立，“不尽受中央节制”。一九三五年底，“华北自治运动”的结果是，“中国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系中央设置的地方机构，日本视之为华北自治性质机构”。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军很快增援到了保定、沧州。然而，捱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给蒋介石的信仍然是：“刻下拟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三日之后，局势已经完全不可收拾，宋哲元才电请中央军“星夜兼程北进”。接着，北京、天津相继被日军占领。
中国一盘散沙却硕大无朋。列强们把沿海“肥肉”零敲碎打，利益均沾，争先恐后，生怕落下了。然而，谁想来个大包圆儿，拿整个中国囫囵吞枣，注定消化不了。蒋介石吃透了这一点，一方面眼看着东北、华北、内蒙、华东、华中、华南相继沦陷而无可奈何，一方面咬紧牙关就是不投降。他明白，只要重庆政府不投降，溥仪、王克敏、汪精卫等汉奸政权就永远没有合法性；不甘心看到日本独霸中国的各国列强，就会继续和蒋介石政权打交道。
“四强之一”的负担
同盟国为了让蒋介石在东亚牵制日本，划分“中缅印战区”，罗斯福提拔蒋介石做了中国战区总司令，并且慷慨地赐封中国为世界“四强之一”，与美、英、苏并列。中国在近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甲午海战，割地赔款，一直到大半河山被人占领，过去的老大帝国受尽屈辱，沦落成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更在日寇的铁蹄下陷入亡国灭种的绝境。如今，忽然因为苟延残喘的重庆政府坚持不投降，国际交往中，竟破天荒地享受起种种世界一等大国的外交礼遇。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俨然与罗斯福、丘吉尔起居往来，平起平坐，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讨论全球势力瓜分问题，并得到承诺战后收复台湾澎湖列岛，取消租界和法外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份风光，这等国际地位，真算得上是空前的了。一时间，蒋委员长的威望如日中天，“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呼声甚嚣尘上。在社会舆论中，蒋介石骤然成为比曾国藩还了不起的民族大英雄——曾、李成就的不过是同治中兴而已，哪里有在国际上扬眉吐气的威风？蒋介石虽然在日记里迭次以“岂不惶惧”的辞句约束自己，实际仍然喜气洋溢，先后出访印度、缅甸，开始考虑战后大中华在亚洲的外交格局了。
可是不知让人说什么好的是，随着美援滚滚而来，蒋介石补苴罅漏勉强拼凑而成的统一政权就不得不与国际接轨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藏污纳垢的体制被美国人按照世界四强的标准，横挑鼻子竖挑眼，哪儿哪儿全成了不是。从史迪威到马歇尔，蒋介石整个下半辈子生活在希望被美国人理解体谅，与美国人没完没了的误解和解释之中。本来，蒋介石早就归依了基督教，祷告礼拜一应俱全，学着曾国藩的样，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天天写日记，不抽烟不喝酒，“新生活运动”连茶叶都省了，只喝白开水，并且讨一个受美国教育的太太，自诩“我惟一跟东方沾上边的就是我的面孔”。宋子文当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甚至连中文公文要翻译成英文才能看得明白。西化美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谁知种种诚恳努力全然无效。既然是“一个领袖”，就得对所有杂鱼烂虾部下种种“拆烂污”的丑陋行径负全部责任。甚至不畏艰险劳顿，频频坐飞机亲临前线，到各战区耳提面命地鼓舞士气，在美国人眼里，也成为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真正是费力不讨好。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当时重庆政权偏安一隅、腐败黑暗，实在够不上“四强之一”。罗斯福封赏的光荣称号，虽然鼓舞士气，却为世人衡量中国政权提供了一个蒋家王朝根本做不到的高标准，怎么量怎么不对。蒋介石已经做了民族英雄，自然不能改口说自己不够资格，只好东拉西扯各种理由搪塞，希望美国人体谅中国的特殊国情，反而使天真率直的美国人越发认为蒋介石不真诚。
中美合作与日美合作有很大不同。日美合作，压根儿就没有共同语言和相互信任可言，结合的基础是实力的较量和利益的权衡。日语与英语语法不同，句子本身就比中文和英文长得多，而且放谓语在句子最后。外交辞令的时候，主语跟上一大堆形容词，可以一面说一面察言观色；一看神色不对，最后还可以临时改口。中文语法与英文一样，主谓宾状排列有序，话一张口，好话坏话就是它了：“你是——”后面说出什么就是什么，再想改口，只有进一步解释，来不得日语随机应变的方便。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与美国人打交道，一上手，时常产生他乡遇故知、相见恨晚的错觉。蒋介石对提拔他当“四强之一”的罗斯福，就始终存有类似的幻想。
言语还只是工具，更要命的是内容理解上的差异。曾国藩办外交，讲究一个“诚”字。但中国人的诚，并不完全是诚实的诚，而是将心比心的意思。换言之，是相互留面子，迂回曲折之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允许有难言之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话办事，点到为止，留有余地，是慈悲为怀的德行。于是，中国人办外交，与办内务一样，讲究的是关系——不仅要替自己考虑，而且要考虑别人。美国人的诚，更多是诚实的诚。在美国商品经济社会，谋私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既然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就应该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我给你一个“四强之一”，外加诸多物质援助，就是让你在世界大战的格局下考虑问题，出兵缅甸、印度，从侧翼支持英美的南太平洋诸岛战役。
国民党政权失去了大半国土无从收复，凭什么给英美当炮灰，出国缅甸、印度作战为哪般？蒋介石只是在云南受到威胁，担心日本人抄了重庆后路的情形下，考虑“中缅印战区”的战役布置，主要精力仍然是在国内的各派势力纷争和剿共。倘若实话实说“攘外必先安内”，等于承认自己还不是统一中国的惟一领袖，那麻烦就大了：史迪威牢牢把握美援物资的发放，始终有一派美国“中国通”反复要求援助其他抗日武装，特别是在敌后坚持抗日的共产党。这番婉转苦衷，遇到通情达理的中国人，不难心领神会，但对美国人不能明言。于是，蒋介石只好一味强调大道理：中国军队尚未强大到出国驰骋的程度，因此需要更多美援。不曾想，顺着蒋介石反复解释的逻辑，直肠子的史迪威发现：中国百姓听话善良，中国士兵吃苦耐劳，军队疲软的原因是上层的乌烟瘴气；不改变结党营私的腐败，美援再多也没用。史迪威深入中国实际越多，越是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问题，越不能接受蒋介石的解释，进而仗着发放美援的权力，当真反复要求把中国军队交他训练指挥，以便超脱出错综复杂的派系和人事关系，真正选贤任能，实现彻底改革。于是乎，明明是中国人内部貌合神离如何凝聚统一的题目，在美国人那里变成了怎样有效改革军队，改革政府。这样主题错位的争论和解释没完没了，不仅充满了抗战的全过程，而且延续到史迪威以后，与整个美援的历史相始终。
罗斯福曾经关心从中国大陆进攻日本，始终支持史迪威改革、训练中国军队，甚至写信措辞强硬地要求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后来，他放弃了从大陆进攻日本的设想，恳请苏联出兵帮忙，赫尔利接替史迪威。“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美国开始从抑制苏联的角度考虑对华政策，一面倒支持蒋介石。美国越是支持蒋介石，越是殷切期待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走出腐败，美国朝野越发施加强大压力，要求蒋介石彻底改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苏联体制与英美完全不同，为什么没有人非要斯大林改革，在体制上与国际接轨？答案是明摆着的：苏联强大，体制上接轨不接轨，都是“四强之一”；国民党政权积弱，越是诚恳表达改革接轨的愿望，越是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说到底，还是为揠苗助长、名不副实的“四强之一”所累。
抗战胜利后的失落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蒋介石的实力和威望上升到顶点。这是他决心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决策基础。黄仁宇和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短短三年时间的内战，国民党政权摧枯拉朽般的一败涂地。根本原因是日本投降了，统一抗日的大是大非结束了，“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基础土崩瓦解，蒋家王朝房倒屋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国际方面，雅尔塔会议，大鼻子、老毛子三强居然不招呼“四弟”参加，拿战后的亚洲利益重新瓜分，不仅包括日本，还包括中国的东北、胶东和新疆……凡此种种，已经全然没有继续把中国、把蒋介石当成“四强之一”礼遇的情趣了。国内方面，抗战胜利了，各种党派、地方势力、国民党内部派系因为统一抗日而暂时妥协的基础不复存在，七拼八凑的统一政权马上变成泥足巨人。这时候，蒋介石凭借合法政府一家军队的空洞道理，决心用抗战积累的实力消灭共产党，注定要失败。更何况共产党提出“建设和平民主新中国”的口号，顺应了当时渴望和平、厌恶专制的民心。
没有大是大非，只能七拼八凑。就像一家公司没有主业，为了赚钱，什么生意都做，有什么生意做什么生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没有错。问题是用什么标准去团结？统统团结过来干什么？首先，什么力量需要着重团结不清楚，自然无法识别什么样的人才需要笼络培养，什么样的实力本该征服淘汰。结果自然是谁有实力团结谁。接着，有实力的人凭什么服你？结果自然是以人划线，培养自己的嫡系。接着，有了嫡系杂牌之分，结果自然是内部派系错综复杂，心怀异志、首鼠两端者防不胜防。蒋家王朝军兴以来，从北伐到内战，少数嫡系死打硬拼，地方杂牌保存实力，或畏葸不前，或望风披靡，几乎成为常规模式。接着，离心强化猜忌，结果自然是越发任人惟亲。蒋介石军事上大权独揽，空军攥在太太手里，财政金融外交行政孔祥熙、宋子文郎舅俩轮流坐庄，而且相互磗格不入，乃至公开攻讦构陷，家事国事天下事绞成一团，民怨沸腾。
这样一家没有主业的大公司，表面上庞大雄伟，实际上，虽然辛辛苦苦团结过来各种实力，却很容易被对手重新组合团结过去，到头来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国共两党之争，国民党军队阵前倒戈起义投诚，成了家常便饭；国民党内部上下的枢密机关，共产党的地下党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最后一次国共谈判：国民党的谈判目的是划江而治，当时，长江天险、上海南京、大西南、大西北都还在其手上，颇有些讨价还价的资本。然而，共产党不买账，谈判最终破裂，以张治中为首的整个谈判代表团居然留在北平不回来了。就个人关系而言，蒋介石待张治中不薄，而且有年头了。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大势去矣的形势下，识时务者为俊杰。动荡时期的有志之士，以救亡图存解民倒悬为建功立业的大原则，虽然也有“士为知己者死”一说，匡世济民毕竟是“士”之根本。个人感情再深，挡不住大是大非的抉择。
平心而论，蒋介石接手军阀割据的烂摊子，以黄埔北伐军为嫡系，根据现有实力七拼八凑招降纳叛，是实现大一统的简便途径。但是，七拼八凑招降纳叛的组合必然大量妥协收买，藏污纳垢自然成为孳生腐败的温床，模糊选贤任能的标准，排斥经邦治国的人才，形成一种循环：腐败→大量志士仁人参加共产党→外部压力增大→国民党内部复杂派系利益冲突的协调成本越高→越需要迁就妥协→腐败越严重→越留不住人才→共产党越强大……蒋介石一生，北伐刚刚胜利就宁汉分裂，被迫下台；接着是第二、三、四国民革命军与第一国民革命军大战，明明战争得手，却被战败的“党内同志”逼迫下台；接着是被自己的副总司令张学良抓起来，在贵妃池旁留下一个“捉蒋亭”的旅游景点；再接着是本党副主席汪精卫从重庆潜逃降日，在南京组织汉奸政府；最后是在外被共产党打得一败涂地，在内被党内桂系宿敌再次赶下台。这就是他从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出发，学着曾国藩的样忍辱负重，奋斗成众叛亲离的结果。
黄仁宇的沉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内战失利和党内纷争，迫使蒋介石第三次下台。“引退”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总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能不为之失败！”
在黄仁宇的模式里，“新制度”是从中国传统道德治国到数字化管理的现代化，国民党完成了社会上层结构的重组，共产党完成的是社会基础的再造，都是在为商品经济数字化管理奠定基础。黄仁宇充分认识到，土地革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循着“大历史”的逻辑，黄仁宇把共产党的土改与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的土改相提并论，把大陆的改革开放与台湾经济起飞的奇迹等量齐观。于是乎，共产党、国民党之间的主义之争成为历史遗迹，如今剩下的只是统独之争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殊途同归，是黄仁宇反复重复的论点，也是他“大历史观”的主要论据，或者说是其理论研究的主要入世功能。因此，黄仁宇对中华民族向数字化管理迈进的现代化，充满了乐观情绪。然而，黄仁宇的整本《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却让人产生另外的疑惑：既然这个“新制度”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为什么“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为什么这个“新制度”不能直接用来号令天下，非得七拼八凑藏污纳垢？蒋介石为什么不趁北伐一胜利或者一边北伐一边就实施全面土改？
黄仁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蒋介石不改革农村，争取群众？……今日如果再提出以上问题，倒不如说：‘为什么蒋介石不做毛泽东？’我们也可以说纵是蒋愿意做此事，则中国还要另外寻觅一个蒋介石，去对付当前的大敌获得国际的支援……所以即使没有思想上的冲突，从技术上讲，制造一种高层机构与翻转底层机构亦只能各立阵营，分道扬镳。”黄仁宇实际没有回答问题，所以说：“今日有人再提出此种问题，则可以谓之为冥昧无知。”(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第87页)
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抗战胜利之后，新的历史冲击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国共两党之争，为什么“翻转底层机构”的共产党一定打败“制造高层机构”的国民党？按照李约瑟的理解：“中国之走上社会主义之道路无非想避免欧洲工业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于是极表同情”(《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77页)。
四十年时间过去，东欧倒戈，苏联解体，中国大陆改革，这才轮得上在“历史的终结”时讨论国共两党“数字化管理”的殊途同归。如今，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中国又进到一个历史大变革的年代。鉴往知来，留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只要真的是“历史没有句号”，泥沙俱下的历史长河中就一定会有新的是是非非。
(《地北天南叙古今》，黄仁宇著，三联书店二○○一年一月版，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