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感动之余的感想

　　我以为好书或好文章的标准是，读后能使人产生一些想法、萌生一点要说些什么的冲动。在我的阅读经历中，《读书》中的许多文章就是属于这样的。
　　我一直生活在高寒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时期在农村求学，成年后又一直从事农村教育行业，本来对农村触目惊心的贫困、对农村教育的某种虚浮早就麻木不仁了，但读了刘健芝讨论张艺谋获奖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文章《陶罐铁罐的启示》(《读书》二○○○年第九期)后，却勾起了一些想法：中国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大凡解决了温饱之后，一般都会优先考虑后代的读书识字问题。但事实上，近年来农村各地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搞“普六”、“普九”的验收、庆功活动，另一方面适龄儿童辍学现象越来越严重，产生了浮在表面的“政绩”与沉于水底的现实的错位。
　　早在一九八六年国家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其中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四条)但在农村，义务教育往往被解释为：让子女接受教育是家长的义务。早些年有地方政府将辍学儿童的家长告上法庭的新闻，并被那些急于完成“普九”任务的官员悄悄效法。但义务教育到底是谁的义务？我们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第十条)而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个学生每学期开学不交上三五百元钱别想上学。对于那些还徘徊在温饱线上的农民来说，把他们告上法庭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农民家长没有依法尽义务可以把他们送上法庭，那么如果地方官员没有尽义务该怎么办呢？《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应尽的责任，但有些官员除了“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附加费”这一点执行得很好之外，其他的都值得商榷。在农村，见得最多的标语中肯定有这一条：“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读不起书的农家子弟依然不得不退学。
　　张艺谋导演把电影拍得很感人、能获奖，这很好，但除了让城里人感动之余拿它来警戒自己的孩子、让远离我们的现实的人感动之余产生要发点善心做点善事的想法外，还能有什么呢？《陶》文中写到两个农村妇女在流过眼泪之后仍然不相信那结果是真的，因为她们就生活在现实中。
　　《陶》文中还写到吴小莉小姐拍纪录片《陶罐与铁罐》是委婉地与张艺谋唱了一台对台戏，由此产生了我另外的一点感想，是：我们的文艺作品是否来源于现实而低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