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本事和隐喻

　　戴望舒是一位经得起不断发掘的诗人。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余光中先生曾在台港和大陆多次批评戴望舒，说他的诗歌语言有许多缺陷，远没有达到成熟。臧棣先生在《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读书》，二〇〇一年第十二期)一文中，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出发，对此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他指出，在新诗史上，戴望舒“就绝对语言才能而言，大概只有两三位诗人能和他匹敌”。臧棣先生是位诗人，文章也写得气盛言宜，神采飞扬。兹不赘言。笔者因整理编辑《戴望舒全集》(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的机缘，对于臧文所论《萧红墓畔口占》一诗的本事和隐喻有所了解，献疑求疵，欲为他山之石。
　　臧棣先生在阐释“口占”一诗的内涵时说：“历史的细节，或说，这首诗写作的年代，它不那么直接，但对理解这首诗非常关键。这首诗写于一九四四年秋天。当时整个中国正值烽火连天。在这样战乱的环境中，诗人默默地走上六小时去给一个亡故的友人上坟，便显得意味深长了。”论者可能在感到其中的曲折(“它不那么直接”)，但还是依据诗句自身来演绎诗的本事，因而在“关键”之处出舛误。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萧红在香港病逝，二十四日在香港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萧红生前喜欢到浅水湾散步，二十五日将其安葬浅水湾丽都酒店的海边。
　　戴望舒后来曾对友人说，他曾参与萧红的安葬。一九四五年八月中下旬，杜宣奉命来到香港筹办出版社，望舒告诉杜宣：“萧红逝世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在日军统治下埋葬一个死者也是不容易的。他们多方设法，托日本《朝日新闻》的一位记者，弄到一张证明，几个朋友，搞到了一辆板车，走了六七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浅水湾埋葬。”又说：“当时出于无奈，只能埋葬在这里。”“口占”中的诗句：“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与此事有吻合之处。
　　以戴望舒与萧红、端木蕻良之间建立的深厚友情而言，望舒所说也是可能的。一九三九年春，萧红和端木在重庆，戴望舒主笔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向他们约稿。萧红的小说《旷野的呼喊》(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七日——五月十七日载《星岛日报·星座》副刊)，散文《花狗》(同上，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回忆录《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同上，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八日)，皆经望舒编辑刊发。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萧红和端木应周鲸文邀请来到香港办《时代批评》杂志，他们刚刚在九龙金巴道纳士佛台安顿下来，戴望舒便神差鬼使般地前来造访。这是他们彼此第一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十分融洽。望舒是一位“正直”、“不说假话”的“真正的诗人”，萧红虽是小说家，本质上却是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随着这两位诗人在文协活动、文字和私交上交往的加深，彼此在人格和心灵上会有更多的沟通和信任。萧红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呼兰河传》，就是交给望舒在《星岛日报》上连载的(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十二月七日)，仅此便可见其一斑。因此，即使在险恶的环境下，望舒参与萧红安葬，也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在萧红和戴望舒研究中，这都是值得重视的一段史实。不过，杜宣在《忆望舒》(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文学报》)一文中披露后，却没有回响，也没有旁证。端木是当事人，他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致友人的信中曾说及此事：“……当时，大地硝烟很浓，我都是步行，爬过山路，加拿大前几天参战的一团人全部战死，仍血腥扑鼻。预先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捧着骨灰瓶走到浅水湾，用手和石块挖地。”没有提到戴望舒，所谈的细节与望舒所说的也相差较大，即到浅水湾不是掩埋遗体，而是安葬骨灰。嗣后，有影响的几部传记，如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丁言昭的《萧红传》、钟耀群的《端木与萧红》和秋石的《两个倔强的灵魂》等，也都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述。另外，望舒在香港期间过往较密的朋友，如叶灵凤、冯亦代、徐迟和施蛰存等回忆戴望舒的文章中，也没有涉及此事。望舒不可能只和杜宣说，而不对其他朋友谈及。望舒参与萧红安葬之事可以存疑。
　　一九五七年八月，萧红骨灰迁葬广州。其间，叶灵凤发表两篇文章，记述了有关萧红病逝、安葬、凭吊和迁葬的事情。叶灵凤说，萧红自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起已搁笔养病，日军占领香港后，以为她仍在医院养病。后来遇见端木，端木此时正准备偷偷离开香港，才知道萧红已经去世，葬在浅水湾附近。“直到这一年(指一九四二——笔者)十一月间，由于一位与萧红女士生前相识的日本记者的帮助，我们才有机会找到了萧红的墓。当时同去的还有诗人戴望舒先生。之所以要有一位日本记者陪去的原因，是因为浅水湾还是禁区，只有靠了这位日本记者的帮助，我们才可以进去的。三个人在荒凉的浅水湾找了一个下午，终于在海边丽都酒店附近找到了。”“我们放下了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这两张相片，在当时本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才得以留下来的鸿爪，不料十五年后竟成了借以确定她的葬处惟一可以依赖的材料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拜谒了萧红墓”。浅水湾在香港寿臣山东南，呈弯月形，依山傍海，山上树木葱茏，沙滩线长，为天然海水浴场。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有描述：“……那车驰出闹市，翻山越岭，走了多时，一路只见黄土崖，红土崖，土崖缺口处露出森森绿树，露出蓝绿色的海。进了浅水湾，一样是土崖与丛林，却渐渐的明媚起来。”香港沦陷前，望舒、穆丽娟和朋友们也常到这里来游泳，从“油麻地坐公共汽车去”。现在却是在这样不寻常时刻步行去，当然是刻骨铭心的，所以，除了照片外，望舒在第一次拜谒后便开始为后来“口占”一诗暗结珠胎。叶灵凤也是难以忘怀的，他在《新雨集·序》中说：“当年‘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自香港沦陷到第一次凭吊萧红墓的一年时间内，望舒也经历了严峻的生活磨难。一九四二年三月，因宣传抗日被捕，关了七个星期的土牢，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受了种种酷刑，直到奄奄待毙时才被叶灵凤保释出狱，接着又发生婚变，与穆丽娟分手，经原《星岛日报》经理胡好介绍，五月三十日与杨静结婚。患难中结合，既苦涩又甜蜜。据杨静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还是很开心的，他一首《赠内》(作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笔者)的诗就是写给我的”，“他那时工作并不忙，许多时候我们都结伴郊游，他在萧红墓边的那张照片，便在浅水湾拍的”。可见，继第一次“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献奉花圈凭吊萧红墓以后，或献上一束红山茶，或在墓畔留影，望舒又有多次凭吊。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望舒在香港《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三十三期上发表了《墓边口占》一诗：“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偷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望舒在自存的剪报上自注：“原题为《萧红墓边口占》，萧红二字被检。”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为纪念萧红逝世四周年，诗人在《新华日报》上又重新发表“口占”一诗，改题为《萧红墓照片题诗录》，删去第二行诗句中“偷”字，并在诗尾标明创作时间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并加注释：“墓在香港浅水湾(中华文协保存物)”。“中华文协保存物”指的是萧红墓照片。明确点出“口占”一诗缘起于诗人和叶灵凤等人第一次凭吊萧红墓，也廓清了一年前对杜宣所说留下的疑点，即不是参与安葬萧红，而是第一次凭吊萧红墓。其后，诗人对其又作了修润。一九四八年该诗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时，改题为《萧红墓畔口占》，诗尾标明创作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遂为三易其稿的定本。
　　臧棣先生认为：“这首诗的基本场景是，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墓前表达他的哀思。”自有道理，笔者以为还可以再做别样的理解。
　　时空关系是一种具有理性思维的分析关系，“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描述的不是具体时空中的主体行为。“六小时”和“长途”得到强调，成为一种特征，隐喻地表现了诗人对死者(萧红)友情的诚挚，与下一句“到你头边偷放一束红山茶”构成全诗淡淡的抒情故事框架，一种仪式化的情景，也显示出凭吊时境遇的险恶。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以自己的人文素养和历史良知，支持诗人和叶灵凤到时为军事禁区的浅水湾去凭吊萧红，但无法改变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本性。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诗人无法公开隆重地凭吊自己所敬重的作家，他步行六个小时，并非刻意如此，或如论者所说，“诗人坚持步行六小时”，包括偷偷地祭奠，都是出于不得已。他是刚刚从“暗黑潮湿的土牢”(《狱中题壁》)里走出来的，沉默，镇定，悲凉，内心涌动着热爱。在狂暴面前，既无力遏止，又不得不忍受，以丰饶的内在文化精神默默自持着，显现出诗人思想和品格的优美。苦难不但没有摧毁诗人对萧红纯净的友情，反而更添加了一层凝重庄严的亲情般的内涵。可以说，凭吊时敬献的一束红山茶花，如同一柄燃情的火炬，不仅是萧红的，而且也是诗人的动人的精神品格的隐喻。
　　“口占”第二次发表在抗战胜利之后，时过境迁，诗人删去第二句诗“到你头边偷放一束红山茶”中“偷”字，消退了凭吊时境遇险恶的氛围，突破这两句诗由同一背景(日本侵略者的狂暴)前后赓续的事情的形成的因果关系。两组意象(步行和献花)并置，平淡中尤见庄重深厚，前者为诗人体验的荒漠和孤寂，后者抒写了诗人对于死者的至情，充分呈现出所叙之事的隐喻内涵，丰富了感官满足的强度。
　　诗的后两句是在凭吊这一仪式化场景中的诗人和死者(萧红)交换了彼此最为关心的话题。这是全诗感情的高潮，也是全诗结构的纡折处。“长夜漫漫”隐喻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统治。可以把这句诗理解为“在长夜漫漫中，我等待着”，或者看作“我等待着的，难道只有长夜漫漫吗？”这样使与“等待”相关的事物归结为以句法为纽带逻辑关系，冲淡了隐喻的内涵。“我等待着，长夜漫漫”，诗人把等待和等待对象视为同一，把真实和幻想的视为一体。“长夜漫漫何时旦”是《史记》中的文句，诗人对此做了压缩，省略尾缀“何时旦”，然而读诗至此，必然促使读者从中引申出黑夜中伫守黎明的含义。另外，这一句诗，中间用逗号切割，阻断了诗中由情绪的内驱力形成的自然流动，使“我等待着”和“长夜漫漫”分裂成相对的两个部分，前者凝聚为一点：等待，这是诗人的渴望、祈祷和胸中的郁结(他在同时期创作的诗歌中都有抒写)。后者则表现一种痛切的事实：长夜漫漫，不知何时才能听到黎明到来的跫音。等待和等待的内容不确定地连缀着，诗的音律由前者的急促到后者的舒缓，一种世事沧桑感，沉静自若又带有焦灼的情绪，把读者注意力引导到意象本身，对广袤无际的长长黑夜做深沉的追问。这是对隐喻的压缩和引申所产生的魅力。
　　最后一句是诗人对死者(萧红)的问讯，“海涛闲话”两个名词都具有广阔和连绵不断的特征，互为隐喻，表现诗人所体认到的萧红心境。诗人在诉说中召唤，死者(萧红)在倾听中回归。
　　再提几段有关萧红的身世史料，可以进一步帮助领悟诗中这一隐喻的蕴涵：
　　材料一：一九四〇年春夏之际，萧红在给作家白朗的信中说：“不知为什么，我们心情永久是如此抑郁，这里(指香港——笔者)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是我以往所梦想的佳境吗？然而啊，如今我只感到寂寞！”(《致白朗》)
　　材料二：萧红临终前(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至十九日更迭时分)对骆宾基说，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见丁言昭《萧红传》，第276页)材料三：萧红同时也对骆宾基说：“半生遭白眼冷遇，……身心先死，不甘，不甘。”(同材料二)
　　材料四：茅盾说：“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候，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带着寂寞离开人间的。”又说：“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吧，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呼兰河传·序》)
　　可见，“海涛闲话”这一隐喻可以理解为构成反讽的三种向度的暗示：(一)对萧红受伤的寂寞的灵魂的慰藉；(二)萧红死后也还是摆脱不了寂寞；(三)平静的海湾下的长眠者的不平静的睡眠。这三种暗示互相贯通，形成隐喻性的语境，也是意义的创生。生者等待着长夜漫漫，对自己亦是对民族命运的叩问，死者倾听海涛闲话，映现绵延无尽的生命沉思，二者都在无声地言说，都在“思”。诗中用一个“却”字，把二者连成一体，并在微妙的转折中，显示出二者“思”的不同层面和趋向。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对其存在的理解，构成本质意义的对话，构成无声之思的诉说和聆听。人与人可以在言说中敞亮，也可以在不说之说中澄明。沉默而寂静的诗的音响，神秘的仪式化的空间，“无声的聚集，无声的召唤”，诗人和萧红在不说之说中对话，在一片澄明中，显现出他们相互映照的富于智慧、充满忧伤的圣洁的灵魂。
　　“口占”一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尽管只有短短的四句诗，诗人也没有率尔操觚，如诗的标题所示，做一种即兴口占式的抒写，而是严肃认真的，长期酝酿，不断修润，精益求精。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通过大风海涛式的隐喻和凝重而流动的音响，写出他的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诗篇——伟大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