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遥望陆机

　　自秦汉建立起专制集权统治以后，东西京不仅是政权的实际所在地，也是大一统观念和集权意志统辖的地区，其余脉绵延中国封建时代几千年。这种固若金汤的专制集权及大一统意识遭受冲击，往往是在两个时空维度上展开：一是大一统局面被破坏，时间上一以贯之的统治秩序被切断；二是空间上板结一块的大一统格局被支解，诸如南北分裂，三国鼎立，或藩镇割据，在天下纷纷的缝隙里终于透进一股自由的空气。与此相应，远离专制集权中心的边远区域，由于独裁者权威意志难以全面笼罩，那里的民性也就多了点自由幅度。
　　三国中的东吴，偏居江南，虽然其政权性质不能脱离封建性，但它与曹魏集团一样，也是旁逸于大汉帝国之外的异姓藩王，至少在意识深处远不类冠冕堂皇以刘姓宗室自居的刘备团伙。东吴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这个地方的民风习俗也呈现出与中原传统文化不同的风格。本土的统治者无需像曹操那样抡臂大刀阔斧一扫旧习，这个区域的风土人情本身就具备迥异于中原的个性风貌。史称“南蛮卢舌之人”，水耕火耨。
　　钱穆说：“三国无异小春秋”。在这三强分立一夺天下的时代，似乎又给士人提供了一个展露自己才华的机会。经过两汉“独尊”钳制的士人，此时自以为又面临着一个四会五达之庄而自择出路的时机，而一些边远区域也在天下纷纷之际骤然崛起，孙氏东吴便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一次以独立的国家名义出现于历史。这块土地自古非正朔所在，正统文化浸淫甚少，封建化的步伐较为缓慢。封建性之淡薄使它保持更多政治生机，这或许也是它在三国中最后消亡的原因之一。而且，比之北方，江南一带刀耕火种，生产技术尚不发达，也使民性保持更多真朴，这使得建安时代过去之后，文人心灵几经摧残，诗人相继陨落，诗性逐渐丧失的西晋初年，还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出现在冷寂的诗坛，他就是来自东吴的陆机。
　　历史总是充满宿命的意味，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诗人的数目如何增多，但诗性却是独一的。这个诗性的灵魂在不同的时代遭遇不同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示着不同的形象，我们从历代诗人留下的足迹可以看到这个诗性灵魂的存在。这个诗性生命在西晋便是以陆机的名字出现，换言之，陆机在先秦，他便是屈原；在正始，他便是阮籍；在东晋，他就是陶潜。
　　史称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雷。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陆机在东吴这块土壤上培育了他纯真的诗性，他年轻的生命几乎没有经受血的沐浴，泪的洗濯，他就像青年的屈原，为自己高贵的家世出身而自豪自负，怀抱着济世报国的雄心壮志。他所受的良好教育和家庭熏陶更加优化了他的天赋才质，以致他自信能够担负起天下重任。他原可以在吴国施展抱负，成为他父祖事业的继承人，可是世道变了，东吴的江山顷刻塌毁。对于陆机而言，或许他并未为此深悲，正如他的诗歌从不直接咏唱毁家亡国的哀痛，只在季节的敏感中寄托对世事迁逝的悲凉。西晋统一的崭新政权或许带给他更大的幻想，他以为遇到他的父祖所未尝遇到的机遇，面临一个更大的空间让他实现抱负。他从东吴出发，辞别江南华亭与之嬉游相伴的飞鹤，怀抱着冲天大志，当然还有亡国离乡别土之痛，在西晋太康年间来到洛阳。
　　经历政治淫威高压的正始文人，至西晋初年纷纷放弃了自我人格的自由尊严，这使西晋初年的诗坛由于缺乏对个体生命形态之真诚体验和书写的真诗人而沉寂如暗夜，陆机的到来则无异暮色中蓦然出现的明星，所谓“太康之英”。陆机的诗性诗才在这个晦暗时期呈示着勃勃生机，难免也透着些许寒光。尽管天道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西晋并没有提供让陆机真正得以大展才华的条件，并且始终视之为南人而加以排斥，但是陆机过于健全的心灵使他不曾意识到政治会有什么样的杀伤力，尤其黑暗政治的残酷性，甚至他自身过人的才华就是一把逼人的利刃。他似乎还在期待着，期待可以实现自己的志向。而时光如流，一种莫名的惆怅爬上了陆机的笔端，叹逝流光抑是悲士不遇？陆机以其诗人的敏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即将或已经降临的季节阴霾。
　　终于贾后八王之乱旋踵而至，陆机被推入一个极不光彩且冷酷无情的权力争夺的漩涡之中。由于陆机不曾处身北土，没有经受魏晋士人血与火的考验，因而缺乏对司马氏政权性质的深刻认识。陆机过于强健的心灵无法应对对于他来说始料不及的政治猝变，他的纯真却成了阴谋政权的牺牲。他甚至来不及思索，就被推入这场历时十余年的劫难。陆机，这位天才的诗人和诗人纯真的诗性灵魂，在历史上又一次被政治扼杀了。
　　于是，唐代诗人胡曾《咏史诗·华亭》吟叹：“陆机西没洛阳城，吴国春风草又青。惆怅月中千岁鹤，夜来犹为唳华亭。”其实，魏晋易代之际，政治极端黑暗，士人的人格一再遭到政治权威的强行摧残和无情嘲弄。何必是陆机、张华，即使像潘岳那样努力舍弃个人意志，与政治妥协，也依然难逃劫难。士人在政治上的出路几乎没有了，除非他愿意像荀勖、贾充之流真正以出卖自身人格为代价，获取一时的显达。对于多数人来说，这时惟一的选择只能逃往山林田园，在清虚静寂的世界里保持纯真的诗性。当时另一位名叫张协的诗人正是选择了这条出路。这条路的尽头便是陶渊明的田园。然而，成王败寇，毕竟陆机在政治上的进取是以惨败而告终。在那个不值得进取的时代，陆机的进取不被后人所重。隔着千百年的光阴，后人自然比陆机本人更清楚看到当时的历史布景。在明代的某个时空里，无怪乎张溥幽幽然为陆机叹惜：“陆氏为吴世臣，士衡才冠当世，国亡主辱，颠沛图济，成则张子房，败则姜伯约，斯其人也。俯首入洛，竟縻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太康末年，衅乱日作，士衡豫诛贾谧，盏得通侯，俗人谓福，君子谓祸。赵王诛死，羁囚廷尉，秋风莼鲈，可早决几。复恋成都活命之恩，遭孟玖青蝇之谮，黑盠告梦，白尽受刑，画狱自投，其谁戚戚？张茂先博物君子昧于知止，身族分灭，前车不远，同堪痛哭，然冤结乱朝，文悬万载”(《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陆机集题词》)。
　　陆机终罹祸败固然有“不知机”之嫌。当时天下将乱，“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晋书》本传)。八王乱中，他先是当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迁尚书中兵令，转殿中郎。赵王伦辅政后，他又被引为相国参军，并且因参与谋诛贾谧有功，赐爵关中侯，进而为中书郎。赵王伦败亡，齐王盢以陆机曾任赵王伦的中书郎，而认为他与人共作九锡文和禅诏，于是将陆机投入狱中并要加害于他。幸蒙成都王司马颖、吴王晏相救，得免不死。本来至此陆机应有所悟，听取顾荣等人建议，及时抽身，无奈陆机转而投靠成都王颖，原因是“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晋书·本传》。于是司马颖以陆机为将军讨伐长沙王司马乂，陆机兵败被谗，遇害军中。当陆机被任命为河北大都督，北中郎将王粹等人愤然不平，陆机乡人孙惠劝陆机将此位让与王粹，陆机以担心“首鼠两端”招来祸患为由而不取。陆机有抽身的机会，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后人眼中他未免显得不知“机”。其实死于赵王伦之手的张华也是如此，张华遇难之前，其子张韪就曾劝他辞去宰相之位，但张华不从。正如张华乃博物君子而不知止于所当止，陆机在现实面前奋力进取犹如他横溢的才华难以管束，以致不识时务地看待功业恩遇，乃至亡国离乡的屈辱。但他与张华又实为不同，张华自恃“先帝老臣，中心如丹”，修身以待天命，可是“谏君不从而不去位”，难免招来杀身之祸，这是“迂”。陆机使命感过于沉重，为人天性高傲，既缺少斡旋于官场所应有的狡狯，又不愿委曲求全，面对“衅乱日作”的时局不懂韬光隐晦。即使他并无过节，但他锋芒呈露，足以遭致他人的嫉妒，引来杀身之祸。然而陆机似乎至死仍未明白他何错之有，却认为是“命”所注定。他不知道自身的才华、刚烈高傲的性格、知恩思报的心理、显赫的家族历史，乃至屈身敌国的降臣身份而又荣膺仕禄，如史臣道：“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顿居群士之右”，都是他致命的原因。诚然，陆机之不识时务也毋庸讳言。《老子》曰：“不为天下先”；后人也说：“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袁宏《三国名臣颂》)。如何判断“治”还是“乱”，道家的智慧不无作用。陆机未能审时度势，正确把握自己的进退去取，在非常之时却竞进不辍。显然张溥的分析是深刻的：“俯首入洛，竟縻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是啊，陆机何不“秋风莼鲈，可早决几”，以至“画狱自投，其谁戚戚”！
　　然而陆机确实也无法做什么，他的一生是时代和人生的悲剧。东吴的土壤培育了他纯真的诗性，光荣的家族历史既优化了他的天赋材质，也滋生了他获取功业的幻想和信心，他未曾受创的心灵犹如烈马，在他自己所构想的理想王国里驰骋奔竞。他似乎总在“进”，而没想到“退”，只在吴亡后十年中，与其弟陆云“退居旧里，闭门勤学”。入晋之后，他的抱负作为都变得不合时宜了。一方面，他一向自视甚高，用世之心太切，他对政治之残酷性缺乏充分的认识，以为匡济天下乃自己不可推卸之责任，以至看不清“乱朝”的危患，终于死于非命。另一方面，由南入北而遭到北人的讥刺，何况他的身份是亡国降臣，以致卢志可以当其面直呼陆机父祖之名(《世说新语·方正》)，虽然陆机毫不退让地反唇相讥，但这一事件足以说明陆机骄傲的心灵必须时时经受磨练。陆机显然是自负的，然而他又不得不变得极为自卑，“臣本吴人，出自敌国，世无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园耿介之秀。皇泽广被，惠济无远，擢自群萃，累蒙荣进，入朝九载，历官有六，身登三阁，宦成两宫，服冕乘轩，仰齿贵游，振景拔迹，顾邈同列，施重山岳，义足灰没，遭国颠沛，无节可纪。……”(《谢平原内史表》)。屈节敌国不能不使他变得自卑，自卑到以为自己“无节可纪”。在北地屡受排挤甚至迫害的陆机，对危难之时援之以手的成都王自然感激涕零，为感念成都王活命之恩而为之效力。对于陆机来说，一切作为都在情理之中。家国无存，他只能如同东吴的疆土，归入西晋帝国大一统的版图。只是一统帝国并不能容下他这个来自敌国的臣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是认定这个亡国将相的后代必有反骨。或许，这只是一种借口。陆机的可悲在于他不仅生不逢时，而且居不逢地，由此必然也无法做到“人和”，陆机岂能不败？
　　或者，陆机确实在酝酿着兴复邦国的壮举也不无可能，即使他的文章一再辩说他对晋室的赤诚之心。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已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只有陆机哀哀无告的身影在我长夜孤灯的光斑里若隐若现。我不能不为这“太康之英”蒙受霜风严寒的侵袭而过早凋零叹息不已，不能不为西晋文坛惟有的真诗人终遭覆灭而扼腕呼号。
　　作为诗人，陆机极为敏感，即使他确实好像未曾识破许多戏剧性情节迭出的玄机，但他似乎已时时感觉到造化弄人的无奈，这种直觉的体验在今天陆机所留下的为数不少的诗文作品中依然可见，除了《谢平原内史表》、《豪士赋》等几篇直接反映陆机自身经历的文赋之外，大多数诗文赋作或多或少地抒发其人生的旷漠之感。仅就赋作而言，其中有对故国故土的思念(《怀土赋》、《思归赋》)，也有对先人的缅怀(《祖德赋》、《述先赋》、《思亲赋》)，更多是对季节变换、时光流逝的殷忧(《感时赋》、《叹逝赋》、《大暮赋》)，至于深思浓愁更是遍布其诗文字里行间(《愍思赋》、《行思赋》、《述思赋》)。他的作品超越了现实的恩怨情仇，书写着对生命自身的真诚体验，其中仕途的险恶风波、怀乡恋土的拳拳深衷、人世的种种无奈不堪，皆化作诗人对茫茫宇宙的追索沉思，在悲凉的季节里倾诉着诗性灵魂的痛苦，以及觉醒。
　　眼前，所有的荣辱悲欢，爱恨恩仇都已随风而逝，甚至陆机那飘摇的身影也模糊不清，放置在我面前的是一卷经历了千百年时光的考验而流传至今的文集，任何刀光剑影都无法砍杀它的精神，任何毁谤诬陷也无以否定它的存在，它有充足的理由藐视权势，甚至藐视时空。掩卷凝思，我不能不为此感到欣慰。历史从来不悲悯失败者，但是历史又常常忘记那些所谓的“成功者”。究竟谁是成王败寇，历史不予回答。然而，千百年后遥望陆机，为什么心尖还会有隐隐的新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