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给胡适改诗的笔墨官司

　　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以后，遭到国故派的反对之外，还受到他的安徽老乡、泾县人胡怀琛(寄尘)的严厉批评。胡怀琛长期从事教育及文学创作、编辑工作，新旧文学都很有根柢，他批评《尝试集》，并不站在梅光迪等反对新文学、抵制白话诗的立场，而是从讨论白话诗写作要求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诗必须是“极丰富的感情，极精深的理想，用很朴质的，很平易的(便是浅近)，有天然音节的文字写出来”。而胡适的诗或则是音节欠和谐，或则是流于纤巧，“不犯着第一个缺点，就是犯着第二个缺点”，其优点只不过是“比较的容易发表意思”而已。胡怀琛不仅提出了批评，而且不管胡适满意不满意，越俎代庖，径为修改之。
　　修改中争论最激烈的是胡适的《小诗》：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胡怀琛大笔一挥，把它改为：
　　也要不相思，可免相思恼。
　　几度细思量，还是相思好。
　　胡适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他马上发表公开信，予以驳斥。他说诗是不能听凭人去改的，原诗“想相思”三个字是双声，“几次细思”四个字是叠韵，怎么可以改掉呢。胡适还说原诗的押韵押在第二句的第二字和第四句的第二字，即“免”和“愿”字，说这是他的一种尝试，并举出他的另一首诗《我的儿子》为例：
　　我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从今挂不起来了。
　　胡适说这首诗也是同一性质，其中“己”、“起”协韵，胡称之为“停尾韵”，说是与“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中“著”、“素”协韵相类。
　　胡怀琛不同意，他举例说，诗中用双声叠韵的字，“譬如‘蟋蟀’、‘蜻蜓’、‘徜徉’、‘徘徊’……‘呜呼’等字都是。但是总要两字有同样的性质，同轻重的声调，用起来才算能增进文字底优美。而且一句诗里，用双声叠韵字不能超过半数，过了半数，便不好，读起来好像口吃了。譬如‘蟋蟀鸣啾唧’这句诗中过了半数，读起来很不好！”
　　这场笔墨官司打了半年多，不少诗人学者卷入了这场辩论。大致上支持胡适的有刘大白、朱执信、胡涣、王崇植等，支持胡怀琛的有朱侨、刘伯棠等。
　　刘大白一边为胡适辩解，说“‘几次细思量’在‘几次细思’四个阴声字下面用一个阳声字‘量’去衬着彼，虽是用叠韵字过了半数，也不要紧了”、“我只觉得句里面押韵，是一定可以的”；一边也指出胡适的说法有两点不当之处：一是这里不应当叫做“停尾韵”，因为“免”、“愿”二字用在句中，应称之为“停身韵”。刘大白还把原诗改为：
　　也想不相思，免受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愿受相思苦。
　　刘说，如果像这样，把“免”、“愿”二字放到句首，就只能叫做“停头韵”了。二是“停身韵在毛诗底时代，是与停头韵和停尾韵并行的，后来才渐渐地被淘汰了”、“说是崭新的尝试，也是所见不广”。
　　胡怀琛批评《尝试集》后，还把自己写作的白话诗汇集出版，题为《大江集》，大有另作一个榜样示范的意思。不过，此举马上遭到了一位署名“吴江散人”的批评，他在《评<大江集>》一文中把它斥为“非旧非新，又不能中立之所谓‘新派诗’”。尽管如此，台湾清华大学中语系的吕正惠先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还是肯定了“五四”以来，新诗界最早的个人诗集，依时间为序应是《尝试集》、《大江集》、《女神》。只是建国以来，包括“文革”后，这《大江集》罕见有人提起，大概因为《尝试集》有开拓之功，《女神》为“异军突起”(朱自清评)，而《大江集》确系“非新非旧”，未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吧。当然，也许是一些搞文学史的人根本不了解二“胡”的这场笔墨官司，更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吧。至于胡怀琛的那些诗论，那就更加无人提及了，倒是他的《古文笔法百篇》，粉碎“四人帮”后还出版过。
　　平心而论，胡适的这首小诗确实比较粗糙，改作要比原作顺口好读得多，而且原作连用两个“苦”字放在句尾，显得重复，这一毛病改作也避免了。胡怀琛毕竟是国文教师出身，改作文是他的看家本领，所以他的学生王庚在文章中帮先生呐喊助威了一通后说：“我实在佩服他(指胡怀琛)的诗学功夫深，善于修改，我希望胡先生改我们的作文，也要用这种精神才好呀！”
　　不过，鲁迅先生也曾对胡怀琛的做法表示过不满，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九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儿歌的反动》一文，称“胡先生夙善改削”，并将胡的《儿歌·月亮》也大加改削了一通，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就比胡适嚷什么诗不能听凭人去改削要有力多了。
　　再说两句胡怀琛的事，人文版《鲁迅全集》的注释里，称胡怀琛为“鸳鸯蝴蝶体”小说家，其实胡怀琛在这一群体中主要写作社会家庭小说。苏州大学的范伯群先生认为这是一批通俗文学作者的群体，用“鸳鸯蝴蝶”命名不能概括这一群体创作中“众多题材”的特色，应当把他们称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胡怀琛和范烟桥都是“该派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他们与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在反帝爱国、翻译外国文学、倡导白话、开通民智等方面不无共通之处，只是新文学界对他们采取了蔑视的态度，他们对严肃文学也有所隔阂。我想，范先生如此持论还是比较公允的，这一观点对我们研讨评改《尝试集》的这段公案倒也不无启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