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被胡适误解的陈天华

　　《胡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中说：“中国公学是因为光绪乙巳年(一九○五)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我国的留日学生认为侮辱中国，其中一部分愤慨回国的人在上海创办的。当风潮最烈的时候，湖南陈天华投海自杀，一时人心大震动，所以回国的很多。”读来不免让人想到那个曾经写过：“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陈天华原来也不过是众多民族主义者中激进的一个。没想到陈天华先生本人最不愿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又是与他同时代的人误解了他。胡适之说有是有非：是者，当时民族主义确实高涨，非者，陈天华却正是为反民族主义盲目高涨而自尽！欲观其详，且让我们首先触摸中国那一段过往的辛酸留学史。
　　自容闳于一八六七年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建议选派留学生后，一八七二年中国正式派少年赴美留学，但因监督关子登一纸奏折以“适异忘本”、“难期成才”为由，将全部的留学生(除已有美国妇人者)于一八八一年召回。
　　一八九五年甲午之战的惨败又重重地抽打着中国这头历经沧桑、反应迟缓的睡狮，一八九六年第一批留日生来到了东京，共十三名。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列举了“留日四便”，大力鼓吹较之留西“事倍功半”。到一九○五年底，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估计留日生已增至八千至一万人。可叹的是，列强一阵紧过一阵的抽打让中国人如无头苍蝇，阵脚大乱，徒有迫切的强国之心却无良策，急功近利地抽空了留美生那样的脚踏实地，速成班“速”到最后只要六个月！这样短的时间里他们能学到什么呢？在“大和魂”充斥的日本、在“对四亿人充满着血腥的敌意”(日本人幸德秋水先生语)的国度，这些留学生的民族主义更加激昂，他们由学生变成了园丁，培植民族运动这株“刺人玫瑰”的园丁，由此就不难理解留日生在日的一次又一次高涨的“学运”。
　　一九○五年，日本文部省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规定学校要对留日生进行监督，拒绝可疑的人入学，且需停止违规生的学籍。大批学生以罢课、归国的行动示愤。宋教仁曾劝陈天华据此发表文章，陈天华“内顾团体之实情，不敢轻于发难”(引自《绝命辞》)，且“徒以空言驱人发难，吾岂为耶”(引自宋教仁的《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十二月七日，《朝日新闻》称：“罢课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是由于留学生对文部省规则进行了极为狭隘和片面解释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就是这“放纵卑劣”四个字，深深地刺痛了陈天华的心，他连夜挥就一遗书：“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矣，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引自《绝命辞》，以下皆同)由于他看到同学中确实是“有为之士固多，有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渡为求利禄之“终南捷径”者有之，学问不事却“私德先坏”而“被举于彼国报章”之“尤不肖者”也不可胜数。因怕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所以“以身投东海”，欲同胞牢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做放纵卑劣之反面。煞费苦心的陈天华也怕同胞误以为他是为取缔规则一事而死，因此在《绝命辞》中特别强调：“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天华先生之谆谆告诫不可谓不切！
　　针对当时流行的要么“排日”、要么“亲日”主义者，陈天华认为二者皆非，“吾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之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重要的不是尤人，而在自强，在列强的夹缝中奋发图强！
　　在封笔的最后片刻，陈天华沉痛地指出当时的许多青年误解了自由，“以不服从规则、违抗尊长为能，以爱国自饰，而先牺牲一切私德”。同时又语重心长地劝导那些民族主义的激进行为者“凡做一事，需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其负责任的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这样的告诫在今天仍耐人寻味。
　　在世纪初的一个平凡寒夜里，当陈天华先生孤独地写下痛定思痛的感受时，绝对没有想到在他身后近一个世纪里这样的“一哄之政策”仍会屡屡发生，他以死抗争过的不负责任的盲目民族主义照常裹挟世事。如果在新的世纪里仍重蹈天华先生以血肉之躯阻挡的覆辙，我们如何能坦然一次又一次碾过先辈的铮铮铁骨？我们将如何面对慷慨献身者的无悔人生？
　　天华先生有着强烈的民族心，却绝不是一个盲目的民族主义者。他那以死铸就的苦心若被误解，岂不悲哉！若不能被理解，岂不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