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理解知识分子

　　对保罗·约翰逊及其《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来说，知识分子之成为问题是由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立身处世方式严重地乖背于他们的书面布道。因此，就概念的外延而言，当下广受质疑的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主要就政治观念、社会伦理、个人道德品质、行为规范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思想并且传播着这种思想。他们基本上不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及专门技术人员，也与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相区别，也就是说，他们是人文型而非技术型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检讨的是这类知识分子在告诉人们该如何行事时他自己的“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通过对卢梭、托尔斯泰、罗素、萨特等多位知识分子的道德侦查，约翰逊向人们揭露，这些社会良心的建设与捍卫者、道德的立法者们在其私生活中却往往狭隘自私、爱慕虚荣、言行不一、迷信暴力、道德生活劣迹斑斑等等。这样，读者就有权向他们发难：既然作为知识英雄却不能身体力行这些规范与法则，那么有关这一切的真理性话语其合法性与可行性何在？知识英雄们难道不正像奥菲利娅(《哈姆莱特》)所指摘的那样吗，“指点我上天去的险峻的荆棘之途，自己却在花街柳巷流连忘返，忘记了自己的箴言”？
　　其实，像大多数人一样，约翰逊也为自己假设了一个本身有待证明的前提：知识分子应该是言行一致，无可挑剔的。联系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的起源来考虑，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欧洲，“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中世纪，它在十二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十三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根据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的研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巴黎城市的日渐繁荣，一个被称为“歌利亚德”的团体开始出现，其成员大多隐姓埋名、出身难以确定，他们四处浪游，写作诗歌，“玩乐、酒、爱情，是他们讴歌的三驾马车”，他们对肉欲和尘世生活的赞美包含着对传统道德和宗教戒律的批判与否定，思想的自由和批判的精神这些作为知识分子的规定性内涵已经在他们身上彰显。但是，“歌利亚德”们一开始就拥有了约翰逊所批判的知识分子的种种缺点，他们被当时的人们斥之为“流浪汉”、“浪子”、“花花公子”、“小丑”等等。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出身”绝不是什么高贵纯洁的血统。
　　无论在以后至今几百年的历史中知识分子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但知识分子首先是将其所从事的活动看做一种职业，这是他生存的手段。卢梭《新哀洛伊丝》中的男主人公原型阿贝拉尔是中世纪一个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当他身陷不幸又无力种地、羞于行乞时，阿贝拉尔重新操起教授的行业：“我回到了我熟识的专业；因为我缺乏用手工劳作的能力，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运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既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血肉之躯也像农民、工人、商人一样有七情六欲，需要活下去，并且一样有理由要活得更好，那么他们逢迎权贵、通过自怜与自我暴露去媚俗、为自己做美化宣传、耽于声色享乐等等，就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他们在心绪不佳时翻阅自己的进账记录也无可厚非。在《知识分子》中受到尖锐抨击的罗素似乎早有预见，他为自己也为其他知识分子写下了这样的答辩词：“一个人能成为大诗人或大作曲家或大画家，这是一个优点，但却不是道德的优点”，“我们没有理由要期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者一个聪明的人比一个愚蠢的人，在道德上更为优越”(《西方哲学史》，着重号为原作所有)。
　　看来，关于知识分子，人们要进行的是针对自身知识分子观念而非知识分子的一项“祛魅”的工作。我们应该把知识与知识的生产者区分开来，我们不能因为《牡丹亭》情词艳丽就要汤显祖飘逸俊秀，同样我们不能因为维特自杀而责备歌德仍然活着。从根本意义上讲，知识分子的问题实即“知”“行”的关系问题，就道德领域而言，“知易行难”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性判断。孔子七十方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对生活在一个诱惑比孔子时代多得多的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要为自由而呼号，另一方面又要恪守着许多礼数与规范，这种带着镣铐的精神之舞如何表演？
　　纠正我们关于知识分子的观念，重新看待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乃是为了让我们避免犯可怕的错误：因人废言。只要知识分子仍然具有职业特点，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与厨师相比。厨师固然会为了自己的胃口下厨，但其职业要求他更多的时候奉上自己的劳动果实以飨食客，同样，知识分子也是在生产自己的精神食粮“以飨读者”；食客不会因为厨师的个人品德而对菜肴乱加猜疑(除非那是孙二娘开的黑店)，读者也不必因为知识分子的私德而拒绝接受真理性的知识。
　　我们理解知识分子的个人处境，但显然，理解绝不意味着赞同。知识分子区别于厨师的地方在于，精美丰盛的菜肴是一次消费掉的，而知识却是可以共享的。知识分子作为普通的个体除了有与常人共同的缺点，也应该而且更应该具有常人的道德追求，否则其理论主张就缺乏说服力、感召力从而堕落成华美的道德谎言。在知行合一方面他们有许多光辉的榜样。苏格拉底从容地饮鸩而死既是为了体认他所倡导的正义，也向人们证明了理性的力量，这力量可以使人以人的尊严去面对死亡；布鲁诺为了真理勇敢地走向火刑柱；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正义与所信奉的革命而经受漫长的苦役与流放……
　　我们不必因为知识分子的隐私被揭露而对真理、知识产生动摇，我们也完全应该对知识分子本身了解更多，这种了解不是为了否定知识而是为了批判地吸收。荷尔德林说：“谁只以声色求我的树木，则不认识它的芳馨，可谁攀折，仅为了教益，也不了解它。”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应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