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五十八年前的论争

　　潘光旦和熊庆来，两个在教育史和学术史上抹不去的名字。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西南联大、国立云大、中法大学等三千余师生举行“七七”纪念会。这场召开于民族危难紧急关头的纪念会，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就有“学人应否有政治兴趣”的问题。
　　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在会上做了演说，要义可概括为三点：一、座谈会是学术性的，是寓纪念于学术讨论的，所以他才参加；二、中国的积弱是由于学术不昌明；三、要救中国的积弱，就要昌明学术，因而大学师生应守住自己讲求学术的岗位，而不应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物，例如政治、商业之类。
　　当时，熊庆来的言论作为昆明学界领袖人物的一次例行演说，并未直接引起其他意见；熊先生也没有直接提出“学人应否有政治兴趣”的问题，只是将其教育自主思想含蓄地表达一下。但不久之后，清华、联大原教务长潘光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事后加以推论，觉得这实在是重要的问题之一，并且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问题即“学人应否有政治兴趣”，由此潘先生撰就了教育名篇《说学人论政》。
　　潘光旦赞同中国积弱是由于学术不昌明，但对“七七”纪念会是否非学术性不可则有异议。潘光旦直白地表明，“熊先生参加与否，自有其自由”，“用讨论学术的方式来纪念也未始不是方式之一”，“但若说只宜采用这个方式，就大有问题”。在他心中，“七七”两个数字的含义，至少不是一个单纯而直接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国是”问题。换言之，是政治问题。“读书人在学术之外究竟应不应谈论政治”，“是一个肯定的答复”。
　　为证明自己或反驳熊氏观点，潘光旦进一步举例论述。他认为，“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君师并称，同为治本；政治与教育文化总有密切联系，倒不是要政治来控制教化，而是要教化来辅导以至于督责政治，是先秦时代就有的结论。”孔孟以降的先哲，所以为世人景仰，不仅因其是学术家、教育家，而也在其是政论家。他还以顾亭林为例，说学术家“何以一进大学门墙，便不宜乎论政，甚至于参加了非完全学术性的纪念会，便不免感觉得几分上当——这是我们大惑不解的”。
　　这是一场无始无终的论争，没有人刻意挑起，也没有人刻意结束。《说学人论政》发表后，有稽可查的资料中熊先生并无下文。
　　言论出自思想，透过一次偶然论争可否更深层次地探询一代教育家的思想？更进一步探询“学术自主”理念？或许这对我们理解“学术自主”和联大、国立云大的教育思想能有更好的帮助。
　　一九二六年，熊庆来到清华创办算学系，直至一九三七年出掌云大，方才离开。清华十年，熊庆来深得清华教育体制和梅贻琦校长“教授治校”、“学术自主”思想影响。一九三七年，熊庆来应龙云之邀任云大校长之前，即向龙云提出增加学校经费，争取云大改为国立的要求；并与龙云“约法三章”：一、校务、行政，省府不加干预；二、校长有招聘、解聘教职工之权；三、学生入学须经考试录取，不得凭条子介绍。其教育独立、学术自主思想可见一斑。
　　熊庆来到云大后，以“清华模式”办学，坚持“教授治校”、“学术自主”，选聘师资不问流派和政治倾向，营造了自由、开明的学术空气，教育水平和学术地位直线上升。
　　此后，清华、北大、南开内迁，西南联大成立。也即此时，曾与熊庆来同为清华教授的潘光旦也到了国立云大。在潘光旦的教育理念中，除“教授治校”原则外，在学术自主方面又有自己的观点，自由是学术生命之所在。他认为，教育不只是教人做人、做专家，而且要做“士”——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而要真正有学问，必须有自由的教育。他主张国家对大学的统制应尽量轻减，避免干涉；教育与宣传是相反的两回事，宣传的扩大就等于教育的缩小，就会限制教育的独立和学术自主；反对当局对大学施行课程、考试、教授聘用等约束。在潘心中，主持教育与学术研究的人在行政上不自由，等于在政策、用人上，以至于在学程、教材上不能有丝毫实验与创新机会，“等于教学术自由与自由教育窒息”。“此种干涉存在一日，学术自由便一日不可能。”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实施“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大学实行训导制，使学术自主、教授治校之类大学理念、制度成为一场艰苦卓绝的坚守。以潘光旦为代表的主张学术自主的学者，极力反对，写了许多教育评论，不难看出其对学术自主的推崇。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间，国民政府教育部屡次训令，对大学课程设置、内容、教授聘任及学生课程考核方式都做出硬性统一规定，遭到以潘为主的联大教授学者的强烈抵制、批驳，并拟定了著名的《教务会议呈常委会文》，言“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等于教部之一科”，“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教学研究之成绩，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某种意义上说，《呈文》是联大的办学宣言，核心则是教育独立和学术自主。
　　联大终没按教育部规定统一课程，毗邻的国立云大也因此获益匪浅。众多联大教授执教国立云大，教学、课程及管理等皆得到相对开阔的空间，为两校提高教育水平、研究高深学术提供了保障，也使熊潘教育思想得以展示、融合、升华。
　　潘熊同在清华执教多年，潘又受熊聘执教国立云大，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使命和理想化为一种共同的教育理念，最重即学术自由。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不能独立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个自立王国，有其内在经法和神圣使命，有其特殊范围和领域，外因不能侵犯。从事学术的学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保持学术自主和尊严。真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之最高表现，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是独立的，而非依赖的；学术失去独立自由就等于失去本质和使命。这是联大和国立云大诸多学者都持有的主张和理念。
　　熊庆来反对师生过多论政，本质是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主，免遭政治因素干扰；潘光旦以学术目的主“学人论政”，是要为学术发展和教书育人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本质也是维护学术自由。或许，这次论争也与熊潘二位先生虽同出洋留学，而熊多主西学、潘多主国学有关。但两人之论，殊途而同归。
　　自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始，学术自由即成为中国大学主流理念，在以后的清华、联大、国立云大等校，张申府等共产主义派、雷海宗等战国策派、闻一多等国家主义派、周炳琳等三民主义派及先扬“无产阶级哲学”后从国民政府的冯友兰等都有一席之地，绝不会因流派不同而有偏见，惟以真理和学术自主至上。
　　北大原以学术自由见长，联大继承了这一点，并为梅贻琦所发展，且间接影响到国立云大。学术自主在梅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位置。任清华校长、主持联大期间，他一贯主张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包蓄，不干涉学生和教师思想。对学生，他认为不应只给以某种政治思想，而应给以一种判断力，让学生自己决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昆明，联大、国立云大可以容许被国民党深恶痛绝的所谓“共产分子”吴晗、闻一多、张奚若等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当局施加压力，要求解聘这些进步教授，两校不予理睬，并多次保护他们。教学上，讲究兼收并蓄，文法学院一年级公共课《中国通史》，先后由钱穆、雷海宗、吴晗等讲授，方法观点均不相同。钱穆是国学大师，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和深厚感情，用的是《国史大纲》思路，主张民族文化决定历史进程，实际在讲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雷海宗史学观点受德国史学家施宾格勒影响，倡言历史循环论，是“战国策派”的主要人物，按编年顺序讲授，突出“周期”学说；吴晗年轻气盛，思想开放，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把秦统一后看作封建大帝国，着重讲制度的演变。在社会学系，陈序经是“全盘西化”论者，课上课下不免宣传其西化主张，潘光旦便开“伦理学”课，讲孔孟之道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但大家都深得学术自主思想影响，只重学术，不问他论。受联大影响，加之熊庆来本身学术自主的主张，国立云大学术自由之风也一时名噪学界，许多大型学术研讨会都在云大至公堂举行。
　　抗战胜利，三校开始北归；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西南联大举行纪念大会，梅贻琦将象征西南联大精神的火炬，传递到滇籍教授徐继祖手中。
　　一九四九年，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应邀同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赴法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就在熊校长踏上广州飞往巴黎的飞机时，国民党当局乘机宣布解散国立云大。而一手塑造了这所中国名校的教育家也再一次无“家”可归，此别竟成为熊先生于云大的永诀。
　　今天，我们研究西南联大和国立云大的学术自主思想，并非要否定当前高等教育的成绩。不容否认，建国半个多世纪的高等教育，成绩不可谓不大；但教训也不可谓不重。
　　正如云南大学现任校长吴松所言，中国许多大学更像是政府机关，拥有太多的机构、太多的官员、太多的会议和太多的文件；大学还像是职业培训中心，只要有钱，什么班都能办，什么课都能开；用行政思维决策学术问题普遍；世俗化、庸俗化之风充斥校园，吞噬着清新自由的学术空气；中国传统认识论本质上的重“务实”而轻“学术”，经世致用、重视功利和实用心理，都使学术很难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今天的中国大学什么都关心——谈经费、谈位置、谈机构、谈级别，但谈得最少的却是教育和学术本身。
　　当前高教机制中，和世界名校相比，中国大学的问题和处境仍在尴尬中徘徊，大学里运行着官、学、商三种功能、目标完全不同的机制；大楼多于大师，设备重于人才；规模在扩大，档次在提高，水平反而在下降，这仍是普遍的现实。梦中的大学在哪里？
　　西南联大、国立云大——谁来继承这段历史？哪怕只是再来一次无始无终的潘熊之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