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为跨文化交际设路障？

　　时常听到看到国人不无骄傲地讲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无独有偶，前几天在CNN(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也看到一位俄国领导人十分自豪地说二十一世纪是俄国人的世纪。这种“赶英超美”式的口号现在大概不会造出什么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普通老百姓说说或者听听也无大碍。所幸的是世界各国的决策层中似乎没有人真正相信这种让人听了痛快淋漓的豪言壮语：各国间“战略伙伴关系”纷纷建立，全球经济一体化掀起一层又一层“合并”热浪，欧洲各国期盼进一步的“统一”。看来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也没有真正相信自己会主宰我们刚刚跨入的这个世纪。地球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虽然在这个“合作社”里远在天边的事物瞬息间可近在眼前，但是语言差异这个千古难题在强大的现代科技面前却显得更加顽固，交际工具成了“村民们”必须跨越的一大障碍。欧盟近年来便为使用何种工作语言和巨额翻译费用等问题而头疼不已。欧盟前身共同体时期，便有译员三千，翻译费用占到总预算的五分之一，现在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我国每年所花的翻译费用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充斥大小书店乃至街头书摊的各色外语复习资料和轰轰烈烈的全国范围内的外语职称考试足以说明中国人为跨语言交际所付出的代价。
　　跨语言交际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但跨文化的沟通谈何容易？董乐山先生在《译余废墨》一书中提到我国媒体早先曾把“抓紧积肥”翻译成了“抓一把大粪”。学英语人多了，跨语言跨文化并不一定就显得容易。翻开一本近期出版的被赞为“享誉海外”、印刷精美、自称“值得您珍藏的杂志”，有王从仁《中国人的饮茶习俗》，文中有一部分标题为“闽潮功夫茶”，英文对照部分是“Gongfu”Tea from Fujian Province。“潮”者，潮州也，可英文中只有“闽”。Gongfu确为“功夫”，但在外国人眼里却是“功夫片”之“功夫”，该词英美词典均收，只是拼写稍异(kungfu)。所以Gongfu Tea岂不成了保健补品之一类。“功夫茶”实则为congou，一本美国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将其释为a variety of black tea from China(一种红茶，产于中国)，并注明源于福建方言。(其实“白毫”、“乌龙”、“喜春”等茶名很多普通词典都收)外国人读了这一部分会不会如坠五里云雾，我们未曾做过调查，但即便没有，我们也不该难为他们。
　　如果说这个“功夫茶”的英译算不了什么，那该杂志对李方《钟爱地图》有些字句的处理我便不能理解了。该文的第一句“地图是一种绝对理性的东西，因此当是男人的钟爱”，在英文里成了“Maps are absolutely rational.No wonder they are a favorite of people”，另外一句“收藏地图是男人诸多爱好中的一种”也成了“Map collecting is a hobby of many people”。且不说这两句汉语的英译文的确值得商榷，我们不解的是“男人”在英文里何以成了“人(们)”？《读书》二○○○年第二期《语言的感情价值和译者的角色》一文中说，“翻译者的文化立场将渗透到他的文字翻译、文化译介和本人思维方式的转化之中”。这也算一个颇为极端的例证吧？不知者不为罪，但这种“误译”(而不是“渗透”)是不是对原作者的背叛和对不谙中文的读者的欺骗呢？译者对自己的定位是不应该逾越一个“译”字的。译者的角色只是一个桥梁，“忠实”第一。
　　译界有一句名言：译者为叛徒。
　　读该本杂志中《龙年话龙》一文时，我又想起了“龙”字的英文。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中国是“龙”的国度。我们想像中的龙是一种“神奇动物，身体长，有鳞，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现代汉语词典》，一九九六)在我们的文化里，龙“除了不管婚姻、爱情，几乎处处有灵”，它“既是雨神，又是雷神，既是云神，又是风神”。(引自《龙年话龙》)如此神通广大的中国人的象征，在我们的英汉/汉英词典里却成了dragon。上面提到的美国词典给dragon的解释是a fabulous monster rep-resented as a gigantic reptile having a lion's claws，the tail of a serpent，wings，and a scaly skin(传说中的一种爬行怪兽，身躯巨大，狮爪，蛇尾，有翅，有鳞)。这个在基督教中代表“罪恶”、“异教”、“战争”因而在不少绘画中匍匐于圣徒和殉教者足下的“怪兽”跟中国人心目中的“龙”有什么关系呢？看了《朗文当代英语辞典》上dragon的附图，我满脑子是“叛徒”二字。同样的例子还有“凤凰”。该词在早先的学者笔下大多音译为feng hwang什么的，但现在谁不将中国传说中的“百鸟之王”等同于phoenix这个埃及神话中每五百年自焚一次而后再生的“长生鸟”呢？
　　我们讨厌音译，钟爱意译，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long(龙)未能进入英语，而dragon却成了“龙”，所以feng hwang在英语中当了短命鬼，而“洋凤凰”变成了真“凤凰”。Tai chi(tai ch'i)进入了英语，可我们硬是要把它赶出英语词汇的行列。我国出版的词典几乎毫无例外地使用shadow boxing，所幸的是这个被英文词典释为fighting with an imaginary opponent，esp.for training in boxing(练拳击时跟假想的对手打)因此与中国的“太极拳”风马牛不相及的“译名”始终未被英美人接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英美出版的词典却同样毫无例外地收入了tai chi这一音译形式。中国特产“饺子”在吴光华主编《汉英辞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里被“翻译”为dumpling(with meat and vegetable stuff-ing)，在范德克主编《汉英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一九九七)和胡学员编《新汉英词典》(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四)中又成了意大利的ravioli。事实上“饺子”始终是“饺子”，既非dumpling又非ravioli。其实我们把中国的城市称为“东方的威尼斯”也并沾不了多少光，即使超过了威尼斯，自己还倒觉得矮了人半截。相反，我们看到日本的“空手道”却以karate的音译形式进入英语；更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空手道”在英文中却是tae kwon do，(我所使用的电脑告诉我它是个英文词)并没有被“译为”“韩国空手道”(Korean karate)什么的。
　　意译的好处显而易见：易于为群众理解接受。但意译的缺点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不易：“一名之立，旬月踟躅”；“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孔宪中先生在《让汉语文站在巨人的肩上》一书中说：“对任何语言来说，意译外来语是相当困难的”。难怪法国政府设奖奖励能将英文词翻译为法语的人士。可是，现代科技一日千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哪里容得了“旬月踟躅”？据周有光先生讲，从音译“莱塞”到意译“激光”费了十五年功夫，老先生的结论是：“又难又慢的‘意译’无法跟上信息化的速度。”
　　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西学东渐之初，日本人用汉字意译西语术语，也曾“旬月踟躅”。到了十九世纪末，他们明白了这种译法与现代科技发展速度的矛盾，于是另辟蹊径，开始用片假名音译外语词。据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对此曾大加赞赏，也曾鼓励中国人如法炮制。日本人早先意译的术语，如“物理”、“干部”、“主义”、“电话”等等，我们采用了“拿来主义”的办法，免受了“旬月踟躅”之苦。当日本人改弦易辙，我们没有东西可以直接“拿来”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自力更生了。“石油输出国组织”虽说别扭拗口，说不像汉语，但却又像汉语。TOEFL怎么办？大大小小的词典上都白纸黑字地写着“作为外语的英语测/考试”，可我们总觉得这是一堆汉字，怎么看也不像汉语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欧佩克”和“托福”在一些学者的责备声中在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羞羞答答“闪亮登场”。(有人发问：“托谁的福？”)
　　中国人钟爱意译，有汉语本身原因。孔宪中先生认为：“汉语方块字这系统是不可以容忍大量音译外来词在短时期内涌入的。”汉语绝大部分单字都有其独立的意义。音译的汉字放到一起，麻烦就来了。“爱滋病”(aids)是“由爱滋生的病”还是“爱(喜欢)滋生的病”呢？“迷你裙”(miniskirt)真的会“迷你”吗？方块表意文字把汉语置于一种很为难的地步：借用，说明我们缺少，但一旦转写成汉字，很难保证不产生其他意义。日本的“爱华”(随身听)在日语里绝不会令人想到“爱我中华”；德国人心中的“奔驰”(汽车)与汉语“奔驰”一词也无任何瓜葛；“可口可乐”风靡中国，可谁想过她在美国既不是“可乐”，也不是“可口”。孔宪中先生写过五篇“骂祖宗”的文章，分别论及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其中一篇为《汉语词汇的贫乏和不稳定》，文中说汉语词汇之所以贫乏，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差不多先生”精神，而“另一原因是输入外来词的困难”。孔先生的结论是：“汉字如不灭，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会滞留在第三世界里！”为此孔先生对我们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深表遗憾，认为此举“所带来不了了之的态度，恐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近年来最坏的消息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是鲁迅的话，我们一度也曾经说汉字改革“要走拼音化的道路”。汉字输入计算机以后，我们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更有人从“熵”的角度分析说汉字比拼音文字更优越，还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智商高跟学汉字不无关系。不管怎么说，汉字的缺点(难认、难记、难写、难学)在汉字输入电脑后丝毫没有改变。至于这些缺点有没有孔先生说的那么严重，它们在本世纪将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则需要我们当中多几位跟孔先生一样有胆量有学识的人，做进一步认真而严肃的探讨。
　　汉语词汇真的如孔先生说的“贫乏”吗？周有光先生在给孔书所写的序中拿《汉语大词典》和《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做了比较，前者收词三十七万条(今古兼收，古多于今)，而后者收词四十五万(不收古英语)。周先生说：“汉语词汇比英语贫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其中“原因之一是中文抵制‘音译词’”。
　　对这一现象，周先生的建议是向日本人学习：“只要放弃墨守成规，大胆引进外来‘音译词’，词汇是不难迅速丰富起来的。”看来，我们偏爱意译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心理方面。我们之所以更喜欢接受来自日本的“电话”而拒绝音译词“德律风”，是因为前者似乎有意义因而更像汉语词，而后者令人不知所云。于是采用了“电话”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保持了汉语的纯洁性。殊不知“电话”也是个“外来词”，只是我们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而已。“德律风”接受不了，怪模怪样的拉丁字母更难以接受。“维他命”(vitamin)曾经风靡一时，但后来让位于“维生素”。但“维生素A，B，C，D，E”怎么办？当初有人建议译为“维生素甲乙丙丁戊”。陈原先生把这种心理称为“恐惧拉丁字母的病”。其实，字母是没有阶级性的。到医院做做CT，到歌厅唱唱卡拉OK，在家里看看VCD和NBA比赛，自己总不会变质吧？谁不关心中国加入WTO的事？任何语言都不可能自给自足；严格地讲，语言的绝对纯洁性是不存在的。“和尚”和“罗汉”中国人当初听上去也不会很舒服的；更何况“意译词”也是一种“外来词”，“桥牌”跟“桥”何干？电脑上的“窗口”又是什么样的“窗子”呢？雨果曾经把翻译称为一种“暴力行为”：“谁会愿意让别人的物质注入自己的血液？”所以，以拒绝音译词甚至“国际词”(亦即上面所看到的既非意译又非音译，而是“拿来”的词)的方式来维护“汉语的纯洁性”实在是作茧自缚，自己给自己出难题，是要付出代价的。所幸的或不幸的是，中国领导人口中也WTO来WTO去了。不得已而为之，要不然你学学绕口令：“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码”(BASIC)。
　　最后还是回到汉语词的英译上。我们总喜欢在翻译时把所有文字一个也不漏地“弄”成英文，千方百计避免音译。中国特有的在英语里找不到的也要想方设法“靠”一个。于是中餐菜成了西餐菜，中医成了西医，中华文化在我们的“英文”里荡然无存。一位语言学家在谈到英语之所以成为当前的“世界语”时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的包容性。英语词汇的大约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外来词。既然讲英语民族能接受样子奇怪的ravioli，怎么就接受不了jiaozi呢？接受不了的是他们还是我们？
　　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本身似乎要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