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七一四年到一八三○年，英国连着有四位国王名叫乔治，史称“乔治时代”。这个概念涵盖很广，可以和很多事情联在一起。有“乔治时代的政治、经济”，“乔治时代的军事、外交”，还有“乔治时代的建筑”，“乔治时代的家具、室内装潢”和“乔治时代的瓷器、首饰”，等等。可见在这一百多年里，英国所经历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一九九五年，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举办了一次画展，主题是乔治时代绘画中的儿童。原来儿童越来越多地见于绘画，在英国也是从乔治时代开始的。这在当时是新事物，所以展览和配合发行的画册都叫做《新儿童》。
为什么此前的儿童难得入画？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难得养得活。十八世纪以前欧洲的儿童死亡率极高，做父母的一般不在孩子身上花什么钱，也不敢在感情上投入太深，因而很少有人为孩子造像。这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我们只要随便翻翻书，就会发现十八世纪以前的英国儿童确实命短。学者科利特(John Colet，1467-1519)去世以后，伊拉斯莫(Erasmus)为他写了一篇事略。文中说到科利特的父母一共生过二十二个子女，只养活了他一个。近来有人详加考证，说是养活了两个。但是那也不到十分之一的成活率。科利特的父亲是个富商，当过伦敦市长。比科利特晚生一点的国王亨利第八兄弟四人，只有他一个活到了成年(参看JohnB.Gleason，
John Col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15-16；及J.J.Scarisbrick，
Henry VII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3)。王室和市长之家尚且如此，一般人家的情况就不用说了。试想那时做父母的，如果给孩子画了像，却又没能把孩子养大，看着不是徒然伤心吗？再说，孩子死得多，父母也就生得多。都画，未必画得过来吧。
但是这个解释也有靠不住的地方，因为英国的儿童死亡率一直到维多利亚时代都很高。企鹅出版社的《十八世纪英国社会》里有不少这方面的证据。作者波特(Roy Porter)精通医学史，描述二百年前的英国生活，格外注意当时的卫生状况。波特把乔治时代的死亡记录和现代的相比较，指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特征。现代每年死亡的人是七十岁以上的为多，而那时候却是十岁以下的为多。十八世纪的英国，比起中世纪来，有一大改变，那就是不再闹鼠疫了(波特说这并不是医生的功劳，而是由于英国的老鼠久经考验，已经有了免疫力。)然而，各种儿科传染病，比如天花、痢疾、猩红热、百日咳，在整个十八世纪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那时候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儿童活不过十二个月，三分之一活不过五岁。当时的名人里，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自传里说自己小时候老是生病，药吃得比饭还多。能够经常看病吃药，这说明吉本的家境富裕。尽管如此，他的父母生了七个孩子，只有他一个活了下来。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晚年有一段时间经常住在乡下，居停主人是有名的酿酒商，这家里有五个女儿童年夭折。乔治时代的父母，对于孩子命途中的种种不测，应该是十分熟悉的。《新儿童》的编写人斯图尔德(James Steward)调查了一些乔治时代英国画家的兄弟姐妹的寿命，结果很有意思。以两个著名的肖像画家为例：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一个子女，其中有五个未及成年就死了。劳伦斯(Sir Thomas Lawrence，1769-1830)的父母一共生了十六个，一七九六年为他们二老送终的只有五个。《新儿童》里还收入了苏格兰画家拉姆齐(Allan Ramsay，1713-1784)为自己刚刚死去的孩子画的头像。乔治时代的画家深知儿童生命的脆弱，这可以算是一条直接的证据。
然而，这条直接的证据又包含了一些别的意思。这幅画简单朴素，但却非常牵动人心。它好像在告诉看画的人，这个孩子的死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萦系在这幅画里的，是一位父亲的眷恋与悲哀。这种感情不会是孤立的，它应该能在同时代的人里引起共鸣。当然，画家多数画的是别人的孩子。推动他们创作的通常不是个人的情怀，而是生计。但是，越来越多的画家被人雇了去为儿童画像，说明乔治时代的儿童比以前的儿童要受重视，尽管他们是同样的脆弱。以前的儿童难得入画，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存活率低，还因为成年人没有感到儿童的生活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录和描写的地方。
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化，尤其在清教徒革命之后，深受加尔文学说的影响。加尔文学说的方方面面，早就构成了基督教史和西方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庞大的领域，绝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说清楚的。幸而和这里所谈的事情有关的，只是以下这一点。基督徒的生活，在加尔文看来，应该是一场清除污垢的斗争，至死方休。在这场斗争里，基督徒的头号对手就是他自己，因为人性龌龊不纯，与生俱来，一无例外(参看WilliamJ.Bouwsma，John Calvin：A Sixteenth－Century Portrai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34-36，182)。这个对原罪教义的诠释辐射范围很大，涉及种种的行为规范。由之引申出来的对儿童的看法，就是他们除了身形相貌还未臻成熟，本质上和大人并无二致，谈不上什么天真纯洁。以这种看法为基础的亲子关系和教育思想，自然不会承认儿童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会把儿童当做小大人来看待、来要求。比如，清教徒们积极地倡导普及教育，就是为了使孩子们能尽早地识字读经，以利他们去秽就洁、自新不息。到了乔治时代，持这种看法的人仍然有，而且不少。但是它毕竟已经随着清教徒们退出了主流文化。
乔治时代的特点是开放、宽松。往好里说，这个特点意味着丰富和繁荣。波特在《十八世纪英国社会》里所用的证据，经常是别出心裁，却又非常说明问题。Kirkby Stephen是英格兰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在英国也是鲜为人知的地方。波特告诉我们，乔治时代，这个镇上曾有一家杂货店，店主进货的帐簿至今尚存。账簿上记录有生姜、麦芽糖、桂皮、奎宁等等外来货。这些物产由希腊、北美、锡兰、印度发过来，中间要经过漫长的水旱路程和许多货栈车船，非有发达的商业和运输能力是办不到的；它们出现在这个小店里，也反映地处偏远的英国乡村在当时的消费已经超过了温饱的水平。在文学艺术方面，乔治时代也汇聚了各类人才。除了上面提到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画家，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外国人的名字，比如作曲家韩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和雕塑家鲁比亚克(Louis－Francois Roubillac)。他们分别来自德国和法国，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一点也可以让人感到当时英国文化有容乃大的气度。
Kirkby Stephen是边地，韩德尔和鲁比亚克是客籍。那么处在乔治时代主流文化中心的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一群自称“polite society”的男女。我们不能按照今天的英语，径直叫他们“礼貌社会”。polite原来是指由磨砺产生的莹润光泽，转用来形容言谈举止，意思是优雅、有教养。这些人大都有钱、有闲，因而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精致入时。“优雅而有教养”这个概念，除了符合他们心中的自我形象，还有一个好处：他们的钱和闲的来历各不相同，有的是承袭祖荫，也有不少是刚刚发迹。采用这么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称号，可以不分彼此。乔治时代的开放、宽松，对他们而言，也意味着奢华、放纵，甚至腐败。在这方面，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首相沃尔浦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可以算是一个代表人物。他来自诺福克郡的地方望族，父亲是一位有文化的乡绅。英国老一辈历史学家普拉姆(J.H.Plumb)著有沃尔浦尔的传记，内容翔实而有见地，可惜三卷缺一，尚未出全。他曾经就沃尔浦尔宅第中保存的账目，比较父子二人的日常支出，其中的“代沟”十分明显。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酒。老沃尔浦尔虽然家道殷实，但平日里的消费绝大部分取之于自己庄园的出产。他四十岁以前，账上没有买酒的支出。(英国人日常大量饮用的啤酒，在那时候多是家酿)。四十多岁上，他才开始买酒，但是很有节制。每年不过一大桶波尔多红酒，一小桶朗姆酒，外加几瓶莱茵白酒。小沃尔浦尔根本不想过父亲那种循规蹈矩、克勤克俭的生活。在他手上，家里的地窖总是存满了葡萄牙的红酒、白酒。那是为招待客人用的——他搞政治，应酬多。他自己平时只喝法国酒，而且要最好的。一七三三年，他买酒的支出是一千一百多镑！事情还不就这么简单。诺福克地处沿海，十八世纪走私猖獗。当地的小贩常常挨户兜售漏税的荷兰布匹，沃尔浦尔的母亲和妹妹都是主顾。而沃尔浦尔在首相任内，干脆就用海军部的交通艇往家里偷运送走私酒！(见J.H.Plumb，“The Walpoles：Father and Son”，收在其自编的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Longman，1955，pp.179-207。)关于乔治时代的放纵，我们可以再从《十八世纪英国社会》里借用一个例子：当时的许多名人公开谈论自己的私生子女，毫无忌讳。比如伊拉斯莫·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达尔文的祖父，本人是个医生，收入不低。他有两个私生女，长大之后要谋生。他就出钱让她们两人开办一所女子学校，还对朋友说这个职业对她们俩很合适。何以见得？因为她们从小就明白自己地位不高，没有架子，和人处得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个医生对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儿童世界里的种种区别，是十分留意的。
再回过头来说儿童。在乔治时代开放宽松的气氛里，有钱有闲的人们花在自己婚生或私生的孩子身上的精力和钱财，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他们意识到，孩子看人看事，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喜怒哀乐；孩子表达的看法和感情，大人不一定能明白，在孩子之间却畅通无碍。乔治时代的大人们所发现的，实际上就是现代人常常谈论的一段重要人生经历——童年。说是发现，也不尽然，因为这段经历他们自己也有过，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肯定。也许正因为是这样，他们才格外地关注和满足下一代人的童年。这里不妨再从普拉姆的文章里借用一个例子。老沃尔浦尔只给儿子买过一件玩具，花了两个半先令。四十年之后，小沃尔浦尔为自己的儿子贺拉斯(Horace Walpole，1717-1790)每几个月就要添一件玩具，而且不买商店里的现成货，要找工匠定做。小贺拉斯的裁缝是法国人，做一套缎子外衣的材料加手工等于老沃尔浦尔一辈子用在穿着上的开销。当然，不是所有的富裕人家都像沃尔浦尔这样挥霍。但是大人们表现在孩子身上的慷慨，不论程度如何，都反映出英国人关于儿童的看法在乔治时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引起这个变化的，除了富裕的环境和宽松的气氛，还有两个思想家的影响，先是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后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今天的人知道洛克，主要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政治学家。然而在十八世纪，他的教育学说也流传很广。洛克流亡荷兰的时候，曾经跟一位英国乡绅通信，讨论如何对这位乡绅的儿子施教。后来洛克的信被集成一册书出版，在英国拥有不少读者。洛克关于儿童的看法和他的认识论关系密切。他认为人生来如同一张白纸(tabula rasa)，没有天赋的道德品质。善和恶，就像人的其他知识一样，都来自后天的经验。一个孩子，如果从小接触、模仿绅士的言行，那么体现在这些言行里的品性，就会逐渐深入他的内心，使他长大成为一个绅士。洛克一方面肯定了儿童的纯洁，另一方面又指出他们有待造就。这样的话，有财产有地位的父母当然爱听。《新儿童》里收有很多类似中国“全家福”的家庭肖像。这些画里的儿童给人的印象是所受关爱既深，所负期许也重。比较典型的是雷诺兹为马尔伯勒公爵四世一家画的像。公爵夫人居中，把画面一分为二，左半边是成人世界，肃穆威严，右半边是儿童世界，活泼生动。儿童世界里，一个女孩正拿着一幅面具吓唬她妹妹。她面向画外，看画的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脸上透出来的淘气。小妹妹鼓圆了眼睛，紧盯着面具，背过双手抓住另外一个姐姐的裙子。其他几个孩子的目光、姿态也都比较随便自然，和在左半边木然枯坐的公爵形成一个对照。这个对照好像在说：儿童和成年人不一样，而且应该不一样。然而，在公爵右边站着一位，看身材面相，是个孩子，但是神情却严肃老成，像个大人。这是长子——爵位和财产的继承人。按照年龄，他属于右边，按照身份，他属于左边。在一个崇尚权力和财富的社会里，年龄要服从身份。这幅画一七七七年开始，一七七九年完成。我们可以想像，雷诺兹先要为公爵一家人布局，然后要为每一个成员设计神情和姿态。在两年时间里，他一定和公爵夫妇有过不少的磋商讨论。
肖像一般是按人头计酬的。乔治时代，普通的画家画一个人要收十五镑。像雷诺兹这样的名画家，一幅儿童肖像开价可以高达一百五十镑。波特的《十八世纪英国社会》末尾收入了另外一位历史学家统计的当时各阶层的收入。依照表格，一百五十镑是一个富裕的农民全年的收入。还有的历史学家说，这个数目如果存到银行里，每月的利息就足够一个仆人的工资(Paul Langford，Public Life and the Propertied Eng-lishman：1689-1798，Oxford Univ.Press，1991.p.11)。委托人——一般是做父母的或是其他的成年人——出了高价钱，就会对画家提出各种要求。画家，尤其是大画家，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有发言权。儿童在画里的神情、姿态、衣着，以至身前身后的摆设和背景，大都出于委托人交代和画家的建议。这自然要涉及门第、教养、前途、地位等等大人们耿耿在抱的考虑。肖像往往不能自由地表达画家的艺术冲动，它牵扯了太多的社会关系，成见和得失。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肖像为社会史提供了很多线索。不过，委托人的交代和画家的建议一般都是口头的，并没有书面记录留存。所以看画的人要把画内、画外的线索结合起来，相互映发，才能读出当初作画的意图。《新儿童》里的解说词常常在这方面加以指点，提醒读者注意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比如马尔伯勒公爵左手里攥着的古币和长子腋下夹着的红丝绒面料的扁匣。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雅好欧洲大陆的古玩，公爵在这方面收藏颇富，并且以鉴赏家闻名。扁匣是保存和展示古币用的，放在长子手里，有继承父业的意思。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真的对艺术史那么感兴趣？还不是大人的主意！
爱伦(David Allan，1744-1796)为马尔伯爵七世一家画的像，背景是伯爵在苏格兰的庄园，林木环绕的牧场里可以看见正在吃草的羊群。画中九个人分属四代，或坐或站，都是漫不经意，从容自在。但这不是摄影师抓拍的瞬间镜头，而是画家和委托人合作经营出来的场面。意识到这一层，我们就会感到画中人物的从容自在和背景里的田园风光，都是刻意要表现一种情趣——贵族家居生活的潇洒闲适。画里的孩子的形象，也都挹注了同样的意图。他们各自心有所寄，做着跟大人毫不相干的事情。比起前一幅画里的孩子，他们更加随便，更加自得其乐，更加有自己的世界。尤其是站在尽右端的男孩，手持一副弓箭，瞄准了挂在树梢的一顶帽子。帽子是怎么挂到树上去的？它能不能被射下来？看画的人可以自己演绎出一些故事。但是，这孩子之所以突出，还不全在于他的动作的戏剧性。我们如果仔细看看他的父母和祖母，就会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为什么是“众望所归”？因为他是长子、长孙。可见“身份”这个概念在乔治时代的渗透力是很强的，即便是在休闲游戏的场景里，它还是要表现出来。也可见，绘画里表现的是大人眼里的孩子世界，——艺术里的童年总是由成年来限定，来描绘的。儿童对于自己被画成什么样子，恐怕是一词不能置。肖像的委托人一定赞同洛克的说法，儿童的价值标准都从见识模仿而来。让孩子们穿起一定的衣着，摆出一定的架式，站在一定的位置上，不就是模仿吗？把体现长辈的价值标准的画挂在厅堂里，让孩子们朝夕瞻仰，不就是见识吗？
比起洛克来，卢梭要极端得多，也激烈得多。他认为儿童不仅是自然的，美的，而且是最自然，最美的。要想保持儿童的自然天真，惟一的办法是让他们免受传统教育，因为人世间的种种丑恶腐烂都是传统教育造成的。这样的理论，很难让做父母的全盘接受，尤其是有钱的父母。不过，卢梭提出来的一个具体建议，乔治时代的英国中上层社会是受信奉行的。那就是用母乳哺育婴儿。很长时期，欧洲不少的富裕人家有找奶妈寄养婴儿的习惯。原因诸说不一。可能是为了多生孩子，让母亲尽早怀孕；也可能是觉得乡下的女人健壮，奶水充足；或者是有钱人家的妇女不愿意奶孩子，嫌麻烦费事。卢梭倡导母乳育婴，认为这样最自然，也最健康。这个倡议传到英国，很快就大行其道。当时的画家里有不少卢梭的信徒，莫兰德(George Morland，1763-1804)就是一位。《新儿童》里收了不少他的作品。其中有一幅描绘一位母亲到奶妈家去看望寄养在那里的孩子。被寄养的孩子显然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满脸恐慌地往奶妈怀里躲。孩子的姐姐跟在母亲身后，也是一副拘谨陌生的神情。奶妈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坐在地上，另一个躺在奶妈身后，鞋也不脱就睡着了。孩子寄养在这样的人家，怎么能得到足够的关心呢？画家的寓意十分明白：做母亲的不哺育自己的孩子，违背自然，破坏亲情。但也有不少人把洛克或者卢梭的名字挂在嘴上，表示自己入时入流。《新儿童》里收了一幅讽刺这种人的漫画，标题是“时髦母亲”。画的是一位贵妇，打扮停当了正要出门赴约，窗户外面有备好的马车等着。可是不巧，这是她该喂奶的时间。贵妇左边墙上挂了一幅题为“母爱”的画，画的正是母乳哺婴，表示她也拥护卢梭的说法。不过，她的拥护只是趋附潮流。她并不真懂，或者并不真信亲自喂奶的意义。于是她就敷衍：僵直地坐在椅子上，既不低头，也不抬胳膊，手里还握着扇子，由女仆把婴儿塞到她胸前。她的衣服也实在是妙不可言，好像是专门为这种急就章式的喂奶而设计的。
乔治时代的儿童肖像大都画的是富家子女。偶有例外，也是为了特殊的原因。《新儿童》里收有两例，都是雷诺兹的作品。它们在当时被叫做“fancy picture”，这里权且译作“化妆肖像”。一幅题为“丘比特扮照夜路的男孩”(Cupid as Link Boy)。“link boy”指的是夜间为行人和车辆举火引路的男孩子。这个词收在《牛津英文字典》里，例句出处最早的是一六六○年，最晚的是一八五四年，说明这种营生在英国存在了两百年左右。在没有或者少有路灯的年代，穷孩子被人雇了照路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事，被画成爱神丘比特，也不太费解。因为十八世纪的伦敦色情行业兴盛，有些引夜路的孩子专门为妓女拉客。他们有时会把人地两生的嫖客引到僻静的地方，抢了钱财就跑。也许正因为如此，画中孩子的面容一点也没有儿童的明快爽朗，反倒露出来一种有所藏掖的神情。但是雷诺兹的用意好像还不止于此。孩子握着的火炬(那就是link，用亚麻拧成束再沾上沥青或者油脂制成的)，还有他双手摆成的姿态，都富有性挑逗的意义。查看解说词才知道，这孩子是有“相公癖”的男人纵欲的对象。另外一幅题为“墨丘利扮小偷”(Mercury as Cut Purse)。图中男孩手里的钱袋，和上一幅画里的火把一样，有性的含义。但它同时也暗示，这个孩子的主顾在寻欢作乐的时候被他偷了。
这两幅画是一组，都是某伯爵定制的。这位伯爵行为不轨，为当时人所共知，画的题材必然出自他的授意。但是在既定题材之下，画家创作的余地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人物的面部表情。这两个孩子的神态都有一点特殊：说是凄楚、失落也行，说是遮掩、狡猾也可以。这也许是为了说明他们的遭遇——既是猎人，又是猎物；既是赢家，又是输家。但是这种表情是来自伯爵的交代，还是雷诺兹想像的发挥？今天的人只能猜测。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画中的两个孩子都是雷诺兹从街上找来的乞丐。他在家里总养着一些小乞丐做模特。这些穷孩子为了吃喝，任凭他摆布。雷诺兹很喜欢用小乞丐做模特，因为他们比富家子弟好对付多了。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他在老师的画室隔壁工作(肖像中不太要紧的部分，像手、脚、衣服，往往交给学生来画)，时常听见里面的小摸特说累，希望能休息一会儿。在有顾客的时候，雷诺兹就把这些孩子关到一间小屋里去，免得有碍观瞻。他一旦用够了一个小模特，就把他送回街头，并不管他将来的命运。这两幅画里也许蕴含了画家对小男妓的同情。但是扮装男妓的小乞丐也很值得同情。如果小男妓是某伯爵这样的委托人的牺牲品，扮装小男妓的模特又是谁的牺牲品呢？
这些读书读画得来的零散印象，大概可以归结成两条感想。第一是关于童年：童年是一种经历，古往今来，世世代代的孩子们都有这种经历；童年又是一个概念，一个由大人们探讨、形成、解释和表达的概念。第二是关于乔治时代：这个时代很复杂，也很有趣。
二○○○年五月十七日于北京
(Roy Porter，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re-vised edition，Penguin Books，1990；James Christen Steward，The New Child：British Art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ldhood，1730-183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