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化·寻根·语码

　　近年来，创作界和评论界都十分关注文化问题，注重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去追寻历史、审视现实。为此，我刊编辑部以“当代文学中的文化意识”为题召开了座谈会，并准备陆续发表一些文章，以引起进一步的探讨和思考。
　　—　编　者—
　　一
　　从整体上比较东、西文化孰高孰低，这本身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国文化低，你也无法抛弃传统，换个西洋脑袋；中国文化高，你也不该关起门来称大王。吵了将近一个世纪，还在围着“中化”、“西化”这样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的“模糊概念”打转，实在有点可惜。其实谁都没法固守阵地，都在悄悄地向对方靠拢，可一亮旗帜又似乎是势不两立。为了表达倾向性，不惜把问题推到极端。过分的感情用事，大大降低了研究的科学水平。与其这样充满激情地没完没了争下去，还不如思考一下命题本身是否合理。
　　也许问题这样提好些：如何借助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重建中国文化。也就是说，承认中、西文化各有其价值，有可能互相补充。这就要求破除“中化”、“西化”那样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把西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看成铁板一块，而是各看成由多种分子组成的有机聚合体，有可能通过分解、选择、组合、重构等一系列“工序”，而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说是“东西文化综合”似乎简单化了些，容易给人拼凑的感觉。这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西方化这么一个“双向逆反运动”的对立统一。其结果就是对传统的某种程度的背离。所谓反叛传统，并非抛弃传统，而是借助现代眼光重新发现传统。准确地说，是在借助传统改造外来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反观传统、解释传统、选择传统，通过调整传统的内部结构来创造一种更富有生命力的“新中有旧”的“传统”。
　　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学运动为例。
　　从戊戌到五四，思想文化界有一种趋向，就是扬佛、墨而抑儒、道(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强调佛、墨的平等、博爱、注重科学、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和苦海慈航的道德感，并以此反对以儒家为主要精神支柱的专制政治。这种用现代眼光重新解释传统，不能简单理解为托古改制的崇古心理，而是传统文化结构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本身的自我调整，这种调整促进了新的文化意识的诞生。五四作家借助西方科学、民主精神彻底反封建，可反儒、道不反佛、墨(如鲁迅、周作人等；吴虞则是以道反儒)；许地山、朱自清、叶圣陶、夏丐尊、刘大白、丰子恺等人或多或少接受佛家思想影响；鲁迅的《野草》带佛家色彩，而《故事新编》则带墨家色彩……指出这些，并非否认西方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决定性作用，而是提醒人们注意输入新思想与重新选择传统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
　　现代作家接受外国文学影响，并非如一般人设想的只有程度的差别。外国文学千姿百态，接受者各取所需，并由此而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学倾向。如创造社主要借鉴法德文学，新月社主要借鉴英美文学，太阳社主要借鉴俄苏文学，在许地山、谢冰心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印度文学的影响，在周作人、郁达夫的作品中又可以看到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同文化区的文学有很大的差别，只有外行人才把它们混为一谈。即使同是主要接受英美文学影响，着眼古典主义文学的(如梁实秋)与着眼浪漫主义文学的(如徐志摩)与着眼现代主义文学的(如王统照)，同样不能同日而语。把这么纷纭复杂的外国文学传统一体化，无异于一张夜幕使一切猫都变成了黑猫。
　　立足于多元的传统文化，面对着同样多元的外来文化，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有可能作出难以预定的多种多样的选择、调配与组合。同是接受佛学与西方文化影响，苏曼殊是以佛学的禅定为内，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为外；许地山则是以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中坚，以佛学的虚空为内，以基督教的博爱为外。同是接受英美文学与传统文化影响，林语堂借助英美浪漫派的尊个性崇自然主近情重趣味与道家的重养生超功利以审美的眼光对待生活，形成带浓厚东方色彩的“生活的艺术”；梁实秋则借鉴英美古典派的稳健严正与儒家的温柔敦厚，形成以中和为特色的文学理想。……倘若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文化构成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可以避免文学研究中大量似是而非的泛论，而且可以为重建民族文化过程中可能出现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多种组合方式提供有力的佐证，杜绝那至今仍不绝于耳的“中化”、“西化”之类的空话。
　　二
　　被称为寻根派的诸多作家，实际上理论见解和艺术追求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承认传统文化的多元化，并试图通过输入现代意识与改变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来重建中国文化。明显的一点是，作家们对二千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大都不感兴趣，甚至热讽冷嘲；而对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化与处于配角地位的佛、道两家反倒甚有好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儒家主要注重艺术的社会功用，而佛、道更注重艺术思维方式与艺术表现规律，当作家的眼光从艺术外部转向艺术内部时，自然会抑儒而扬佛、道；另一方面，不排除这么一种可能性，即作家们是有意识地借传统来反传统——借处于外围地位的民间文化，佛、道文化的某一精神侧面来批判处于中心地位的儒家文化(对现代中国国民弱点的形成，儒家负有更直接的责任)。若如是，这种选择传统与批判传统齐头并进的举动是富有建设意义的尝试。这就很能理解寻根派作家的“风派作风”：前几年大谈文学现代化，这两年又大谈文学寻根。其实在他们看来，“现代化”与“寻根”在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不过侧重点不一样而已。姑且不谈现代艺术对粗犷古朴的原始艺术的推崇，对寻根派作家有启示；更重要的是作家们是力图用现代眼光来照亮传统、发现传统，根本不同于五四前后国粹派的盲目复古。读阿城、韩少功等人的小说，不难发现其现代意识与批判眼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五四文学改造国民灵魂主题的延续。
　　世界文学的一体化与民族文学多样化之间的张力，支撑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方面要求与世界文学直接对话，一方面要求突出民族特色，即使没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迟早也会“寻根”。把这一次文学的寻根跟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与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联系起来看，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家们的追求。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注重地域文化，突出风土人情；最近的寻根文学则努力挖掘形成地域文化的历史原因和风土人情积淀着的社会心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大多数论者把文人传统与民间传统对立起来，注重吸收农民群众的审美趣味而相对忽略了文人文学的优良传统；寻根文学则试图把传统文化理解为一个由多种因子组成的动态结构，试图通过输入新因子和调整结构的内部构成来获得一种新的质，一种新的生命力。尽管寻根文学理论上很不成熟，但创作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也许，代表中国文学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正是这一批作家。
　　应该提醒作家注意的，首先是坚持寻根过程中的批判意识。不管是儒还是道、释乃至民间文化，都跟我们当代文化生活有很大距离，避免从鉴古变为仿古、复古。其次是不只关心古代文化，而且应关心近代文化、当代文化，注意现实生活中古代文化意识与当代文化意识的撞击。第三是作家的学者化不应体现在作品的学术化，作家的文化意识不应停留在风土人情、文物古迹这一浅层次。作家跟文化学家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注重的不是一般的文化问题，而是积淀在社会心理中的文化历史内涵。社会心理才是作家关注的中心，文化只是作家切入这一中心的特殊视角。
　　三
　　常听人抱怨自己被误解；相形之下，抱怨自己听不懂的可就少得多，大概“听不懂”总不如“被误解”来得高雅，来得理直气壮(至于那当棍子用的充满自豪感的“听不懂”，则又另当别论)。其实“被误解”与“听不懂”是连生儿，谁也离不开谁。现实生活中最令人难堪的还不是敌人的恶意的诽谤，而是朋友的善意的误解。“误解”时时处处都可能产生，但改革时代尤烈。并非人心不古，而是多种思潮并存，出现众多的语义场。十年前思想一统时代，十亿人民读同一种书，说同一套话，善意误解的幅度反倒没有今天大。如今十亿人民读十亿种书(夸张而言)，年轻人大都希望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相互之间的对话不再象从前那么轻松。甚至同一“精神等级”的朋友对话，也不容易捕捉对方的思路并迅速领悟对方的思想。面对着一大堆新思想、新概念、新的理论模式、新的思维角度，随时都可能听不懂、说外行话。可怕的是自我感觉永远良好的“通才”，听不懂照样大发宏论。
　　于是不时出现《三岔口》摸黑对打那样的滑稽场面。缺乏共同的语码，也不考虑“翻译”的误差，用我的语码来歪曲你的观点，用你的语码来歪曲我的观点，然后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舌战三百回合，杀得天昏地黑，可实际上互不沾边，砍倒的都是自己为对方树立的“草人”。每当看到这种场面，总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在表达者可能是言不尽意，或者旧概念无法表达新内容；或者根本没什么新东西，只想炒卖新概念；或者旧的思维方式与新概念之间的不协调……在接受者则可能主要是心理定势与思维定势作怪。旧货商眼中没有新东西。任何新东西都可能用旧的方式理解，往旧的思路上拉，借旧的标准衡量，并马上作为一系列程式化的判断。即使诚实正直有学问者，也不能保证他不对新东西作相当精彩当然也是相当可怕的歪曲。变革的时代，这样的悲喜剧将一再重演。避免犯“常识性错误”的唯一办法是听懂了再开口，不妨先摸透对方的语码，认真解读一番再下判断。现在最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裁决。不曾理解的裁决只能是“葫芦僧断葫芦案”，即使瞎猫碰上死老鼠，也难令人心服。
　　对寻根文学的批评，就不无这种因语码不同而时空错位乱打一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