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函数

　　汉高祖即位第一年不过是汉王，到第五年消灭了西楚霸王项羽，才正式登基成为皇帝。随后在宫中设酒宴招待群臣，问了一句话，要求回答：“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刘邦真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刚打完八年仗，他胜利了，就要总结自己和敌人的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所以者何？导致胜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败者要找败因以免再犯，可以理解，胜者忙着找原因的很少。胜利已经证明自己正确、高明，何必再问？君问臣，臣也不过是歌颂成功的，批评失败的，还能说什么？可是刘邦问了，还要求讲真话。有人答了。他不满意，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另给出他自己的答案。可见他是自己先考虑过，是郑重其事的，不是偶然想到的。没过几年，因为他说诗书无用，陆贾对他说，“居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用军事手段可以得天下，不能用军事手段治理天下，并且举历史事实为证。他知道自己错了，“有惭色”，便向陆贾提出一个更高层的问题，要求他说明“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这问题太大了，是问政权的理论和实际了。作为答复，陆贾一连交上十二篇文章。皇帝对每篇文章都说好(称善)，“左右呼万岁”。场面很壮观。这些文章合成一本书，叫做《新语》，也就是“新的理论”。现代人说“枪杆子出政权”。也有人说，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靠“两杆子”，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甚至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可见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一致的答复。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刘邦是提出关于政权的深浅两层问题的第一个，也许是惟一的一个皇帝。以后贾谊的《过秦论》(论秦的过失)就是答复后一问题的一部分。不过这个问题太大，实在不能算是问题，只是个题目，可以做文章，不能求答案，好比数学里的无理数。还是刘、项得失问题比较具体可以谈谈。
　　值得注意的是刘邦自己的答案，但是最好先了解项羽的答案。他做西楚霸王是有本领的，有充分的自信。在失败自杀前，他对跟随他的残余的二十八人说，打了八年仗，经过七十多次战斗，从没有败过，现在失败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为了证明，他当时就去敌阵中杀了一个汉将。本想东渡乌江，觉得没脸见江东父老，自杀了。项羽的答案简单，他有本领战胜，但是天不要他胜，所以败了，根本不服刘邦、张良、韩信的十面埋伏，更不会认为这是对方预计的在淮河流域打最后决战的歼灭战，是古代的淮海战役。他不知“谁笑得最后才笑得最好”，不懂战争不是单打独斗，不是摔跤比赛，更想不到得政权以后该干什么。他失败了，还不知道怎么败的。刘邦和项羽完全不同。他对比双方，承认自己的本领并不出色，谋略不如张良，安定百姓、办理后勤不如萧何，指挥作战不如韩信，可是这三位“人杰”为他所用。他会用他们。项羽仅有一个范增是人才，还不能用。因此一胜一败了。这段话里有很多意思，一是要有人才而且知道是什么才，二是人才要能充分发挥作用，作用要对己有利、对敌不利。话里还显示，用人才有先决条件，一是明确知己知彼，刘邦清楚知道自己在哪一方面不如哪一个人，包括敌人。他初拜韩信为大将谈论对敌战略时，韩信第一句话就问他自认为比项羽如何。刘邦承认不如项羽。然后韩信才对比双方说出自己的意见。两人随即决定攻楚的部署。他知道别人的长短，同时知道自己的长短，而且是客观的现实的。二是以能达到目的的功能、效率为标准，不顾其他。这要求能克制自己的本性和习惯及感情。例如，韩信攻下齐国要自立为齐王时，刘邦大怒，刚骂出口，张良、陈平立刻踩他的脚。他马上明白过来，改口派张良送印去加封。这一套制胜法宝，他的儿子汉文帝学去了，按照另一种形势做另一种安排。到他的曾孙汉武帝更能发挥，不过由于地位已经稳定，做得未免露骨，心也太狠。以后的各代皇帝，会这样做的，成功，不会这样做的，失败。历史毫不客气。
　　其实刘、项胜败的关键早在秦灭亡时，也就是鸿门宴前后，就定下了，正好证明刘邦的这一段话。那时项羽正在和秦军做主力决战。刘邦从另一路不攻打、不抢掠、只招降，直达京城。又赶上秦二世被赵高所杀，赵高又被秦孺子婴所杀，秦王投降不打了。刘邦的大军一进城，将官们都去抢财物，惟有萧何先入城“收丞相府图籍藏之”。他首先掌握了天下各地的地形、出产、户口等全面情况。刘邦一见秦宫的豪华，马上想住进去。樊哙劝他回军，不要住宫中。他不听。张良又劝。他才听从，回军，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宣布约法三章。项羽打败并收降秦军随后赶来，听到消息，大怒。项军比刘军多了几倍，范增对项羽说，刘邦本来贪财好色，现在入关后什么也不要，是有大志，快打。于是有了鸿门宴。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一百多人到鸿门见项羽。刘说自己也没想到能先入关破秦，劝项不要听小人挑拨。项告诉刘，是刘的部下某人说的，露出了底，把自己的内线帮手送给对方杀了。范增叫项庄舞剑要杀刘邦。张良叫樊哙带剑盾闯进来，一副拼命的样子。张良说，这是刘邦的随从。这当然吓不倒项羽。项赏樊哙酒肉。樊哙拔剑在盾上切肉，说：死都不怕，还怕酒？接着说了一番话。也许项羽只听进了一句：刘邦先破秦，入京，“毫毛不敢有所近”，还军坝上等候项羽，项羽先听范增说过，又听樊哙说，相信刘邦没抢财物，放心了。他本是为得财宝来的，说过“彼可取而代也”，是想当秦始皇第二的，没有解放人民建立新国家的打算，于是把民心又送给刘邦了。刘邦借故出来，带樊哙等四个人逃回本营。张良估计他快到了，就向项羽、范增各献玉器，报告刘邦已经回营。范增把玉器扔在地上，说，夺项家天下的必是姓刘的了。可是项看不起刘，不以为意。他带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孺)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秦民大失望”。这个鸿门宴故事，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得有声有色，传诵千古。当时除项羽自己外，这几人里连范增都知道项不是刘的对手必败无疑了。关键人物正是刘邦说的三杰，只是韩信还没从楚军逃到汉军来，暂时是樊哙起作用。韩信一到，由萧何推荐，刘邦接受，这个政权核心结构便由四人组成了。
　　单就功能说，一个虚位的零对经济、政治、军事构成的三角形起控制作用。这个三是数学的群，不是组织，集体，是核心，不是单指顶尖。三角的三边互为函数。三个三角平面构成一个金字塔。顶上是一个零，空无所有，但零下构成的角度对三边都起作用。这些全是只管功能、效果，不问人是张三、李四。所谓“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德应当是指作用，不是指随标准变化的道德。秦始皇布置天下而没有建立这样的核心。李斯孤立而失败。项羽仅有一个范增，还不起作用，等于没有。他们不知道，刘邦不取秦宫财富，萧何却取了秦的最大的财富，统治天下的依据：全部图籍、档案，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张良定计先据汉中。韩信筹划攻楚战略。三方全起作用，尚未得天下而已有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准备了。刘邦虽是零，无才无德，高居坚实的金字塔之上，就代表整个金字塔了。这个小金字塔高踞全国王、侯、太守等组成的官吏巨大金字塔之上，统治天下。难得的是他清楚知道这个奥妙，而且宣布出来、巩固下来、成为模式，例如一千多年后，李自成进北京，过了皇帝瘾，赶回西方老家去享福，是依照项羽的模式。多尔衮使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各自发挥作用，以汉制汉，入关得天下，是依照刘邦的模式。当然这些全不是他们有意抄袭的，是历史遵循自己的公式，不随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从争天下到治理天下，一贯起主要作用的是萧何，他怎么能有这样的见识？因为他是县吏，是行政基层组织中的一员，留意并熟悉行政运作，知道文献是工作的保留依据，他又能看得懂，所以一举就得其要领。刘邦本是亭长，是行政基层组织的细胞，所以也明白这一套。连小说《水浒》里的宋江也是县吏，晁盖是保正，也是相当于刘邦的职位，行政细胞。吴用出谋划策，相当于张良，加上武将林冲，如同韩信。这个组合甚至身份都符合汉初模式。历史不会开玩笑，面孔冷冰冰，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谁想命令他变脸，办不到。他只看功能，不看人脸色。可是这个模式好像只适合夺取天下，对于长期安定治理天下不大管用。于是汉高祖死后，吕后闪电似的掌了权。陈平、周勃推翻吕氏，迎来二十三岁的刘恒做皇帝，就是汉文帝。在他的手里，政权最高层的小金字塔变成了另一种隐形运行枢轴。

不由人算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只活了四十六岁。他可是历史上承先启后的皇帝，不但在前后两个汉朝，而且在有皇帝的时期，都少不了他所经历并处理过的问题。看史书里记载的他仿佛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有几年竟好像什么事也没做。据说他的指导思想是所谓黄、老思想，讲究无为，其实也就是孔子在《论语》里说的大舜的“无为而治”。儒者司马光显然不看重他。《资治通鉴》没记他多少功绩。不过那三卷多书倒像是一部很有趣的政治小说的提纲。他用轻松的方式应付严重的问题，不像他的孙子汉武帝那样喜欢铺张、夸耀、“好大喜功”。一开始关于去不去京城做皇帝的一幕就是生动的戏剧性场面。他一登基就派带来的两个亲信掌握要害部门，可是这二人以后没有飞黄腾达。他避免了任用私人的嫌疑。第一年他迅速动手对付两位功臣元老，陈平和周勃。这可不仅是对付两个不好对付的人，而是改变前辈创业的核心结构，一点不动声色就形成大权独揽。然后他一步一步解决军事、外交、内政、经济的重大问题，使秦始皇留下的摊子大大发挥作用，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不断出现的几个难解问题。
　　汉文帝任命新大臣，批准陈平的意见，让周勃为第一首相(右丞相)。陈平为第二首相(左丞相)。随后向全国发布第一道诏书，废除家属连坐法，有罪只处罚本人。臣下请立太子。他又再三谦让，说出一些道理，最后才依从建议立太子刘启(汉景帝)。“母以子贵”，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这位也是信黄、老的。她有两个弟弟，小时被卖，这时出来认姐姐。大臣怕又出吕后，找可靠的人陪他们住。他们也没做官。接着下诏书，救济穷苦人，八十岁、九十岁以上老人也得到赏赐。有人献千里马，皇帝不受，下诏书说，他不受任何献礼。于是他显出一副不会独断专行任用亲信的老好人形象。大臣放心了。百姓高兴了。他的地位稳了，需要权来巩固地位了。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皇帝熟悉情况以后就动手了。有一天，他问首相天下的司法和国家的财政情况。周勃一无所知，急得出汗。他又问陈平。这位本是很有心计的谋士，先听到问题时心中已有准备，立刻回答：司法由廷尉管，财政由治粟内史管，请陛下问他们。皇帝毫不客气，追问：事情都有人管，你管什么？陈平不慌不忙回答说：陛下命我做宰相，是要求我协助天子，上理阴阳，下遂万物，外抚四夷，内亲百姓，使各官尽职。皇帝说，很好，这个“很好”不仅是说答得好，而且是说，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既然一个说不知道，一个说管不着，大权只能由皇帝独自掌握了。三言两语，取得全权。果然，周勃听人劝告，交上相印，无人接替，只剩下挂名宰相的陈平了。从此三公成为名誉职位，后来竟像替罪羊，往往下狱自杀(规定宰相不上刑场)。以致有人知道要做宰相就连忙再三辞谢不敢当了。第一次黄、老思想显示出高效率。刘邦创立的三角形的直线变曲线，角没有了，成为圆圈，是零的符号代表皇帝了。
　　第二件大事随着来，新皇帝更显出他的才干。秦始皇平定南方时，设桂林、象郡，由史禄开通湘桂运河，便利来往。北方人赵佗在那里任官。秦亡，赵兼并各郡，自立为南越(粤)王。汉高祖派陆贾去加封，说服他称臣作藩属。吕后断绝贸易，不给牲畜、铁器。赵佗宣布独立称帝。这时常攻打长沙等地。汉文帝决定给赵修祖坟，找来并优待他的本家兄弟，仍派陆贾做使者带一封信去。信中一开头就说，“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一句话就和吕后划清了界限，说自己是封赵佗为王的汉高祖的儿子，与吕后无关，而且自称为朕，是派赵佗去南方的秦始皇规定的皇帝自称，表明身份。信里说明已经优待他的兄弟(实际是作为人质)，也不愿开战，因为以大攻小，“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死许多人是“得一亡十”(表示战则必胜)。现在允许南越自治。可是一国有了两个皇帝，所以派使者去，但愿双方“分弃前恶”，一切照旧。话说得非常谦卑，又不失皇帝身份，给足了对方面子。含义是，摆出情况，是战，是和，你瞧着办吧，就看你的了。重要的是，使者正是上次封他为王，让他知道不能与汉为敌的辩士陆贾。因此陆贾一到，“南越王恐，顿首谢罪”。宣布取消皇帝称号，回信开头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地位降低，只剩下“倚老卖老”了。信中声明过去是不得已，“今陛下幸哀怜”，从此“改号不敢为帝”了。南越照旧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用兵戈，得到统一，黄、老思想又一次显示出高效率。一封不像皇帝口气的表面温和的信，不提任何要求条件，竟能使对方害怕服输，仿佛是最后通牒，成为名文流传，足见古时文章的难懂的妙处，意在言外。当然必须有许多条件配合，才能强而示之以弱，用谦逊掩盖高傲，使对方不敢“敬酒不吃吃罚酒”，才得成功，不会成为笑柄。
　　显然，指导汉文帝行为的黄、老思想里含有效率观念，重视功能，喜功而不好大，务实而不求名，少投入而多回报。这正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总结道德家时所说的“事少而功多”，也是《论语》里的孔子所重视的“举一反三”和“闻一知十”，是从价值交换中得来的计算盈亏、本利的考虑，是孔子门徒精通货殖的子贡所擅长的经营要点。它的对立面是“不谋其利”，“不计其功”，不惜用一切代价，不懂劳动价值，滥用人力资源，憎恶“奇技淫巧”，喜欢包装、排场、大屋顶、肥皂泡。
　　这些(还有对内，例如周勃、淮南王，对外，例如匈奴)巩固政权、皇权大事的处理成功不必多说，需要提出的是由汉文帝开始直到后代多少年也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第一就是如何选用人才发挥功能使皇帝轴心有效运行，汉文帝试行几项办法，他亲自提拔有能干名声的官吏，由他们的推荐招来平民做官。第一位这样出身的名人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贾谊，既有文才，又有见识，可惜有的建议难实行。将这一方式制度化便是要求天下各地官员举“贤良方正”到朝廷来量才录用。后来这成为一项可用可不用的措施，到清朝初期还变名为“博学鸿词”实行过。从汉武帝起，皇帝对举荐上来的人进行考试(策问)，后代演变为科举，最后和皇帝制度一同终结。还有“上书”向皇帝提意见一条路。上书人多半是官，汉武帝时也有些出身微贱的平民上书奏事而做大官。可是这些还没有解决真正难题。“孤家、寡人”需要亲近助手，实际是隐形的稳定核心。能干的皇帝如文帝、武帝会灵活运用周围的起这类作用的人；无能的就不行了，非有不可的话，他身边的能干人自然会发挥有效功能了。首先是后妃。无人可信，只得用妻妾了。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在儿子汉景帝时就出面干预政治了。后妃中起非常大的作用的前有汉朝吕后、后有唐朝武则天、清朝慈禧太后。女的不出面，她的家里人会出来，就是所谓外戚。汉文帝时还不显眼，汉武帝时就露头了，外戚王莽出来掌权篡位，前汉亡了。另一类近侍是太监。他们在后汉公然出面，结束了刘家的王朝。明朝的几位太监更出名。清末也有。这个隐形的核心很厉害，能使天下官民逃不出网罗。最著名的太监是明朝的魏忠贤。他的工具是操生杀大权的东厂、锦衣卫。秦二世皇帝用的赵高也是宦官即太监。这核心是皇帝权力的支柱，又是一个王朝的送终者。皇帝换了家族，这一套戏剧迟早要重演。这个坚强稳固的权力核心像不倒翁一样维持中国的帝王专制长期不变，核心散而复聚，天下分久必合。历史是只管功能不问善恶的。这个核心是个常数。但里面的人是变量。
　　第二大问题是在经济方面，即农业和商业的矛盾。农业(种植、牧畜)是食物的来源，商业是工业的延长，当时叫做本与末。从商鞅起，政策是重本轻末，但做的事往往是压抑本而为末开路。种地的越来越穷，活不下去，跟人造反。做生意的挨骂，社会地位低，可是发财，生活好。贵族、官僚、地主、阔人少不了他们的奢侈品供应，双方通气甚至互兼。汉文帝时，贾谊建议重农、积粮，说，“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非常危险，应当使民归农，“使天下(人)各食其力”。皇帝采纳了，就在即位第二年春下诏“开藉田”，皇帝“亲耕”，象征他是第一个种地的。这个有名无实的表演传下来，到清朝末年北京还有“先农坛”，只怕皇帝从来没到过，更不用说耕地了。当年秋天文帝又下诏劝农，“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以后还屡有减租的事。可见皇帝确实想广积粮、备战、备荒，可是仍不见效。历史是只管功能，不问意图的。到第十二年，晁错提出意见，对比说农民和商贾的贫和富情况极明白动人。“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债)者矣。而商贾……无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来往、勾结)王侯。……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他提的“使民务农”的办法是“贵粟”，就是富人纳粟可得官爵、免罪、贫民可减赋税，“损有余，补不足”。他又补充说明：先得的粟可供边防军粮，军粮够支五年时就纳粟交郡县，归地方用。郡县够用一年以上时“可时赦，勿收农民租”。这就是说，要钱找富人，别找穷人。皇帝听从他，下诏劝农，又“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可是效果仍旧不大。大概是富人有法使要出的钱转嫁到穷人那里去。农业上不去不能说是农业技术问题。从文献、文物看，那时技术已有进步，但是那标准的五口之家，吃不饱还能投资养耕牛、换工具？能源只靠人力，就多生男劳力。人口加，地不加，更穷。好技术节约劳力，多余的人得往外跑，成为流民。他们想不出合作、联营，想到也做不到，做到也做不久。能用新技术的只能是兼并小农的豪强。他们的土地规模大、能投资、能雇人，但要纳粟得官名，需要花钱交结官府，而且人力资源无穷尽，比畜力好使又便宜，由于种种原因，看来富商、官商对推广新技术未必有兴趣，不肯多投入。而且经济生活里总有一个可说是边际效用限制，再加上超经济掠夺的因素，即使对象是古代经济也不容易简单理解。汉文帝在去世前几年又下诏说，连年粮荒，民食不足，列出许多原因、问题，要群臣、首相、列侯、地方官、博士、大家讨论，提建议。总而言之，这个问题，两千年前汉文帝解决不了，后代也看不出有谁解决得好。从秦、汉起，农业在长吁短叹哭泣中前进。商品、市场、城市在挨打受骂中发展。历史不管人的道德、感情，走的道路好像是种种圆锥曲线，要想了解恐怕需要数学，但不知是什么方程式。
　　第三大问题是工业问题，又是金融问题，还有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从秦起，盐、铁、铜钱都是官办的。但实际上由于需要越来越大，产地越来越广等情况，成为官员管理，民间承包，仿佛是特殊的公私合营事业，出现无数大小弊病。直到清朝末年，盐官、盐商还有钱有势。炼铁业类似。汉武帝的儿子昭帝时有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大辩论，记录的书名叫《盐铁论》。铜钱即货币，一开始就具备价值尺度、交换中介、流通工具、储存手段等功能，是财富的标志，当然应归公家即政府掌握。秦始皇统一币制，通用半两钱。汉高祖嫌重(实际是需要钱)，改为五分钱(可以少用铜多铸钱)。钱太轻、太多，马上通货膨胀，“物价腾踊，米至(一)石(米要价一)万钱”。汉文帝五年改造为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贾谊、贾山反对。皇帝不听。结果是，得宠的大夫邓通受赐铜山铸钱，吴王的国境内有铜山铸钱，又有海水煮盐，两人都成了大富翁。“于是吴、邓钱布天下”。原来所谓民营仍是官营，不过不是政府而是个人。货币量扩大表示市场需要增加，市场扩大表示商品的交换、流通兴旺，消费和生产互相促进，是良性循环。但是这对农业生产好像关系不大，本末颠倒。不过对于城市和王朝的兴衰，市场是否景气有决定性的作用。这要看商品、货币的功能能不能得到发挥。《汉书》说，汉初朝廷穷，压抑商人，吕后时才松弛。这说明秦始皇的有利于商品流通的各项建设起了作用，商人不穷。到文、景时有七十多年，“府库余资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没法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富足了，可是问题来了。钱、粮堆在仓库里，不能发挥功能，等于废物。必须使市场交换正常运转，消费和生产互相促进。于是汉武帝时豪华、铺张、高消费，而且对外扩张，派张骞去中亚探路，又打通西南夷，还开拓由番禺(广州)南下的海道，使对外贸易热闹非凡。这些都不仅是可能而且有必要了。汉文帝节约，汉武帝奢侈，是必然的，前人积蓄给后人浪费，向来如此。这样虽然能维持繁荣，但农业不能同步发展，内外市场上充斥的主要是奢侈品，出口的也是锦绣等高价工艺品，穷人买不起，内需容易萎缩，再生产不能扩大。这虽然算不上泡沫，也像大屋顶的基础不牢固，盛极而衰几乎是必然的。后来王莽以“新”为国名而复古倒退，前汉就由衰而亡了。不过问题没有解决，历史仍旧沿着由数字信息组成的种种曲线，向商品、货币、市场可以充分发挥功能(包括促进农业)的更加扩大的一统目标前进，但任何一国、一地区若企图独霸这个不可捉摸的世界市场，那是妄想。
　　历史确实是数学，虽是人所创造，但不知道人的感情爱憎和道德善恶，只按照自己的隐秘公式运行。历史前面挂着从前城隍庙里的一块匾，上写着四个大字：“不由人算。”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