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失败者的话语狂欢

　　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他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牛津大学教授。他的关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著作《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ies，又译《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在中国至少有两个译本。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伊格尔顿从历史、本体等多个角度，对后现代主义的发生和理论进行了颇有新意的分析和批判。令人惊奇的是，伊格尔顿在这本小册子中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尽管着墨不多，却也触及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知识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伊格尔顿看来，由于所谓“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第三世界“仍然部分地是前现代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漩涡”，结果使得“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日益成为它们的命运”。简言之，后现代主义对第三世界(比如中国)的侵入，造成了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使这个发生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结构复杂化了。
　　时至今日，减肥可乐是不是已经成为中国大众的消费时尚，我不得而知。但是，作为后现代主义醒目商标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及其学说，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话语在中国大学和文化领域的畅销，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的确，伴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获得了相当的关注。从来就不甘寂寞的激进主义者们，在这个消除历史和普遍价值、颠覆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舶来品中，发现了让他们手舞足蹈的崭新世界。关于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方法的讨论林林总总，著作纷纷亮相，思想文化界的一些知识分子们又一次率先完成了“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工程。
　　与这一现象相对应，关于中国知识界对后现代意识形态的夸张接受的批评也随之而来。中国社会自身的形态，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中国的政治结构，使得后现代主义无法在中国找到其生长的天然土壤，在诸种批评中首先被人提及。持这种观点的人宣称，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过于“超前”，中国的现实决定了后现代主义不可能成为还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方法的利器在中国找不到自己的打击对象(伊格尔顿的所谓“时间扭曲”大致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与此相关的更加负面的判断是，激进知识分子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狂热从根本上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引进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还是仅仅因为后现代主义看起来比现代主义更“后”、更时髦？他们对德里达或其他西方思想者的话语方式的赞誉，到底是因为他们在这种话语中发现了针对中国现实的批判力量，还是仅仅因为这种话语如同减肥可乐一样具有某种时尚的魅力(伊格尔顿大致也有这样的怀疑)？
　　不消说，这样一种关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的推论是有其准确性的。不过，在部分赞同这一说法的同时，我却不愿意相信，激进主义者对后现代话语的热衷，仅仅是出于一种对新鲜理论的盲目爱恋。我甚至不愿意相信，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在急迫推介和实践后现代理论的时候，仅仅是出于一种不顾及现实语境的策略性考虑。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去看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得宠，我们就势必彻底怀疑这些激进主义者的根本动机，怀疑他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言说是出于与思想进步无关的非学术目的。换句话说，激进主义者们拥有进口的炮弹，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炮台并发射了这些炮弹，然而他们自己四周的目标却并不是虚幻的空气。他们在扣动扳机的时候，显然有自己的靶标，哪怕是假想的靶标。
　　那么，他们的靶标是什么？或者说，当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将后现代主义炮弹填进炮膛并狂热开火的时候，他们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外在和内在原因，让这些身处刚刚开始现代化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选择了这样一种似乎与中国现实风马牛不相及的后现代话语？
　　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对后现代主义的缘起的分析，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的参照。
　　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的起因，是来自于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遭遇的深刻失败，或者说，是披着现代主义外衣的激进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乌托邦在西方社会的深刻失败。在经历了一场被普遍认为是可能导致社会和历史转折的革命之后，西方的激进主义者们发现，他们自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挑战和批判，原来并没有触动这个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大多数关于社会改造的希望，最终被证明是一些形而上学的空想。从久远的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的关于社会进步和历史推进的理性假想，在经历了更为激烈的现代主义运动之后，并没有能够兑现其玫瑰色的诺言。从十八世纪开始就一直受到质疑和批判的资本主义逻辑不仅一直端坐在统治的王位上，而且也无孔不入地侵入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挑战的激进主义分子当中，直接或间接地操纵着他们的话语权力。正如德里达或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自己文本中悲观揭示的那样，说话者虽然可以假定自己是一个制度的反叛者，但话语自身的权力逻辑却可能最终将他们定格为制度的拥戴者或隐含的拥戴者，无论是对权力中心的拒绝，还是同权力中心的勾结，都被容纳到制度运转机制之中，成了制度的合法化组成部分：
　　人们设想，这样一个时代的支配性假定将是，这个制度本身是不可突破的；……(但是)人们预料对这个制度的边缘和缝隙——这个制度似乎较为松散的那些模糊的、不确定的领域，以及这个制度的影响衰减成为寂静的那些阴暗的边缘——的兴趣将会高涨。这个制度无法突破，但是至少可以对它的权限含混不清的那些神经痛点进行短暂的侵入刺探。……人们可以预料如下事实本身将会为理论所预测——一方面是对权力中心与边缘、权力与拒绝之间的勾结，对它们之间已经破产了的鬼鬼祟祟猫鼠游戏的清醒意识，一方面是对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只要是制度本身所排斥的一切东西、对与它的统治合理性似乎不相容的一切东西更轻率的肯定，这二者将携手并行。
　　伊格尔顿指出，正是在这样一种认知基础之上，后现代主义得以生长。政治革命的失败，导致那些仍然怀有激进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们作出不得已的悲观主义(“自由悲观主义”)选择：
　　在坚持强调权力的桀骜不驯、自我的脆弱、资本的吞噬力量、欲望的贪得无厌性、形而上的不可避免、法律的不可逃避性、政治行动难以确定的后果以及人们对自己最隐秘的各种希望的完全轻信的同时，人们继续梦想一种与现有制度不同的、确与有关制度或统治的全部概念不同的乌托邦。自由的梦想并没有被放弃，然而更多的人将嘲笑那些傻到竟然相信它能够实现的人们的天真。
　　在他看来，这种新式的悲观主义乌托邦，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后现代主义者在确认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抗拒的同时，也抛弃了原来用以攻击这个制度的武器：人本主义，普遍价值，社会进步，阶级斗争，反抗压迫和人性解放，如此等等。当然，对这些武器的弃用，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对制度采取了一种彻底的合谋或绥靖主义态度——他们仍然希望通过对制度的“边缘和缝隙”的刺探，找到新的反抗突破点。这些“边缘和缝隙”既可以是文化多元，也可以是女权主义，既可以是反历史深度的众声喧哗，也可以是反本质主义的话语狂欢，既可以是对宏大叙事的嘲笑和戏拟，也可以是对身体的热切关注(“从巴赫金到妓院，从利奥塔到紧身衣，身体变成了后现代思想关注最多的事物之一”)。通过这些新的突破点，激进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叛运动，一场多少带有“病态欣快感”的破坏。
　　把伊格尔顿的分析和判断作为参照，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后现代热”，其实也是一次伴随着失败而来的病态狂欢。
　　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的知识文化界经历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在引进西方思想的同时，人们幻想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顺理成章地建立起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彻底告别此前十几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以及此前几十年僵化死板的意识形态格局。在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热情的时代里，无论在文学艺术领域，还是在哲学、经济和政治领域，对于“启蒙”和“解放”一厢情愿的期待，遮蔽了对于中国现实的冷静认知。在狂飙突进的知识分子眼中，思想革命之后社会改革的辉煌成果，似乎已经唾手可得。这种激进主义的热情在八十年代末达到了不可遏止的高峰，并最终在一九八九年演变成了政治对抗的基本动因。八十年代的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在八十年代末以动乱告终，不能不说是一个关于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深刻隐喻。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普遍的失败感开始弥漫并笼罩着知识文化界。艺术领域的先锋主义放弃了八十年代的理想和形而上冲动，开始在调侃和颓废中把目光转向形而下，“玩世现实主义”、“泼皮艺术”、“波普艺术”成为主流，冷漠呆滞的人物表情、性的欢欣和对身体的自残成为艺术家们的作品主题；在文学领域，伴随着商业化对文学的冲击和经济利益对文学理想的消解，反崇高、反理想主义和反“严肃文学”的作品成为人们的关注对象。社会责任被放逐，人文理想被嘲笑，曾经有过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冲动被看作是一种好高骛远的梦幻和自我安慰。从“千万别把我当人”的作家宣言，到“用身体写作”的叙事文本，九十年代的文学风景与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构成了鲜明的色彩反差。正是在这样一种低迷困惑的精神生态环境中，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话语突然获得了人们的青睐。对普遍价值和本质主义的质疑，对宏大叙事的颠覆，对身体和性的犬儒主义的追捧，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的无奈选择，引发了一场带有破坏快感的集体堕落。看似与中国现实语境不相关连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最终成为了一种被普遍认同和借用的话语方式，成为了中国九十年代知识文化界的思想新宠。
　　从这个意义上看，后现代主义能够在中国找到自己的销售市场，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话语时尚机制的运行结果，而是激进主义社会革命失败之后的必然心态反弹。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前现代”或“准现代”的状态之中，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表面上的错位，并不妨碍后现代意识形态成为中国知识文化界的激进分子赖以求得暂时解脱的精神致幻剂。更进一步看，由于有这样一种失败感作为基础，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都服从了一个共同的历史逻辑，至少服从了伊格尔顿所揭示的那种历史逻辑，哪怕这个历史逻辑在中国的出现有着令人诧异的“时间扭曲”效果。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或话语在中国的出现，有着毋庸置疑的现实针对性和历史必然性。只不过，对于中国的后现代分子而言，无论是后现代主义破坏的对象(宏大叙事，普遍价值，人文理想，无所不在的制度等等)，还是破坏的武器(消解崇高，颠覆本质，对身体和性的关注，对边缘文化的热情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被置换了。
　　当然，承认后现代意识形态的历史逻辑，并不等于同意后现代的价值体系(如果它有什么价值体系的话)。伊格尔顿在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发生的精神土壤之后，对其主要的观念进行了强有力的批驳。他在肯定后现代主义对同一性，种族主义，制度和权力的挑战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约定主义，它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和地方主义，它对团结和有纪律组织的观念的厌恶，它的缺乏任何关于政治中介力量的适用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将对它极为不利。……它需要强有力的伦理学甚至人类学基础；缺少这一点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政治资源。
　　出于一贯坚持的立场，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前途的诊断基本上是负面的。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对社会斗争、阶级问题和普遍进步等课题的置换，实际上并不能让我们逃避这些课题的阴影。人本主义可以被怀疑，但是基于最基本的生态原则，人本主义存在的价值不可避免，除非我们一定要在人和响尾蛇之间划上本体论的等号，或者宣布说“响尾蛇仅仅为我们的愉悦而存在”。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从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学术领域的“殖民”并没有取得人们所希望的成果。对历史的消解没有能够把人们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宏大叙事在经历了“播散”和“延异”的枪林弹雨之后，依旧在宏大地喋喋不休，普遍价值虽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遭受了普遍怀疑，但整个社会仍然被套牢在对普遍价值的追求之中，尽管相对主义的文化多元论的遭遇要好一些，但与大一统的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相比，这种多元论的声音仍旧微弱得可怜。和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困窘形成鲜明对照，现代主义思想却似乎一直都顽强存在着。社会共同进步与社会财富有效分配，资本原始积累与市场体制形成，主体与客体的本质主义追问，技术进步与人本主义关注，这些看来是属于现代性范畴的课题，总是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点被人们谈及，而且谈论的声音远远大于那些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鼓噪。
　　伊格尔顿对于后现代主义“幻象”的批判，如同他对后现代主义兴起缘由的揭示一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提醒。尽管面对的是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现实格局，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在中国的接受最终都要经历普遍价值和本质主义的有力拷问。在大多数时候，普遍价值和本质主义的拷问之所以有力，并不是因为它们属于更加强大的权力制度和话语系统，也不是因为它们身后有着长远的历史积淀而显得特别的顽固不化，而是因为它们涉及到的东西对于每一个生活于这个拥挤星球的成员来说都不可避免。毕竟，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和他们的西方师傅一样，在经历了话语狂欢之后，还不得不在最基本的伦理学和人类学意义上承认：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特里·伊格尔顿著，华明译，商务印书馆二○○○年版，1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