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全球化的另一面

　　在外出开会的旅途上，我有意识地带上一本新书，准备用阅读来打发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时间。恰巧，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全球化陷阱》，是专门讨论国际问题的，而且两位作者汉斯—彼特·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均是《明镜》杂志拥有十多年国际经验的资深编辑兼记者，应称得上是有丰富国际事务了解的行家里手。初见书名，便有了不祥的感觉：作者并不看好全球化。待到读完全书，我的解读才加深了许多，当然也对两位作者的苦心孤诣有了更多的“同情理解”。
　　“全球化”(Globlization)是一个现代性极强的价值术语，而且它也不乏某种实证或经验科学的描述意味。正因为如此，任何有关全球化的言谈，都很难避免言谈者的主观价值评判。但是，如果其价值评判能够得到确定事实证据的支持的话，就能获得真实有效的合理性辩护。当然，事实证据的支持是必要的，但不一定是充分必要的。面对一个开放着的主题或主张，试图寻找充分必要的证明依据既不可能，也不实际。《全球化陷阱》的两位作者充分运用了凭借自身专长所获得的大量实证材料，证明目前人们所倡导和信奉的全球化理念，只不过是一个以经济一体化表象掩盖着的政治陷阱。
　　在“现代性”(modernity)理念系统的构成中，市场经济具有关键性意义。进入二十世纪末叶，人类话语已经不知不觉地用“市场”置换了“理性”，使其成了又一个新的神话，其表现是现代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市场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的洪流已如排山倒海，不可抗拒。在此情形下，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人类世界惟一可能或现实的选择。然而问题恰恰由此产生：人类对市场经济作为生产资源配置之有效(甚或高效)方式和作为商品流通之普遍有效形式的确信，是否意味着人类同时也必然或必须去认同、接受、乃至信奉某一种特殊化了的(比如说，作者所讲的“盎格鲁—撒克逊激进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绝对力量已经通过诸如世界性市场(包括世界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世界性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货币流通体系的建立(如，新生的欧元)、资本国际、普遍有效的税制调控方式(如，“托宾税”)、全球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普遍运用等主要方面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展示。这一实质性、根本性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浪潮(如，所向披靡的迪斯尼和好莱坞文化；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所代表的快速简捷的饮食文化；以及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观念的政治与道德价值理想)的汇合，营造出让人确信不移的“新全球主义”景象，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相信“普天之下皆是如此”。
　　然而，马丁和舒曼却并不相信这种“全球化的穿透力”，相反，他们用自己的眼光穿透了所有这一切全球化的表象，揭露了深埋在这些表象下面的问题：当我们审视经济全球化现象时，必须回答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全球化的经济“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还是“由于(人们)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他们的答案是后者。而留给我们的疑问还有：是谁确定了这一“既定目标”？这一“既定目标”是否完全代表了全球人类的真实追求？两位作者的分析表明，即便我们绕开这些疑问不谈，也不能轻信这种听似动人的“新全球主义”宣传，无论这种宣传是来自诸如戈尔巴乔夫、布什、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布热津斯基这类“克理斯玛”式的政治领袖，还是来自哈耶克(作为撒切尔首相的亲密朋友)、弗里德曼(作为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等荣获诺贝尔奖的大牌经济学家，抑或是来自诸如约翰·盖奇、比尔·盖茨、索罗斯一类的当代世界级豪富。戈氏豪迈地宣称：“我们正在转入一个新的文明”，可他却不能带领自己祖国的人民迈向这一新文明。布热津斯基用美国式的幽默将这个“新的文明”比喻为“奶乐”(“tittyainment”)文明，即：充足的食品(象征化为“奶头”[tits])＋充分的娱乐[由“娱乐”(entertainment)一词来表示]之未来文明。可谁能提供足以喂养几十亿人口而不是几十万超级豪富的“奶头”？是作为第一世界的美国和欧洲？还是我们所寄居的这个日益贫瘠而病弱的地球母亲？倒是盖奇更实在些：当新全球主义经济学家们推断世界性的劳动市场正在或已经形成时，他便不无夸张却又不乏真诚地坦言，高科技巨人惠普公司未来将只需要“六个，也许八个”职员上岗，其余的人都将被解雇。于是人们不禁会问：被解雇者去干什么？如果失去工作，他们如何生存？这就是世界统一性劳动(力)市场形成后的必然结果！作者形象地将之概括为“20∶80的社会”，即五分之一的劳动者就业与五分之四的劳动者失业同时并存的未来劳动社会。
　　人们相信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理由是，世界统一的大市场已然形成。全球化的命题反复宣称：“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世界融合为一个惟一的市场。”可是作者提醒我们：在尽情享受“全球漫游”、“电子信箱”的方便快捷时，应当注意国际网络背后的“媒体帝国”及其权力控制。现代沟通日益便捷、甚至便捷到万里同声会面(如，屏视电话)的程度，但却决不意味着现代人比以往有更多的机会或可能分享他们话语的共同意义。相反，无论是南北对话，还是东西对话，人类已经越来越难以找到“共同语言”和共同的语言意义。不同地区和民族、甚至是同一国家内部都面临着“不同语言集团”之间日益强烈而深刻的话语冲突，譬如，加拿大魁北克人对说法语权利的诉求，美籍西班牙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所显露的对说英语的厌恶，(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前不久在中国南部发现的“女性文字”)……等等，这一切恐怕不应该只被理解为世界多元化的一种文化征候，至少它还暗示着“大型卡狄威”(“西方购物中心”德文缩写)之可普适化的限度：所谓统一的世界市场，似乎并没有能够真正彻底地突破现代人类多元文化之间的心理限阈和民族信仰的封锁线，而给予全球化理论以深厚可靠的文化支持。当人们耳闻目睹持久不断的日美贸易磨擦、欧美贸易伙伴间的香蕉大战时，当世人渐渐明白西方国家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断提出额外的非经济贸易条件时，很难相信，他们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们对“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所做的新全球主义憧憬。事实上，许多人，包括许多谨慎的思想家，并不完全信赖市场(规则)的绝对化权力，凯恩斯不相信，麦金太尔不相信，查尔斯·泰勒不相信，吉登斯也不相信，《全球化陷阱》的两位作者自然更不相信。因此，他们把世界市场视为强者和冒险者的游戏场，或者是由“富裕沙文主义者”开办和操纵的“资本赌场”，把国际金融体系看作是经济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体系。对于弱国或处于资本饥渴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规则体系无异于一纸“浮士德契约”，因而最终把全球化看成了一个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并进而抱怨现代经济对民主政治的僭越，甚至把恢复政治对经济的优越秩序当作是避开全球化陷阱的正确路径之一。
　　相对于新经济自由主义，马丁和舒曼的分析批评或许是有其充分理由的，起码当代新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会部分地认可他们的观点，因为罗尔斯相信，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必须优先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功利(效率)原则，否则，不仅现代民主社会(罗尔斯将之视为一个当然的社会事实和前提)条件下普遍有效的“重叠共识”(一种全球化或全球可普遍化的政治价值基础)不可能，而且连市场经济的效率目标本身也不可能(很显然，罗尔斯是想提醒至少是美国人民，他们需要牢记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但是，相对于并不完全信仰和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人们来说，这种分析批评未必是充分彻底的。全球化的陷阱也许还不只是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而是经济掩盖与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阱。因为，“新全球主义者”确信，在“一个新的文明”的世界地图上，无须标示或不允许标示文化差异的界线。对于不想且不可能放弃自身的人格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更为深刻也更为严重的问题。
　　《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对全球化巨大风险的忧虑是有道理的：陷阱不单潜伏在人类的经济战场之下，也潜伏在国际政治关系之中。而且，人类为担负这种政治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远远高于担负经济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
　　进化论已告诉我们，作为生物进化的更高阶段，人类及其生活原本就处在一种开放进化的状态，而其所以能够领先进步，在于人类的进化本身是选择性的。选择或者能够选择是人类理性的证明。这一点已成为现代性理念的核心——理性的不断完善(作为“进步”一词的同义语)与进步的不断理性化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标志。不过，德里达提醒我们，所谓“现代性”不过是神话给理性让道，而理性的理性正是暴力，因为理性在选择理性时，必然是对暴力的“施暴”。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代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乎都把市场经济看做是最具人类理性精神的经济生活方式。就市场经济通过对最优化生产效率的目标寻求和商品价格合理化的调节等方式来实现资源之最佳配置来说，它的确是最合乎理性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同样不是自发的，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生活方式，它同样是人为的产物，同样需要有规则地进行，无论将其规则系统称之为“丛林规则”，还是叫做“合理性规则”。那么，由谁来制定或者实际上是谁在制定规则？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又靠什么来确保？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解释是，规则由参与游戏的各方共同制定，其合理性的维度由参与各方通过反复的协商、妥协和一致同意来保证。
　　可是，这种被称为“社会契约论”的解释，并没有也难以说清楚亚当·斯密揭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的魔力在于它似乎只愿意遵循“丛林规则”，进入并推动市场的资本只以利润为目标。对于资本的拥有者来说，利润具有色情般的诱惑力。因此，利润追逐下的市场如同战场。华尔街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冒险家和强者。市场的规则和秩序并不具有真正的平等基础或一致认同，即使我们接受罗尔斯关于公平正义的原则源于“原初状态”(作为达成契约的起点)下的“无知之幕”(作为让契约各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理想假设)的学理解释，也没有人能够担保市场规则和秩序的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对此，马丁和舒曼真正是有理性的。他们洞见到，20∶80的社会实质上不过是“五分之一的社会”。因为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资本竞争的经济，市场是投注资本的赌场[所谓“卡西诺—资本主义”或“赌场资本主义”(“casino－capi-talism”)]，因而资本的拥有量和使用方式实际决定着进入市场的各方所处的地位和可能取得的结果，这使得富有或资本本身就具有权力的性质(至少，“在富裕沙文主义者中间，富裕是一种权力”)，所谓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逻辑是一种“充量化”(maximization)的功利主义＋权力扩张的两极化逻辑：在一般情形下，原始资本越多，意味着可能获得的利润越大；反过来，利润越大，意味着再生资本越多；……如此无穷递增或者递减，终使强弱贫富两极分化。据刚刚召开的联合国特别会议报告，目前，占世界30%不到的人占有着全球70%以上的财富。这一事实确切地解释了马丁和舒曼的“五分之一社会”的概念含义：少数人的社会即是强者的社会。
　　在强者宰制的世界里谋求全球一体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民主和公正。市场经济的确最合乎人类的自由天性，自由竞争也的确是最能生发创造活力并因而创造最大效率的经济生活方式。但自由是否平等？是否必然蕴涵着社会民主？自由竞争是否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效率？或者退一步说，是否能够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获得利益？仍然是成问题的，尤其是当我们在一种全球化的话语语境中来追问这些问题时，疑惑就更大了。
　　马丁和舒曼的否定性断言非常激烈：新经济自由主义把非调控化(非国家干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当做全球一体化的三支令箭，实际上决定了这场全球化战争必然是以强凌弱的征服。由于市场经济只信奉一套“狼的规则”，因而失去必要的国家调控和规范，市场就可能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强者可乘之狂奔，弱者则只能遭其蹂躏。于是，“获利的少数”与“失落的多数”便成了平等的现代注脚，所谓“全球化的胜利将会使所有人受益”的动人演说，对于数十亿的失落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讽刺”。按照这种既定规则进行的全球化游戏，只会“把民主推入陷阱”。“民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如果借以实现民主的规则本身并非民主的产物，而是强者意志表现，那么民主的过程就是不可想像的。同样，在缺乏平等前提的全球化自由竞争中，“正义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其目标所指也不是正义秩序的重建，而是利润和权力的争夺，而且很可能是一场不要卒子(弱者)、只存在于将帅(强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事实上，马丁和舒曼已经看出，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正迫使大量的生产者变成了棋盘上“闲着的棋子”，甚至在西方福利国家也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劳动牺牲”。一百多年前被马克思等革命思想家寄予深厚同情的无产阶级及其罢工反抗，在越来越强大有力的国际资本的权力角逐中，不仅显得越发软弱无力，而且随时都可能成为被解雇的借口。全球化似乎杜绝了劳动者发动革命的可能性而只剩下日益纯粹的强者之梦。
　　不均衡和不公正不单是当代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特征，而且简直就是其内在目标本身。均衡或公正意味着参与经济竞争各方的平等正义，然而竞争本身就是为了打破均衡。不均衡才是强者获取权力、显示权力和最终实现权力欲望的必要条件。由于对强权和利益的追求成为全球化经济运动的根本驱动力，更由于这种全球一体化运动的起点原来就极不公正，因而，没有人敢期待它将保证游戏过程与结果的公正。因为其游戏的规则只可能有利于强者，甚至它们原本就出自强者之手。这一点也许是《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对全球化最感悲观和忧虑的主要原因所在。作为欧洲公民的他们已经深深感觉到单极世界的巨大威力，没有了东方集团的世界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整个西方集团赢得胜利和显赫的历史性机遇，实际上它仅仅是美国这位仍然留在国际拳击台上的拳击手自由展示其力量的特殊机会。作者的判断值得深思：“全球化被看作是世界市场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地推动并维持的过程。”只有美国才能促使日本政府对进口商品开放国内市场；也只有华盛顿政府才敢对亚洲人、非洲人、甚至欧洲人的事务越俎代庖，摆出世界警察的姿态；当世界各国或地区都面临着丧失主权、变成全球化过程中“繁荣的飞地”(即所谓“本国领土内的外国土地”)之新殖民化危险时，仍然只有美国能够成为“最后一个能像以前一样保持高度国家主权的国家”。美国似乎成了全球平民化时代的“最后的贵族”，成了世界民主运动的一个例外。眼见的事实是，“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定规则”。美国既是全球化游戏的主角，又是这场游戏的规则制定者，还是这场游戏的主裁判。由此推出的结论只能是：如果全球化真的是一个陷阱，那么这个陷阱的设计者正是美国。
　　事实应验并在继续验证着作者的上述判断：财大气粗的美国充当了解决墨西哥金融危机(它被一些国际金融家们称为全球化的第一次危机)的救世主；即使是强大的日本和联手抗衡山姆大叔的欧共体，也不得不在一次次日美或欧美的贸易战中滚下擂台。如果说这些事例还不足引证的话，那么，刚刚发生的科索沃危机应该可以让人们相信上述判断了。美国人几乎是全权代表了欧洲人来处理“欧洲事务”(准确地说，是一个欧洲国家内部的民族事务)，而其处理方式和行事风格又是如此地令欧洲人自己“羞愧弗如”而又“心向往之”。上千架无比先进的飞机、数以万计同样是先进无比的各式导弹、用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导弹轰炸仅仅值几百美元的“战略目标”的豪华黄金战……怎么能不让欧洲的帮手们(老天在上，但愿历史的记录不会把“帮手”写成“帮凶”！)瞠目结舌？！的确，美国已然成为全球复杂而混乱之局面中的“最终秩序因素”，或许真的如作者所言，这“并不是由于它追求殖民统治，也不是由于它的军事优势，而只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大”。美元确实已经成为国际武器，美元汇率也确实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判断标准(精明的香港股民用一句生动的比喻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他们说，华尔街打个喷嚏，香港就感冒好些天)，甚至于连好莱坞、迪斯尼、可口可乐、微软和IBM的计算机软件……都已经成了全球化的商标或全球化标准的一部分。这当然也是一种宰制性的权力，一种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如此说来，美国是惟一不惧怕落入全球化陷阱的国家，因为只有设陷者自己知道陷阱的所在。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就于北京西郊悠斋
　　(《全球化陷阱》，马丁、舒曼著，张世鹏等译，冯文光校，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