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现代化理论与霍氏改革史观

　　上篇札记《霍夫斯塔特与美国政治思想史》只摸着大象的一条腿。这篇有意涉及他的另一侧面：结合时下流行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理论，来看霍氏关于美国改革运动史(一八九○至一九四○年)的宏观思辨和哲理反思。
　　美国学界研究抽象现代化理论及本国改革历史的局面蔚为壮观，甚至有泛滥的势头。六十年代在那里兴起并迅速发展的现代化理论，起先是以圣西门、斯宾塞、马克思与韦伯等人的社会进化观为基础，结合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推出一批发展类型与趋势模型。这股浪头于七十年代冲向法、德、匈、日等国，成为东西方共同关心，社会科学(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如系统工程、结构功能和控制论)交溶混合的尖端课题，并引起我国理论界瞩目。
　　史学这一行内，有关美国改革史的研究几乎同时铺开，另立门户——从改革领袖、断代思潮、区域发展，直到各大都市的市政沿革，都被当成专题或博士论文，挖地三尺地淘检了几遍(可惜我们的介绍不成比例)。进入八十年代，，有志于研究改革思想或现代化规律的青年学者走投无路，便向社会心态、大众传播、高速公路文化之类的边缘地带拓荒，寻找学术栖身处。在哈佛，一个博士生三套专业训练(文史哲或政社经)不敷应用，就再添几套时髦行头，否则毕业后饭碗会成问题。
　　相比之下，我等中国留学生就当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际广告。既不屑于去争教授扔下的嗟来食，也无需为专业定向过早地担忧。高压重负下，读书四处游击，写论文余地充足。听过几堂讲改革和现代化的课，我自然野心发作，想去揣摩美国的经验和规律。心想只要从中抓出几条便不吃亏——哪有心思去管“纽约几届市长改造贫民窟方案”之类的杂题(权当给同学留些活干，怪可怜见的)。下面记下当时兼读比较几家现代化理论和霍氏改革史的一些感想——务请不要当作学术或时论正篇来读，因为它只配入学生功课之类的十二金钗又副册。
　　美国现代化：类型模式与历史概念
　　依照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开山、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说法，西方社会发展史上的现代化过程，包含三项基本任务，即科学革命、民主革命与产业革命(后有人增补了管理革命一项，合成西式“四个现代化”)。西方各国在实践步骤上，亦可分列出三种不同历史模式。A型常规模式，指英法荷等国，各以产业或民主革命先导，继而艰难缓慢地展开另两项。B型灾难性模式由德国创造(未提日本，因它不是西方国家)，大搞工业化且崇尚科技，却偏废民主建设，导致纳粹暴政和军国主义扩张。C型最佳模式，则划归星条旗和自由女神护佑下的美国，因为它的民主政治、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成三位一体，同时并举，洪福齐天，两百年毕千秋功业(参见一九五一年版帕氏《社会体系》)。
　　帕森斯模式说显然代表了五十年代在美国盛行、在苏联痛批的所谓“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当着美国师生，我曾存心挑剔此说，煞其风景。与中国留学生恳谈，我又举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之所以少受原始积累和阶级对抗之苦的多种“例外原因”——如民主传统，缺少欧洲封建结构，利用奴隶经济基础，移民混合造成阶级意识模糊，以及西部边疆开发导散社会压力，刺激科技与教育普及，等等。这些例外特殊现象，当初也曾引起马恩二导师的注意，还半开玩笑地批评过美国人“理论混乱”的毛病。马恩过世，使得老美的例外或优越(例外一词同时含优越之意)成为我们的悬案。今天美国人的理论混乱症愈发难治——偏偏哈佛教授讲马克思只用德文原本，引列宁论断必套俄文。
　　感谢帕氏证明了德国模式的危险可怕。然而，他抬举美式现代化，看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济世宝鉴，却未能深入交待其中的矛盾冲突和思想进程，进而给出令人信服的辩证规律。他的美式现代化航图标了太多的绿色符号，难得见几处红灯黄牌，因而不堪实用。
　　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家们后来渐有自知之明，便卷起他们的定量分析和假设模拟，请人文学科的专家会同作战。一九六三年，一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巨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聚会，研讨丹尼尔·贝尔主编的自由派思想家集体攻关项目《极右翼》一书(为清算麦卡锡主义反改革、反民主、迫害知识界的罪行，挖掘美国右派政治的社会根源)。霍夫斯塔特应邀升坛讲道，指点禅机。这位“全能史学家”主讲了激进与保守政治同改革运动的复杂关系(后据此写成两本思想史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与《美国政治偏执狂》)，博得满场臣服。贝尔本人也称许霍氏是“史学界罕见的社会学头脑”，并特别推崇霍氏那本总结了美国五十年改革思潮的《改革时代》。
　　霍氏《改革时代》(一九五五年版、一九五六年获普利策史学大奖)，是当代研究美国改革史的奠基性著作。一般认为此书有两大功绩：一、首次断然地将平民党抗议运动、进步主义改革和罗斯福新政三段历史连成一条改革主线，看它是民主传统的延续和现代化实践的关键时期；二、霍氏以他独树一帜的批判反思，廓清了美国史学几代保守与进步观点论战所造成的交错破碎认识，确立下目前广为接受的改革史分野标准和现代的先进评价角度。我本人以为，若把此书同霍氏后来出版的《反智主义》(一九六三年)与《政治偏执狂》(一九六五年)联系阅读，便可以引出一系列美国改革思想冲突和转化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的归纳和提升，恰恰能用来弥补现代化抽象理论中某些严重缺陷。
　　十九世纪末，美利坚民族熬过了“十年浩劫”的内战和艰苦重建，跨入工业腾飞、资本垄断、领土扩张和都市膨胀新纪元——有人称它是“镀金年代”、“工业世纪”，也有人叫它“强盗大亨统治期”或“帝国主义阶段”。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轰动一时的国际博览会开幕式上，美国边疆史学派始祖F.J.特纳教授向世界宣告：边疆开拓时代业已结束，美国人正面临一个充满未知力量和巨大困惑的新时期。作为上帝选民、一直在伊甸园里耕耘的美国自由农夫(Yeoman，不同于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农民概念)，将被迫从田野移居城市，用机器代替手工，怀抱“四十亩地一头驴”的乡村价值和“泥土民主”(grassroot　democracy)理想，去对付高度组织和科学化的工业挑战，承受巴比伦式的财富诱惑。美国民主将向何处发展？这位学富五车、主持哈佛历史系的预言家感到吉凶难卜，前途茫茫。
　　六十年后，霍夫斯塔特捡起从特纳老人巨手中失落的历史发展线索，大刀阔斧地总结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民族的成功与教训，奋斗与迷惘，并概之以“改革时代”(The　Age　of　Reform)的崭新历史概念——此举便有改革的胆略勇气。霍氏改革史观，比起保守史学家贬薄民众抗议为群氓作乱、罗斯福新政是“厚脸皮投机主义”，当然显得进步。同时它超越了进步史学简单庸俗化了的阶级对抗观，冲破凯恩斯信徒的狭隘经济决定论。尤其与众不同的是，霍夫斯塔特在战后史学界乱成一团之际，最先见出黑白相间、左右互通的历史复杂性，注意考察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多元交叉影响。这种比较精微细密的史学观，我曾在研究报告中戏称它是“全频道彩色电视机”。
　　据说中国彩电如今也大量出口了。不晓得苏联学者家中是不是还在看黑白电视的独台节目。记得一九六○年版、谢沃斯基扬诺夫院士主编的权威《美国史纲》，依然无视美国的进步主义改革，唯论当时的劳工血战和反动统治。近来或有修正也未可知。就怕至今无动于衷、抱残守缺，那就活该要挨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申斥，指其为“保守僵化、不思改革大局”了。
　　美国改革三部曲：人间喜剧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反对把历史写成多愁善感的道德化理想剧。老黑格尔干脆把历史比作是屠夫上帝任意宰割生灵的一条血淋淋“红案”。欧洲哲学大师思想的沉重，实在不合多数美国学者的口味。他们摆脱了欧洲病，又往往乐观自信、进步新潮得令人生厌。我欣赏霍氏居中的平衡，觉得他的气质竟有些象中国当代学问大家朱光潜和钱锺书二先生。他的书没有《悲惨世界》的调调儿，却善于寓谐于庄，心与脑(情感与理智)搭配合适。进步时务求踏实得体，保守中又透出经典的威严。
　　《改革时代》导论中，霍氏首先说明，他的改革史是喜剧开场，正剧结尾。目的不在盖棺定性，而是要开一代研究风气，将史比新，改进史学方法论。他既要揭示美国三场改革运动的内在联系、矛盾冲突和周期反复规律，也将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尊重进步与保守双方的作用和功劳。为便于纵观全局，我试将他的五十年改革史用春秋笔法压缩成以下梗概。
　　公元一八九一年。在那昌明隆盛之邦，民主自由之族，车水马龙不夜城，温柔富足康乐乡。平地一声春雷，数百万农夫草民揭竿而起，高举“平民党”大旗，呐喊着要政府维护庄户利益，重税课征托拉斯，接管铁路航运银行电讯，打击圈地囤粮的恶霸奸商。其势如暴风骤雨，三年便夺得参众两院十多个席位，得票一百四十万。后同民主党联合竞选，公推平民首领布莱安议员去争总统宝座。吓得城里财主老板心惊肉跳，误以为是第二场独立革命已经打响，杰弗逊大人阴魂复归。一边却笑倒了纽约城里一位老辣世故的报社主笔，轻描淡写一段评论，劝众老爷放心：乡下并无革命党放枪，那是老农们开春时敲打破旧毡毯，劈哩啪啦，年年如此——内战后的绿票党、庄园运动和反垄断团体俱是他们起哄，不过今年声响最大而已。
　　农夫们年年翻晒的毡毯，指的是杰弗逊总统亲手制定的建国蓝图。这位民主革命伟大领袖，为使自己的人民免受欧洲腐败政治、罪恶都市的二茬苦和回头罪，抵制汉密尔顿的工商立国方案，当初曾苦心经营二十年，在中西部内陆地区建起一个小农庄和自耕农的庞大帝国。他企望，千百万自立自足、酷爱自由的诚朴庄稼汉，将一手扶犁、一手持枪，世世代代拱卫民主制，永葆美国革命江山不变色。历史十分无情。保守反动的工商主义居然全面复辟，代表起势不可挡的现代化潮流。而素以激进自居的乡村势力竟本能地反抗工业革命和都市化(urbanization)，在广阔农村发动了第一场改革运动——实在是黑白倒错，清官难断。
　　透过百年迷雾，霍夫斯塔特看出：汉密尔顿虽标榜强权和贵族政治，污蔑民众为“野兽”，他的工业化设想(一七九○年写成著名的信用、税收、银行和产业报告)却为美国现代化准备下强大功率的引擎。而杰弗逊以乡村包围城市，坚持民主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无意中为现代化设置了安全阀门，扼制了垄断资本的疯狂发展。自古希腊罗马起，文艺复兴大师，法国重农学派，英国湖畔诗人，无不以讴歌理想化的农夫牧童及其健康生活方式，来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邪恶与沉沦。杰弗逊在历代贵族绅士们咏哦的田园怀旧和梦幻之上，增加了天赋人权和民主理想，编织出一套迷人的“农业神话”(Agrarian　Myth)——它集中了有关农业和农夫的经济思想、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武装了民众，成为革命象征和政治家的标准语汇，循环在美国民族的血液里。
　　有个叫克莱弗柯尔的法国人，自愿参加美国革命战争，后定居乡间当起自由农夫。他写书赞美杰弗逊时代是“没有封建历史，也没有工业化现实；没有君主贵族教会的压迫，也没有产业阶级的街垒战——我们是天下最完美的社会”。天真而原始的完美不幸被历史车轮碾碎。自由农夫们因了工业和都市的发达，日益失却传统的自尊和社会中心位置。一面遭大亨富翁的盘剥压榨，另一面受知识分子和移民工匠的排挤侮慢。他们愤愤地抗议了几年，不想“城头变幻大王旗”，平民主义(Populism)的革命口号被保守派头子老罗斯福总统接了过去。转眼间城里也闹开改革党，人人戴起了“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银桃子——妈妈的。
　　进步改革若从一九○一年老罗斯福接替被刺杀的麦金莱总统算起，直到一九一九年威尔逊总统改革国际政治的国际联盟方案失败，气恼成病死去，前后共计十八年。此乃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重大广泛变革的时期，又是一场内容复杂、倾向多变的全社会改革壮举。
　　改革急先锋是新闻记者和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发起“黑幕揭发运动”，扫荡社会阴暗角落。斯蒂芬斯暴露《城市的耻辱》。塔贝尔追查《美孚发迹史》。诺里斯刻画吸食农夫血汗的《章鱼》。德莱塞为无数的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鸣冤诉苦。
　　德布斯和海伍德等工运领袖为千万产业工人争取劳动保护和工作限时权力。两代女权主义斗士(露西·斯东和伊丽莎白·斯坦腾)并肩作战，赢得妇女选举权(宪法第19条修正案)。简·亚当斯主持贫民救济院工作，吸引来大批慈善家、救世军和社会学专家，开展节育宣传及女工童工、残疾孤老的社会保护。名作家辛克莱在小说《屠场》里描写芝加哥肉食加工厂恶劣工作条件，原想宣传移民工人的悲惨境遇，启迪大老板的良知，却触动全民族肠胃紊乱，一致通过了联邦肉食包装法及食品、药品安全卫生法。
　　中下层人民出于道德正义感、救苦救难的自发义举，体现了改革运动的民主要求和慈软面。民众的强大压力(通过新闻媒介和亿万选票)推动改革政治家及其思想库加强“硬性”管理和科学决策，以医治众多弊病，修补破旧落后的国家机器，建立现代文明秩序。
　　学术领域，大量新进学说和思想的产生指导了改革进展。哲学家杜威阐发工具论，提倡灵活实用的理论实践。社会学家凡勃伦鼓吹技术工程人员掌权，讥讽资产者、有闲阶级的无能和寄生性。一代科学管理大师泰勒及其弟子领导了各大企业的革新改造。赫姆士大法官的能动法学思想，萨姆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尔德的新史学，以至贝拉米的社会福音论，都从不同角度促进了文化与意识的现代化趋势。
　　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改革政治家。上层领袖最著名的有老罗斯福、威尔逊总统和“人民法官”布兰代斯。中间一档可举出底特律市长品格利，克利夫兰市长强逊，以及杰出的威斯康星州长、进步党领袖拉法莱特。他们相继制订通过了大批改革法案。联邦级法案如反托拉斯法、资源保护法、累进所得税法、消费者保护法、联邦金融储备法，参议员直接民选权(宪法第17条修正案)，以及农夫们盼望良久的长期低息农业贷款制度。州市一级也普遍设立了保障公共福利和市政设施法令，还增加了关于直接预选、复决投票、罢免任官、巡查和惩治贪污舞弊的一系列法规。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进步改革的深入发展。威尔逊总统之死象征着改良哲学破产、进步派理想幻灭。二十年代的美国沉溺于纵欲享乐和歇斯底里。哈定政府纵容垄断资本抬头，借“战后正常化”之名向进步知识界反攻倒算。官方大举镇压反战反帝舆论，掀起逮捕驱逐革命人士的“红色恐慌”。民间宗教复辟，三K党肆虐，大城市里排外排犹，私刑凌迟黑人——史学家称这股恶浪为“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指乡村、外省落后愚昧意识同宗教狂热和保守政治结合，生成一种反对科学和进步，关门排外，自命为国粹和民族根本利益捍卫者的文化思潮。
　　基要主义者也喊“改革”，并导演了二十年代历史倒退的三出重大丑剧。其一是压迫政府通过“禁酒法案”(宪法第18条修正案，一九二○年实施，后遭反对而作废)，全面杜绝麻醉性饮料产销及因此造成的“道德精神败坏”。反酗酒运动的英雄是一个叫佳丽·奈欣的文盲悍妇。她手提木棒，率大群主妇四出袭击酒店酒吧，赶走乐在其中的时髦男女，因而被保守势力封作圣女贞德。其二是震撼朝野的“司各普斯审判”。一九二五年，前平民党首领布莱安议员出于基要主义义愤，亲自出任起诉律师，出庭指控田纳西州一个讲授猴子变人进化论的中学教员司各普斯，罪名是他胆敢抵触圣经、糟蹋上帝形象。结果引起知识界公愤，推举名律师达罗为被告辩护，一举击败老朽布莱安，救出猿猴先生(布氏羞怒交加，一病致死)。其三是种族诬陷事件“萨柯——凡塞蒂案”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争夺多年之后，于一九二九年最终判决，将两个无辜的意大利移民工人当红党处极刑坐电椅，还逮捕了大批抗议示威的作家和文化人。
　　反动政治倒行逆施和垄断资本为所欲为，引发了以纽约股票市场崩溃为起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爆发。美国成为三十年代西方各国中挨打最重的危机中心。一九三二年，工业产值和国民收入跌回到一九一三年水平。企业纷纷破产，银行成批倒闭。失业总人数达一千六百万，中下阶级状况急骤恶化。知识界集体向左转，阶级搏斗和暴力革命迫在眉睫。
　　罗斯福总统受命于危难之时，一肩挑起了振兴资本主义经济、瓦解革命运动、抵制法西斯倾向、拯救美国民主的四项重任。他为期八年的新政改革既继承了进步主义未竟之业，又大大超越了历次改革的局限。这位现代史上最了不起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总统在哈佛读书时成绩太次，我以为他比老罗略逊于此)，碰到的风险之大、难题之多、局势之乱，是历代改革家难以想象的。也正因为人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病马医是死，不医也是个死，罗斯福得以放开手脚，左右开弓，软硬兼施，坚决而大胆地随机应变，尝试一切可行方案。结果他成功地避免了流血革命，将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引向国家资本主义和福利社会，并扶持民主势力压制住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这场和平革命和机会主义改革，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主动学习借鉴社会主义思想(集中计划经济，政府强制调节金融与生产，以重税剥夺大企业和富翁)，运用凯恩斯学说(赤字预算、刺激发展、大规模政府救济和社会福利投资)，变阶级对抗为劳资合法谈判、政府监督执，行等一系列先例，在对立的思想体系和两极发展模式之间硬是闯出了一条新路。
　　霍夫斯塔特关于美国改革时代的回顾到此结束。此后便是我们熟悉的麦卡锡反共反民主逆流(霍氏以反智主义和政治偏执狂为题另作了分析)。他没有能够评价肯尼迪“伟大社会”改革，也来不及指点里根的保守主义改革。然而他的《改革时代》留下了深入研究的契机和命题。
　　现代化改革：三个矛盾命题
　　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学术界开始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图式的模拟研究。经济学家格森克隆提出“技术转让”原则，鼓励不发达国家借用先进技术、资金和外来经验，迅速推进本国工业化。社会学家W·J·列文比较了现代化与非现代化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建议后进者在几个方面迎头赶上：高度专业化分工，精密科层组织，核子家庭和非自足性社会群体，感情中立的社会关系，分散而非专制的权力结构，发达的交换媒介与交换市场，等等。
　　与之并行的美国式现代化试验，在亚洲国家开展得却不顺利。接受美援和和平队专家指导较多的南朝鲜、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改革艰难，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伊朗改革触发宗教革命的严重倒退，敦促美国学者日益关注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受挫现象”(breakdowns)。
　　现代化受挫理论研究，近年来在亚洲不少国家都有进展。其中领先的日本学者富永健一，便吸收改造了美国人的部分成果，提出了如下三个命题——
　　一、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唯有靠杰出的改革政治家主持中央政府，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条件下自上而下地逐步推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制止了分裂和内战。而辛亥革命后中国军阀混战，无从改革。二、亚洲国家引入异质、外来的工业文明，难以为国民和传统所容，因此必得全力造成强大的改革承担者集团(工程师、实业家、熟练技工、各类专业人员)及相应的购买市场，以支持政府的改革政纲。三、逐步克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二重对立结构，缓解乡村保守意识与都市西化倾向的冲突，最终溶二为一，稳定发展(富永认为，以农民为基础的日本陆军充当法西斯支柱，导致军国主义上台和战争失败，战后才消除了对立结构——富永观点见于日本《思想》杂志一九八五年四月号)。
　　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早在二十年前就分析了美国现代化改革的一系列矛盾对立、转化规律，并从政治、文化和哲理三个角度研究了改革受挫问题。我将他的思想归纳转述，同富永意见相对照，得出这样三个命题：
　　一、政治命题：激进与保守。
　　美国三场改革运动(分别被美西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打断)基本是在和平条件下展开，或以和平改良避免了内乱危险，均稳健有效地改进和延续了资本主义制度，堪称不可多得的成功改革先例，值得称道。霍氏肯定了改革的成绩，却又不放过美国改革家们的自相矛盾和混乱可笑(说他们被逼造反，三心二意，投机取巧，弄假成真，一改再改不可自止)。同时他又抱怨美国自由派民主势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压制了真正有力度、有深度的保守主义批评——他便承当自由派学术界的自我批判任务，对激进与保守两大政治思想潮流作出公平评价，检讨它们作用于美国改革的交叉影响。
　　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体系植根于本土的“清教－扬基－中产阶级”传统利益和文化结构。它坚持国家政权应由殷实古老家族的绅士君子式领袖人物执掌(The　old，good　American　stock　should　rule)。其政治理想是以道德良知治国，发展经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强调人性净化和社会合理秩序。激进改革思潮则以广大移民(一八九○至一九二○年新移民浪潮带来二千万外来人口，集聚工业都市)和新进知识界为靠山，要求机会均等和广泛民主，造成改革舆论压力。这两股政治势力交替统治，互为补充并相对平衡，乃是美国现代化得以顺利发展的关键秘诀。
　　霍氏认为，无论软硬左右，改革政治的行为准则是顺应时势，以法律为界。凡推动进步又维系了安定局面的便属成功。老罗斯福出身银行世家，历任警察局长、骑兵上校和铁腕纽约州长，当了总统仍挥舞大棒、力主“将激进主义置于明智的保守统治之下”。但他精于“公平施政”，偶尔也会用“胡萝卜”拉拢人心，不愧为保守改革的典范。威尔逊乃理想型书生(政治学教授兼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他的“新自由”政纲以高压手段扼制工商巨头，用低税和贷款扶助基层发展，由下而上地解放民众创造力与积极性。可惜他的十四点国际和平方案流于乌托邦(劝列强放下屠刀，吃斋念佛)。国际联盟设想失败，他含恨死去，却不失为激进改革家中的先驱(二次大战后联合国的建立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第二位罗斯福总统最令人叫绝。霍氏举他为激进与保守混合平衡型改革大师。右派骂他是化装的共党和违宪专制暴君(一九三二年上台后赶制七十项改革法案，最高法院作梗刁难，老罗便伺机换下九大法官中的六位，塞进自己的亲信)。左派也痛恨这个“华尔街工具兼准社会主义者”，因为罗斯福后来居上，窃取挖空了他们的激进纲领(其中有美共竞选口号，唐森神父的社会救济方案，及老罗的最强硬对手朗格州长的财富分享、银行国有化方案)。罗斯福毫不隐瞒，公开说他以激进对付激进，目的是保守资本主义香火不断。
　　改革政治虽然余地宽大，任君周旋，仍有它自己不可逾越的危险界限。哈定总统昏聩无能，放任司法部长帕尔玛大肆迫害进步人士(一九一九年“帕尔玛袭击”)，致使改革受挫。一九三二年革命运动高涨，胡佛总统临危张惶，派麦克阿瑟将军镇压退伍军人请愿团，扫荡国会山下难民营地，险些激起人民暴动(幸亏麦克对参战老兵有怜恤之心，未下毒手)。这两起事件趋于反动，已走向改革反面，因被后来的总统们引以为戒。但也有例外，如一九五七年艾森豪威尔总统铤而走险，派精锐伞兵强行包围阿肯色州小石城市立中学，弹压反动州长及当地种族狂热分子的示威，护送黑人孩子每日正常上学——没有亮起红灯警号，却换来举国支持叫好。可见改革政治的行为准则值得仔细研究，中国的李向南和乔厂长们该读些外国改革史。
　　二、文化命题：料学与反智。
　　富永的二重对立结构说，从文化角度看，讲的是本土文化传统冲突于都市西化倾向。霍氏讨论这对矛盾时，采用了“中产知识阶级”与“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这一对矛盾概念。实际上都在谈现代化受挫的文化根源及社会结构。
　　中产知识阶级是美国现代化改革的中流砥柱和脊梁骨。据霍氏统计，一八七○至一九一○的四十年间，美国专业化教育迅速发达，知识分子队伍膨胀八倍，达五百六十万之众，超过了包括农工在内的劳工阶级生长速度(三倍)。这一新阶级(若包括家属子女可达一千五百万，约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一)的成员思想开明，经济自足，富于改革精神。他们靠专业技能博得社会尊重，又独立于垄断资本的影响之外，因能发挥重大作用。
　　中产知识阶级的改革作用，上达政府及其智囊团(威尔逊和两位罗斯福都是研究院出身，著书累累)，下及基层自发的改革运动。它的社会结构优势在于：拦腰阻断贫富对立的金字塔，造成两头尖、中间大的平衡态势。政治上它成为强大稳定的缓冲阶层，迅速吸收革命冲动，变其为建设性和妥协性改革能量，减少了震动与破坏。
　　西方社会学家非常重视中产知识阶级的作用。美国人曾在南朝鲜实验过人工制造中产集团，可那毕竟是小国经验，而且没有根本改变政局不稳问题。
　　科技进步、工业文明发达、知识阶级地位上升，自然会引起传统与现代化的文化冲突。霍氏提出反智主义问题，即针对美国历史背景下生成的一种宽大而模糊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态度——它反对智性和理性，怀疑或憎恨知识界及其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美国的反智主义者，特征是有些常识(intelligence)，却缺乏智性(intellect，霍氏认为智性带有自娱性和虔诚性。它不象常识那样强调实利，而有忘我追求真理的使命感)。反智主义者中间有富兰克林这种发明家。有布莱安之类热衷于宗教仁爱和社会改革的糊涂善人。也有麦卡锡这样丧心病狂的政客。反智主义平时无害，常做好事。一旦被激怒，又同保守政治和盲从民众相汇集，则可能变成破坏性极大的反改革逆流，几乎无法控制(伊朗教徒锁闭放映黄色电影的娱乐场，扔燃烧弹活活烧死观众，便是一例；我国“红卫兵”破“四旧”，是否也有“反智”倾向)。关于反智主义的研究，中国学者中起步较早的是余英时先生(见《历史与思想》中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日本人稀里糊涂地度过了二重对立结构的危险期(因战败、军管和美式宪法)，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实在理论。说到底，反智主义思潮是消灭不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并克服它的阻力，使之难以加害于现代化进程，同时减轻外来文明对传统的破坏。
　　三、哲理命题：道德与理性
　　霍氏《反智主义》一书在美国学术界反应热烈，意见不一。他的学生C·赖西提出，知识分子中也存在反智主义。不仅有激进与保守之争，更有科技专家同人文学者间的世界观差异。这就导出哲理角度对改革和现代化的评价命题——如何把握人文主义道德理性与科技主义“功能理性”(functional　reason)的比例关系。
　　反智主义能引发现代化初级阶段的潜伏文化危机。功能理性和科技至上的恶性统治也会造成现代社会的畸变和机制断裂。美国改革史上，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发生文化与道德传统的严重断裂，与当时的科技专家偏激决策(胡佛总统是著名的工程师和管理行家)有关。后果是社会道德颓废，人文理想衰落。霍氏虽没直接研究经济与科技发展对于人类道德理性的冲击(爱因斯坦最先于五十年代代表科技界反省)，但他已提出理性与道德相互制约，以保障现代社会平衡进步的观点。他认为，道德绝对主义不可取。早期改革政治家中因此犯错误的人不少(如威尔逊和布莱安)。垄断资本不讲道德，偏重效率和管理，却有推进历史的功劳。《改革时代》结尾，霍氏向读者推荐保守思想家马修·阿诺德对美国改革的批判，并号召知识界继承这一未竟事业，在现代化进入高级阶段后保持清醒头脑，施行冷峻的文化保守主义批判——这根接力棒已被丹尼尔·贝尔等人接过八十年代起跑线，但永远不会有终点。
　　中国人研究现代化理论或受挫现象，最终还必须回到中国的改革，回到鲁迅先生的思想上来。五十年前，先生笔下的改革英雄阿Q即已出世。据先生说，Q爷改革也出于无奈。某日受了气，喝过些黄酒，在未庄土谷祠中梦见白衣白甲改革党唤他同去。醒来便得意，唱“手执钢鞭”，一步三晃，进而想到秀才娘子宁式床及吴妈的大脚。改革不顺，依旧挨打受骂，便说儿子打老子。直到改革失败，绑赴刑场，才发现砍头已改了枪崩，却死也不晓得要总结历史经验，只留下一声撕裂肝肺的吼，“二十年后”……中国改革如今又起，大家下决心要成功。这回实不能再败。必须突破Q型改革模式。变悲剧为喜剧，以慰鲁迅在天之灵。
　　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于北京
　　(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from　Bryan　to　F.D.R.，Random　House，NY，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