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记忆和心灵

　　一九八八年的一天，雅克·德里达接到了一个约稿电话，内容如下：
　　你好，德里达先生，我是默里泽欧·法勒里斯。我代表意大利《诗学》杂志给您打电话想请您写篇文章。您是否有兴趣简要地、用两个词回答“什么是诗”这个问题？您的回答将以卷首语形式刊登出来。我们的杂志每期都有卷首语和对卷首语的简评。因此，按常规，也将有人简评您的阐述。但是，我不能告诉您评论者是谁。这是我们的规定。您同意吗？
　　德里达接受了这一命题作文，写下了《何谓诗》这篇短文。
　　这次约稿的惊人之处是他们要求德里达用两个词来回答何谓诗。为什么要提出两个词这个限制条件？“谁竟敢这样要求我？”德里达本人也感到奇怪。
　　仔细一想，这个限制条件正是对德里达哲学思想和写作风格的挑战。自从一九六二年他为自己的译著《几何学原理》(哈萨尔著)写了长篇前言并发表后——这篇前言标志着他思想家生涯的开始——他一直在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哲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是本体论。因此，他自己从未提出过像“什么是诗”，“什么是文学”这样的本体论问题。阐述这样的问题容易使诗和文学成为概念，而西方哲学的概念及其体系正是他所一直在解构的。
　　现在，命题者坚持要德里达用两个词回答“什么是诗”这个问题。德里达被逼入一个困难的境地。佩吉·卡姆福，《德里达文集》的主编，从这篇短文中读出了一个陷入困境的人的情感。她评论说：“‘str’这个音在通篇文章中很突出。它是被困惑者在压抑中发出的声音。”
　　然而，德里达接受了这个挑战。他用两个词回答了“什么是诗”这个问题。他说：“开宗明义，用两个词，以便不忘记。”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德里达认为记忆同诗相关主要基于两点。首先，记忆同诗的精练相关。他说：“无论诗歌的目的是什么，涵盖范围有多大，都必须简短、洗练。”德里达的这个观点同我们读诗的经验一致。在一首诗中最富有诗意的句子往往最容易记住。
　　其次，记忆同诗相关是因为诗是诗人架起的彩虹，它把诗人面对着的事物和他记忆中的某种事物、某种经历、某种情感、某种思考联接起来。另外，诗引导读者唤醒往事。在这一点上，德里达的想法同海德格尔的一致。海德格尔认为，诗歌艺术本质上讲同记忆相关。诗使忘记的东西重新回到脑海。在记忆结构中，所记住的是“有限的、有选择的、已知的、属于一定的模式范围。同所记住的相比，所忘记的则量更大、种类更多、内容更丰富”，是记忆结构中的一个巨大的基座。所记住和所忘记的都是诗人创作的源泉，也是读者领会诗意的源泉。凭借这个源泉诗人和读者扩展诗的蕴涵。
　　而心灵，德里达指的是“记在心中”的心。诗为心声；心是诗的庇护所。德里达解释说：“诗融入记忆，记忆和心合二为一。诗哺育心灵，丰富心灵。”诗人雪莱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诗唤醒人心并且扩大人心的领域，使它成为能够容纳许多未被理解的思想的渊薮。”
　　用心写一首诗，你“使自己融入诗中”。你的“诗就是你”。读一首诗，你敞开你的心扉。诗沁进你的心灵。诗发自诗人的内心进入读者的内心。这样，“用心记住的梦想在你心中升起；心的指令在心中流过”。诗同心的需要和向往一致。基于这一点，用心创作出的诗歌里总有你所需要和所向往的，尽管心的需要和向往总是在变化。这就是诗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
　　德里达认为诗的节奏源于心的节奏。他写道：“你的心在跳动；这种跳动产生出节奏和韵律。在语言符号中，诗将心所知、心所记的意义和字母融合在一起，而韵律则划出时间的间隔。”以诗人的心跳为节奏的诗可以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很久以前的诗依然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共鸣，我们永远无法穷尽诗的意义。
　　诗本身是意义的种子。它借助人心灵和记忆的沃土不断长出思想和情感的花朵。关于诗的这一特性，德里达阐述如下：
　　从现在起，你可以把诗称为具有奇特特征的某种激情。这种激情不断弥散。每一次都超越理性、超越人、超越驯化的人类。诗是被改造过的动物，将目标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总而言之，诗质朴无华、接近泥土、本色谦卑。……夸张地讲诗是刺猬。这个不显老的瞎子虽然看不见但听见死亡到来时就把刺竖起来。
　　德里达所说的“激情不断弥散”不仅指诗的感染力而且表明诗具有意义的多样性。种子般的诗意是零碎的、多层次的、可以弥散的、无法集成和穷尽的。一首真正的诗歌具有意义自生的内在力量。读者每一次阅读都有可能领悟出新意。诗的意义又包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种神秘是诗的吸引力之一。
　　从本质上讲，作诗不同于做桌子或作画。作诗需要精心地遣词用字，需要润色，但这些都同诗的本质无关。仅凭诗人的意志和作诗的技巧写不出真正的诗。我们从许多诗中读出了华而不实、雕琢堆砌以及诗人和读者的距离。这些都是“作诗”的痕迹。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假诗。古今中外假诗有很多。刘半农曾激愤地指出：“现在已成假诗世界”，“作假诗的大约占百分之九十八”。德里达认为，诗不是诗人的目标而是诗人的心和记忆，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是诗人自己。德里达说道：
　　诗是裂开的、无声的伤口；然而又不完全是伤口。你可以称诗为无声的符咒，从诗人心灵的裂口流出来，流入你的心，你用心记住。如果诗是这样，那么，诗不必刻意地去制作，一个不谙诗歌，不懂诗歌创作的人可以在清醒的悲怆中使诗浑然而成、无为而就。
　　德里达这段话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诗是自然的。在论及文学作品的这个特性时，中国作家贾平凹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以用来诠释德里达的诗论。贾平凹说，伟大的文学作品“如冬雪夏雷”。冬雪夏雷是自然而又平常的。但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冬雪的力量，它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使万里山河一片银装；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夏雷的震撼，它惊天动地。诗是诗人从记忆和心灵中流出来的冬雪夏雷。决定诗歌诗意的是自然的心和记忆的激情而非技巧。
　　德里达对自己关于诗的阐述很满意。他喜不自禁地写道：“这不已经是诗了吗？”他的阐述本身是诗文而不是传统的概念性定义。他之所以摒弃传统的概念定义主要原因是他相信语言具有不确定性，西方的本体论或者说整个形而上学体系从本质上讲是靠不住的。用语言给一个事物下定义需要语言具有可靠性。但是，德里达认为语言不可靠，具有不确定性。他的这个观点主要源于尼采。德里达在《系词补遗：语言学之前的哲学》一文中引用了尼采对语言的阐述：
　　何谓文字？文字是声音刺激神经的表现。从刺激神经的声音中推论出外在的原因已经是错误地不合理地运用了因果律。……我们怎么敢说：这块石头是硬的；仿佛“硬”这个词不可以指代其他意义；不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刺激物。我们把事物分为阴性和阳性。我们指定“树”为阳性，“植物”为阴性。这是多么主观武断的隐喻！这已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确定性原则！
尼采这里所说的把“树”指定为阳性，把“植物”指定为阴性是指在西方的一些语言中(如法语、德语)名词分为阳性名词和阴性名词。如果西方的哲学概念，或者说西方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整个体系都建筑在主观隐喻和想像的基础上，那么，尼采认为“逻辑是被语言束缚着的奴隶”，“真理是哲学的幻影”。尼采的这些关于语言、逻辑、哲学的观点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西方的形而上学体系符合语言符号的规则，但这个语言符号体系是主观武断的。如果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主观武断的语言符号体系上，那么，解构这一体系就不仅是必要的、合理的、具有启发性的，而且具有革命的意义。因此，用传统方法阐述诸如“何谓诗”这样的本体论问题只不过增添了一篇符合主观语言符号规则的文章。自然，德里达不会沿袭西方诗学的传统定义方法，否则，就是对他的解构主义的讽刺和否定。
　　德里达的诗学观点同中国的传统诗学有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德里达的观点同中国诗学的“诗言志”、“诗缘情”相似。诗为心声，“诗缘情而绮靡”。(陆机：《左传正义》)诗抒发作者的内心情感和志向。诗从心里流淌出来。诗的美或“绮靡”在于情。而情和志属于心灵和记忆。
　　其次，德里达承袭了尼采关于语言的不充分性和不确定性的观点。关于语言的不充分性这个特点中国儒道两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论述。《周易·系辞上传》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谈话：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孔子认为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人的思想情感，所以，人需要用意象来曲尽其意，用卦象来竭尽自然万物变化的情态。《庄子·秋水》也有一段论及言不尽意这一点：“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之者，物之精也。”
　　德里达在《何谓诗》这篇短文中所创造的刺猬意象——在危险来临时，它蜷缩成一个球儿，刺毛直立，停在路中间——就是用来帮助说明他的思想。刺猬的刺毛指向外，但它的根则在其内；诗的激情流露出来，但诗意的源泉则在诗人和读者的心中和记忆中。
　　德里达在“何谓诗”一文中主要讲的实际上是何谓诗意。诗意是领悟性的。在强调诗的领悟性这一点上，德里达的诗学和中国传统诗学也相似。西方传统诗学倾向定义的客观性、逻辑性、精确性和规范性，强调用“准确”的、类似数学的语言界定概念，构建理论体系。然而，对诗而言，精确也许就是不精确。中国传统诗学同西方诗学不同；它更注重诗的主观性、直觉性、情感性和神会感悟。中国古典诗歌理论著名的“滋味说”、“韵味说”都反映了传统诗学强调主观性和直觉性。诗人要写出、读者要读出“真味”、“趣味”、“风味”和“余味”。刘勰所讲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则强调的是诗的情感性和神会感悟。德里达所说的“诗是一个把自己蜷缩起来的球”也是在讲同一个道理：诗意无法用语言“精确”地分解。他在《何谓诗》这篇短文的最后写道：“‘何谓……’哀叹诗的消失——又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也就是说用西方传统的方法，用纯概念解释何谓诗的时候，诗意就消失了。他无论如何不能写出一篇类似他一直在解构的那种文章。因此，他选择了记忆和心灵这两个词来阐述何谓诗意。
　　(Derrida，Jacques，Che Cos'è La Poesia，Trans.Peggy Kamuf，In A Derrida Reader：Between the Blinds，Ed.Peggy Kamuf，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