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安康和汉水的上游

　　我去安康和汉水上游是想寻找一种自己从未有过的经历。城市生活的空间常常使人忘却，水泥钢筋淹没了人们最初对水、土地和山林的敬畏之感。正是基于对生命根基处的珍视和寻找的冲动，我们开始了在汉水上的漫步。在江岸上迎着大风行走是何等地富有“英雄气概”。一个真正的诗人或画家，内心里拥有了与诗与画，与真正底层生活的息息相通，他写不写诗、作不作画，对他个人来讲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
　　有朝一日，历史将会摒弃那些大小事件的介入，回到陕南和汉水上游这个巨大的断裂处：这里有关隘、通道、灌溉等等称得上构成“缓坡历史”的基本内容；知识的历史将关注这些在它的视野中决绝的逃亡者；它还将发现真正值得尊重，并应当走进历史的不是那些个寄生在自己躯体上的“精英”，而是那些逃避知识监视，在权力的眼睛无法到达的地方隐姓埋名的反叛者和抗议者；这些由无数逃脱权力——知识监视的人们组成的巨大而又沉默的底基对知识构成了终极意义上的抗拒，远比那些在知识圈子之内，实施抗议的行为要来得纯粹得多；他们并没有采取反叛的姿势，却成全了最深刻、最壮丽的反叛。在陕南就是这样，自明朝以来它就被人们称为“巴山老林”，它就成了逃避权力注目、知识监视的一个避难场所。由于地理、交通的缘故，也由于权力迫害和意识到知识监视的残酷性，因而藏匿于山林之中，从文明和知识的视野当中消失，便成了中国当时最有头脑，最有思想和骨气的有识之士心中的念想。试想，主动地选择四省交汇的深山野洼，不仅自己而且后代也将长期地像动物一样地生存，逐渐在内心里忘掉自己的来路和拥有的知识，让知识这个被称作“金科玉律”的东西在自己身上像是从来不曾有过似的。这样的选择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
　　放弃知识，首先是放弃了由知识设定的特权、等级和尊卑，同时，也将知识视为权力的工具加以拒绝。十九世纪西方社会通过本瑟姆的《圆形监狱》，才获得了将空间变成政治监视场所的系统观念：“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的公式，通过‘照明’来实现压制。在圆形监狱中，有一种形式与城堡很接近——由围墙环绕的塔楼——用它来实现清晰的视觉”，“在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见，事物得到了解”(福柯语)。然而，在中国情况则不同了。自秦以来，实施的户籍制远比“圆形监狱”里的视觉要深广得多。它一开始就获得了监视的高级形式，即人的自我监视，而不仅仅局限在有形的空间范围之内。人最终无法逃脱自己，因而自监无时无地都存在着，却又表现得像根本不曾存在那样。它根本不需要在地面上构筑有形的东西，只需知识，并使每个人确信这是他们自愿的，是发自内心的渴望。最高级的监视便是借助知识来完成的没有形式的形式。它让犯罪的念头，抗拒的想法，在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在个体的身上自生自灭了；与此同时，它让伪反抗，假抗拒得以在知识的历史和思想史中存留下来，成为权力机制与中心虚假的反面，真正的共谋。
　　安康和汉水上游的“巴山老林”，从来不曾作为官方的文学和思想史当中存在发展的脉络与线索。它拒绝由权力的大手操纵的任何书写，但是，在镇压的历史和钦定的历史中，自明代以来，这里的棚民、山民和四方汇聚的游民，就已经在这里建立起了中国西部最大的反抗残暴统治的据点。如果知识的自律能够在这里看见曾经作为权力和压迫工具的知识的存在，它就能够从这里重新开始，从这些久居山林，因近亲繁殖所造成的痴愚、呆滞的抗议者的后代身上重新开始，担当保护个体生存权利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所谓的文学与艺术，所谓的知识，也将长久地存在着多重的可疑。
　　安康和汉水上游并不存在由“精英”文化设定的“群众”。它比“群众”更加边缘化。它是被忽视、排斥和根除掉的那一部分。这里曾经拒绝了思想和知识，却产生了超越等极、权力的知识和极为朴素的思想。没有人能凌驾于安康和汉水上游之上，真正占据这块地域和精神空间的是这里的每个人，是大家。这里的民谣、俚语是没有作者的；即使有也只是一种集体的创造。人们是以家庭为单位而生活栖居，每一个家庭却相互间照应着；泥土在汉水上游人家的墙壁和炕沿上堆积，这些泥巴与肮脏没有丝毫的联系，正相反，它们显得光滑而又干净，映照着太阳的光辉。那些由一块块石板搭在一起构成的屋顶下面，会使人惊奇地发现生活竟然可以如此地简单。确确实实作为居所或房子，它们都缺少由金钱代表的那一部分财富，然而，这房子里不乏真正维系生活的心劲。也正是在这里，美或者疼痛、或者关爱，才取得了直截了当的方式。没有必要在解释和表达上绕许多圈子；痛苦就是痛苦，它在肉身的感觉里是那样的刻骨铭心。重要的是肉体和神经器官对疼痛的感受所给予的保留，这些才是永久的。古典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倒像是文化知识所耍的花招。也许在汉水上游对疼痛的记忆里，仅仅只是一两个简单的手势已经足矣。
　　安康和汉水上游曾经在另一种解释体系里存在着。这里本身也富含着另一类知识，它们源自田野和山林之中经年的劳作和积累，而不是等级森严的学院和知识研究机构的大楼。由劳动产生并且与劳动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首先尊重、保护了哪怕是极其弱小的劳动主体。不会有对知识主体的身份确认，也没有由此引起的知识的霸权。在物质匮乏，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是生命最深处需要存活的本质力量，在平等合作的前提下纠合在一起，形成了更为巨大旺盛的力量。由此产生的知识与知识的主体，首先必须对生命的存活负责。在田野和山林之中产生的知识无需经过“统治的管道”过滤。它们在田野和山林中间获得，又回到田野和山林中去，知识在此才标明了它的拥有者在劳动之中的位置；劳动者在田野和山林中的位置，便是知识存在，知识拥有者的位置。知识不构成社会生活等级秩序的维系，不与权力发生互惠关系。
　　在我们称作“文明”以外的广阔精神空间里，安康和汉水上游曾经长时间地保持着自己拥有的知识的自律性，知识、生活、劳动、情感和精神领域之间的平衡得以长久地持存。安康和汉水上游是作为效益价值、功利价值的反面，消解了这些价值赖以生存的评估系统所利用的知识。在这里这些局部的特征标明了一种自律的、非中心化的知识生产，其有效性并不需要既定思想体制的首肯。知识的拥有者不再像货币的拥有者那样，将其投放出去，产生无限繁殖的恶果。同时，知识有可能也不再受权力和金钱的指使，而代表着生活的慰藉，生命的慰藉和精神的慰藉。
　　从秦岭的高处往下看，汉水在陕西南部流过的地方组成了一条漫长曲折的水上道路。水头的人们与水尾的人们由水连结着，并且在流经对方家门口的时候彼此打着招呼。汉水是何时开始流经陕西的，这里最早的居民是谁？我们都不知道。用文字记录历史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丢失的过程。文字能够保留的东西，往往比它所丢失的东西要多得多。安康和汉水上游就是被文字和历史所埋葬的一处地方，它现在只剩下一条你能看见的水上通道了。你可以跟随，也可以继续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