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敦煌研究的接力

　　正如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一样，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课题也是需要许多人，甚至是一代一代人的接力，才能取得成果。最近读到高嵩所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使我联想到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对“P，2555号”敦煌残卷的研究，也正是一场学术上的接力。这份从一九○八年起，就沉埋于巴黎图书馆达七十余年之久的唐诗残卷，据我所知在我国迄今已经有三人正式作过研究。解放前，王有三先生从法国将它手抄回国，进行加工整理，可惜没有完竣。尔后，舒学同志在王先生原来录文的基础上，又据北京图书馆所藏照片作了一次校对整理，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舒稿留给读者的印象是：进一步整理这份残卷的困难，与其说在文学方面，毋宁说在唐代西陲史地方面。谁要把这份工作接续下去，就必须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否则难于有所推进。
　　银川业余研究唐代文学的高嵩同志从一九七八年十月就开始研究了这份残卷。他除了翻检史志外，一九八○年夏季曾亲赴甘肃、青海考察。一九八一年二月，他又赴北京图书馆核对残卷照片，终于写成这本《考释》。此书共八万字，除了史实考略、地名考略、字句补正、作品系年等章节外，还对残卷中七十二首唐诗作了通释，并对它的文学价值作了品评。
　　据作者的考释，这份卷子中的七十二首唐诗，原来主要是唐德宗建中年间，河西重镇张掖、敦煌陷于吐善后，被蕃军解往青海湖东侧湟水中段临蕃一带监禁的两位唐俘的囚诗。作者之一佚名氏解自敦煌，另一位马云奇解自张掖。他们诗中所提到的地名，据《考释》考证：墨离海即今之苏干诺尔湖，为敦煌南下柴达木必经之地：淡河即今甘肃民乐县之“大河”；灌水即今张掖西南祁连山中之梨园河；龙塠(堆)在中唐时期，可以特指连及敦煌流沙的白龙堆沙漠；临蕃遗址在今青海省湟中县湟水北岸多巴镇与西纳川(或刺撒水)之间，系承袭临羌新县旧址而建。……对于同两个唐诗作者行程有关而诗中并未提及的地名，作者也谈了个人意见。他根据敦煌变文资料，认为：今蒙语盐泽为柴达木，吐谷浑人用鲜卑语称作西同(读作“栖洞”)；布尔汗布达山，则称作把险林(读作“薄罕岭”)。……在史实方面，作者对《元和志》记载张掖“永泰二年陷于西蕃”的话作了驳正，提出“甘州与沙州同年(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陷于土蕃”之说；又据佚名氏《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提出中唐时期寿昌县在省入敦煌后，其县城曾经充作郡城的见解。
　　经过作者的这一番考释，所谓“P，2555号”残卷，应当说是可以大体读通了。其中七十二首不见于《全唐诗》的作品，由于比较充分地焕发出它们的性灵，开始使它们恢复了血色的红润。
　　当然，这项工作，研究起来难度较大，不论谁在解破一连串历史之谜的同时都难免产生一些错误的见解。这是正常的，学术研究就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比如该书第一页诗题《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的诗题，究应如何断读？不只一位同志认为应作：“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早起)发(出发)马圈之作”。我则认为高嵩同志对此诗题作这样理解是妥当的：“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如把它理解为“入退浑国”“朝发马圈”是不妥的。其理由简述如下：1.中唐时期，敦煌郡城的眉睫之下，焉能容许一个“退浑国”存在？2.退浑自西魏逐走其首领慕利延，初唐李靖击平其陇右根据地之后，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中唐以后，连柴达木盆地至青海湖一带都已经没有退浑国，而在敦煌附近，怎么会有退浑国呢？3.隋唐以前，河西走廊及青海湖地区汉族政权还未建立，退浑人完全可能从柴达木一带北出当金山口，游牧到今之巴里坤一带。他们在今日敦煌西南最富庶的一带地方落帐——这正是诗中所写的地方——从而自称或被称作“退浑”。古代游牧部落，以部落名称给占领地命名者不乏其例，如燕然、柔然、敕勒等等。这些部落走后，地名依然存在，汉人也照旧称呼。中国唐代的敦煌附近出现“退浑”这样的地名，跟鄜州出现“羌村”一样，全系民族史上的遗痕。4.“朝发马圈”四字与正文联系起来，显然矛盾。正文里明明是“朝行过马圈”，而不是“朝发自马圈”。人与马圈的关系，只是行而过之，并非宿而发之，甚明。可见“发”应与“马圈”连读。而“发马圈”三字恰恰可以说明唐代边陲往内地转输良马，乃有其专门机构。而敦煌地区又正是著名的党河马之产地，设“发马圈”诚有缘由。
　　我之所以在这里用较多篇幅参加一点个人意见，目的是引起跑第四棒的接力者的兴趣。听说日本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我就不信。其实研究敦煌，近似研究京剧，归根到底还得靠我们自己。就以这份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来说，它泊居西欧七十余载，并未见哪个外国人提出过决定性的研究成果，倒是三个中国人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接力，逐步拓深了人们对它的认识与思考。可见敦煌学的基地终归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该有这个自信。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高嵩著，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一版，0.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