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皮毛理论”与知识分子

　　在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们的记忆中，恐怕没有哪家的知识分子理论在流传之广泛上能与“皮与毛”的理论相匹敌。简言之，这一理论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只是一个阶层，在进入社会实践中它必须也必然象“毛”一样，要依附到某张“皮”——阶级之上，或是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
　　“皮与毛”的理论是有其依据的，但仅其形式和推行方式就有足够的象征意义。一个阶层没有能力和胆识去认识自身，去获得一种觉悟，该阶层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要由掌权者告知，这是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因此，皮与毛理论的盛行，标志着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属性。
　　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无条件地接受了既存的信仰和信念。而近代社会的巨变迫使人们扔掉以往加在他们身上的标签，重新思索“我是谁”。又因为没有孤立于社会生活和群体之外的个人，因而认识自我的过程总是加入到集团自我解释的过程中。而“社会集团自我解释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意识的进化。一个社会集团通过自我解释为自己这一集团在社会上定位，并通过对其他集团强行施加的某种解释为其他人定位。只是这种“解释”随时代发展不断演进。
　　在近代社会中，第一个完成这种“解释”的是“阶级的学说”，可简称阶级社会学，它认为在每个既存社会秩序的获得和每个历史巨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向是阶级间的抗衡与转化。一时间，阶级社会学以神、理性、历史所远不具有的现实说服力占据了解释社会的首席地位。这种理论使无产阶级获得了自我评价。接着，每个阶级、阶层、集团也都逐渐形成一种自我评价。甚至妇女群体、青年群体都开始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但是在群体意识普遍觉醒的过程中，组织阶层却姗姗来迟。此中原因，照曼海姆的说法：“无产阶级已经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象统治群体曾强加在从属阶层身上的以往的意识形态一样带有催眠的效果。自然无产阶级将它自己放在它的世界观的中心。一切寻找社会方向的群体都首先企望一种夸大的社会解释，这种偏见只有在更高的反思层次上——我们通过知识社会学达到这一层次——纠正自己。因此，其后的阶层在能够理解自身之前必须努力对付牢固树立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分散的知识阶层开始寻找自己的社会学落脚点时，他们是在无产阶级为它自己发展出的框架中解释自己的。这种情形解释了知识阶层自尊的突然下降，它往日的自负让位于今日的谦躬。”
　　在以往的历史中，知织阶层几乎是唯一的世界解说者。古埃及的祭司阶层，印度的婆罗门，中国古代的巫、卜、史，都牢牢地占据着各自社会中解说历史、预卜未来的位置。这种角色当然地使他们在解释社会时把自身阶层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因而他们必是威风凛凛、睥睨一切的。西方教会的至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在中国，解说者们处在王权之下，也仍然为其鼻祖披挂上“素王”的冠冕。“只要一个博学的人持有打开世界秘密的钥匙，只要他是其他阶层的思想器官，他就可以保持着对自己使命的信念。但当他遭遇到另一群体的居高临下的世界观时，他的傲慢终结了。”
　　走入近现代，当知识阶层也开始努力以社会学的思维方式评价自身时，他们发现那条道路已经被堵住，那里耸立着一个极富魅力的解说——阶级的学说。他们自己首先被催眠了。这一学说告诉他们，阶级是社会中的实体，推动社会前进的只能是阶级间的斗争。带着这种思想框架返身自顾，知识阶层发现自己不是一个阶级，成员间缺乏一致的利益，不具备一致行动的能力。正是这一思想打掉了知识阶层的傲气，他觉得自己“百无一用”。
　　阶级学说无疑是近现代各种解释系统中最有价值的一种。但是它在认识知识阶层问题上，至少带有两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第一，这一学说以为决定重大社会行动的只是阶级关系，即一种社会关系。当代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文化、人格，这三个因素决定了社会行为。社会是一个规范化、制度化了的人际关系系统，阶级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一支。文化是一套符号系统，其中储备着人类的全部知识、习俗、道德、价值观。人格即具备了某种社会、文化素质的人。这三个因素互为因果。社会是人与既存文化的产物，文化是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创造的，人格是现存社会关系与文化的产物。阶级的学说在社会与文化两因素中过于强调了前者的作用，忽视了文化对历史与现实的决定作用，因而它自然重视阶级范畴，轻视承担着文化职能却不属于阶级范畴的知识阶层。
　　第二，在认识社会时这一学说执着于一个维度——阶级关系。因此在认识知识分子时，它只完成了一个判断：知识分子不是阶级，是阶层。这固然是对的。但阶级学说认为这是导致知识分子身上若干缺陷的根源，却是不恰当的。应该说，“不是阶级”确实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而所谓特征者，既是长处所在，也是短处所在。阶级学说只看到了短处。阶级学说判定了知识群体“不是什么”后，在进一步判定它“是什么”时却无所作为。它是一个阶层——太空泛了。在阶级学说中，阶层的概念远没有象阶级的概念一样得到清晰的界定。它是什么样的阶层？发挥着何种独特的社会功能？这些显然是片面的阶级社会学无力解说的。
　　什么是知识分子？其概念和定义在当代学者笔下不仅变得更为歧义，更不统一；并且在那些持严格苛刻定义的作家笔下，知识分子的定义变得玄之又玄。倒是前辈大师曼海姆的论述更为朴实：“在寻求一个恰当的知识分子概念时，我们必须从使我们能够对这一现象投以最初的一瞥的那些环境开始。”知识分子曾经和仍然处在两个不同于其他阶级、阶层的环境中。其一是曼海姆从阿尔弗莱德·韦伯那借用并大大发展了的“相对不受束缚的阶层”。曼海姆强调“相对”绝非虚设，即他们并非是独立于阶级关系的完全不受束缚的群体。但他们的见解毕竟没有象多数社会成员一样完全被阶级地位所决定。其二是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曼海姆说：“希望批评家不要草率地把我的论文简化成一个易于驳倒的命题：知识阶级是一个超越一切阶级的高贵阶层。我的观点仅仅是：一些特定类型的知识分子享有最大的机会，去检验和利用社会上可以得到的视野，去经验他们中的矛盾和不一致。……社会上没有一种职业、没有一种地位要求了解一切人的事情。正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保持着对我们的事务的同情，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卷入到涉及我们全体人的环境中。……一个有经验却未受过教育的人只要分享了他人的环境，就能与他人沟通，但‘真正的教育’却是以悟性超越自身环境的一个源头。……教育不仅扩大了我们已知事物的范围，……还教导我们从远离我们的人物的事务出发去认识我们自己的事务，通过重新确定我们自己的观点来洞察他人的观点。……它们的作用在于通过参与到一个多元文化中而扩展自己。一个个人可能会生活在比自己的生活更丰富的生活中，思考到比自己的思想更丰富的东西。他可以超越孤独存在中的宿命和狂热，不管这种存在包括的是个人、职业还是国家。
　　有人批评知识分子远离生活。曼海姆认为，在现代的分工社会中没有人能逃脱普遍的疏离感。每个人必然只了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即使管理者更宏观一点，却又失去了与大众的联系。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太实用。知识分子从现实生活的脱离可能更远一点，但他们恰恰因此获得了某种优势，他的疏离帮助他逃脱了特定职业及利益对眼界的局限。
　　现代生活的另一特征是人们生活中的私秘性在增长，这是城市与乡村的重要区分。而知识分子的智力工作将这种个性化推到顶峰。他们的很多思考与工作必须在“私秘”中进行。也正是因此，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第二性的经验维度”：把闲暇时间投入到深化经验的方向上。
　　现时的知识分子能作些什么呢？曼海姆认为：“他首先应该认清自己的局限性和潜在力。”他的阶层并不凌驾于阶级与党派之上。相反，阶级与党派过去、现在都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知识阶层“所共同关心的唯一事情是智力过程：继续致力于清点、诊断、预测，当选择露头时发现它，理解和确定形形色色的观点的位置而不是拒斥它们或被它们同化。”(第170页)知识分子因受到阶级社会学观点的影响，常常努力加入到某一阶级的斗争中，试图成为该阶级成员的伙伴，却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失去的多于得到的。其实，“会认同的明显缺乏正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机会。”“他尽可以加入到党派中，……(但)他的加入务必不要成为自我牺牲的根源。”官僚机器是善于产生出相似性与一致性的，但要持久存在就必须使用批判的判断，但这却不是失去独立性的头脑所能产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阶层发挥着阶级、党派所不能发挥的社会职能。而当他放弃了自我意识与独特的思想方法之时，他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便行将就木。
　　卡尔·曼海姆死于一九四七年。这位大师象是预见了阶级社会学的通俗版本“皮与毛”的理论将在东方出世一样，在他去世前完成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长篇论文(生前未及发表)，锋芒遥指二十年后喧嚣一时“皮毛”之说。今天当我们把这一思想介绍给中国读者时，不仅大师已作古四十余年，皮毛理论也谢世近二十个春秋了。想到这一层，写作本文的初衷便趋淡化，剩下的只是寂寞。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by　Karl　Mannheim，London，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