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格雷厄姆·格林和他的近作《人性的因素》

　　这位作家，中国读者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他的《沉静的美国人》一书早已有中文译本。在英国，格雷厄姆的名字更为人们所熟悉，大家不但对他的小说很赞赏，对于以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很着迷。
　　格雷厄姆·格林去年七十五岁诞辰时，报纸、广播电台都有专文或特别节目以示祝贺。他虽然年纪那么大，但创作精力却很充沛，最近又完成了一部新作。
　　格林的创作生涯开始得很早，1925年就出版过一本诗集，那时他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历史。但他本人却认为那本诗集要不得，而且很快自己就发觉他不适于写诗。他说：“我十四岁那年试着写过小说，十五岁写了一个剧本。这个剧本竟然被当时伦敦的一个戏剧社接受，有意要加以排演。我想他们原以为剧本的作者是一个愿意自己出钱的老头子，可是来的却是一个小学生，他们大吃了一惊。”到了三十年代，格林曾在《旁观者》杂志上写电影评论，写了五年之久。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有人说格林写小说的技巧，尤其是他在表现动作的手法上特别象电影。他的小说的特点是简洁，组织情节时完全没有多余的“脂肪”，没有炫耀，没有自我陶醉的“文字游戏”等等。这也是他的小说常会被改编成电影的原因。
　　《人性的因素》从表面上看似乎又是一部讲间谍侦探的小说，但是从小说中人物刻划上、从所提出的问题上来看，它早已超出了一般间谍侦探小说的范围，而是一部深刻的艺术作品。写间谍侦探小说的后起之秀约翰·勒加来曾说过：“格林能把他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变成艺术作品的素材。事情真实与否并不太重要，而是否能使人相信才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在格林的笔下就都能使人相信。他利用间谍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各种思想，把间谍用来作一种比喻而已。《咱们在哈瓦那的人》一书中他就是这样指出了爱国主义的荒谬之处，而在《沉静的美国人》中则暗喻了美帝国主义。”《人性的因素》这部小说又是围绕一个间谍故事探讨了人性的种种问题。
　　《人性的因素》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角卡瑟尔是英国谍报机关的工作人员。他过去在外交部工作时曾被调往南非。在南非他爱上了一个帮助他工作的黑人女子赛拉。南非当局对他的行动开始怀疑，他不得不立刻离开南非。这时一位白人共产党人帮助他同赛拉一起逃离，他从心底感激这个共产党人。另一方面，他由于爱赛拉，进而也爱赛拉的同胞——南非的黑人。他以为给苏联传递关于非洲的消息不是帮助苏联，而是帮助南非黑人，因此就答应给苏联提供情报，变成了双重的间谍。英国谍报机关对此事开始怀疑，卡瑟尔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只好逃往莫斯科。在他走之前，负责接头的人告诉他，他的妻子赛拉和孩子不久也可以去莫斯科。但是后来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故事就以两个相爱的人的分离作为结局，令人深思。
　　《人性的因素》成为畅销书完全是由于书中提出了许多人关心的问题，格林的独特艺术手法又把这些问题揭示得特别深刻，从而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这部电影却并不理想，虽然演员、导演都很出名，但并没有很好表达格林原作的精神。电影一月底在伦敦上映之后各报的评论都表示失望，都认为只是“格林原作的一个淡淡的影子”而已。
　　这部小说初初一看觉得作者提出的是一个有关忠诚的问题，即应该忠于谁。卡瑟尔热爱自己的妻子，又对那位白人共产党人很感激，但他自己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又很忠于英国。在这种情形下到底应该忠于谁呢？卡瑟尔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也就对读者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进一步想一想，这里又是一个感情和理智的问题，也就是归结到“人性”的问题。究竟有没有共同的人性？
　　格林虽然写的间谍侦探小说不少，但他的人物都不是黑白分明的好人与坏人，因此绝不是那种简单的好人脸上发光，坏人皮色发绿的主观文学。他的人物几乎都在理智和感情发生的矛盾中辗转，而感情多半是通过爱情来表现的。因为只有爱情才是纯粹感情的东西：爱一个人有时要讲出道理来是很难的。如果说有缘故的话，在西方，一般认为可能是双方的化学成分有相吸的作用，而这种化学分析也是极其复杂，现代科学还不能做到的。
　　卡瑟尔的矛盾复杂的心理，加上环境的影响造成的悲剧用《人性的因素》作为题目的确是点到了要害处。对“人性”问题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观点，然而作为人，大家对这个问题自然是非常关心、重视的。因此，格雷厄姆·格林的《人性的因素》是1979年的畅销书，又是今年迄今为止的畅销书，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