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革命”及其流传

　　关于现代中国革命思想的研究，从相对的学术和客观的立场而言，日本学者如小岛佑马等，早在六十年代就收获甚丰。小岛将中国现代革命思想与儒家的革命理论相联系，暗示这两者的历史延续性。西方汉学界数十年来对中国革命的研究较注重政治和社会变革，并倾向于经验的描述。所谓“革命”，往往是一个比喻，一个叙述历史变动过程的框架。他们习用Chinese Revolution，已经隐含着将十九世纪以还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看作是“世界历史”的现代产物。
　　在语言方面注意到“革命”的，早在六十年代有雷文森(Joseph R.Levenson)，他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叩问“革命”的现代意义：“它难道仍是旧有的那个词？”他指出，“革命”是经过日语かくめぃ的翻译而重返中国，而日人对此词的使用是一种比喻，其意义与儒家经典里的“革命”大相径庭。另如弗兰克(Wolfgang Franke)认为“革命”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革命概念和近代西方思想及西方‘革命’概念的结合。”这些提示虽然侧重点不同，都已经涉及革命的词源及其与传统革命话语的关系，而且指出这现代“革命”是一个跨文化现象。
　　如我们所熟知，本世纪初通过留日学生的翻译绍介，引进了大量日本翻译西方知识和学理的“新名词”，给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知识分子的观念重构带来重要影响。“革命”属于那种既是本土语又是经过日语的翻译语。这个特殊现象也不断引起学者的注意，最近刘禾的专著《跨语言实践》展示出新的历史研究的动力和前景。她的研究对象并非指以往所注重的翻译史，或翻译技巧等问题，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及其言说行为，由此考察理论话语在不同文化之间翻译的种种关系和形态。她说：“作一种广义的界定，跨语言实践的研究旨在考察那种翻译过程，其中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再现模式出现、流通，并在本土语言与外来语言的交接/冲突中争取其在本土语言中的权威。”
　　刘禾所谓“本土语言”(host language，或“主语”)和“外来语言”(guestlanguage，或“客语”)的提法，已经包含着对于自身的理论话语及其所处的“后殖民”理论语境的某种自觉。针对萨伊德的“理论旅行”的“四阶段”说，她认为萨氏的理论仍有一种东西方之间主从关系的前设。即以西方作为理论输入的主动的一方，而非西方作为被动接受的一方。因此她提出，“跨语言实践”的研究不能沿用当下西方翻译理论或后殖民理论中流行的所谓“源语”(source language，指西方语言)和“靶语”(targetlanguage，指非西方)这一对分析概念，而建议颠倒秩序，提出运用“主语”和“客语”这一对概念。就中国情境而言，也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更强调汉语的主体性。
　　这个“主/客语”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美国理论界的某种倾向，即把一切问题套入所谓“东方”、“西方”的两元框架，在某些“后殖民”理论中也带有这种前设的缺陷。近来，一些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感到有必要从后殖民语境中观察近现代中国的一些问题。很显然，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被迫进入世界系统以来，就与西方构成复杂的关系，但目下流行的后殖民理论基本上以那些具有典型被殖民经验的——比方说印度——作为建构理论框架的出发点，那就很难适用于中国的具体历史情景。
　　这个提法，很适用于“革命”话语的跨文化翻译实践。“革命”与一般的借来语不同，它本身就意谓“变化”，而且在“新名词”的竞争过程中，终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知识/权力结构中获得某种“主宰”其它理论话语的地位。而且，“革命”的翻译与一般的文本翻译不同，它是一种理论话语的跨文化“转假”，很少受到翻译的“忠实”原则的约制，因此翻译者能更自由地构筑革命的主体。尽管翻译的叙述主体已经带有现代的杂交性，但在他强烈诉求话语权力时，革命话语被套上普遍“真理”的合法衣装；在建立以整个民族为对象的话语场域时，本土革命的文化资源得到提汲——“以革命的名义”重构历史。
　　自一八四八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问世之后，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的著作不断出现，或由西方传教士编纂，或出自中国士大夫之手。尤其对一般知识份子来说，这些著作提供了获得世界新知的窗口，为现代启蒙发挥了先锋作用。其中　一八九○年面世的王韬《重订法国志略》——从思想史角度看——颇具不寻常的意义：此书首次引进了“法国革命”这一概念。据王韬自述，此书的编写参考了日人冈千仞《法兰西志》、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等著作。保尔·柯文(Paul A.Cohen)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这本研究王韬的专著中，较详细地例举了王韬多处受到《法兰西志》的影响，但忽视了与《万国史记》的密切关系。我觉得尤其重要的是，那些有关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章节，王韬基本上因袭了冈本的叙述框架和语汇，即因袭了明治时代对法国革命的模棱两可的历史评判：一方面在具体描写巴黎市民的暴动及整个革命经过时，称之为“叛党”、“暴徒”，避免使用“革命”一词。另一方面，“法国革命”作为TheFrench Revolution的译语，意味着对其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作一种肯定。但“革命”或“法国革命”之称以一种奇特的历史追认的方式出现，亦即出现在叙述波旁皇朝复辟之时。如第十一卷中的两处：
　　一千八百十四年，五月四日。拿破仑至厄尔袜岛。是日，路易第十八入巴黎斯，登王位，欲与联合诸国结好。五月，及俄、奥、普、英诸国人，会于巴黎斯行成，定法国界，比革命前差广。
　　一千八百十五年，十一月。联合诸国与法人会于巴黎斯讲和。复王路易第十八位……法国革命以来，全欧战乱二十余年，至是炮声始息，庶民得自太平。
　　《重订法国志略》卷六中两节，文字略同：
　　一千八百十四年五月四日事。法人迎路易十六王弟于英，即王位，是为路易十八，定四疆畛域如革命前……路易十八既入巴黎斯，登王位，欲与联合诸国结好。五月，与俄、奥、普、英诸国会于法京行成，定法国界，较之革命以前差为广袤。
　　一千八百十五年十一月，联合诸邦既逐拿破仑流之荒岛，遂会于法京巴黎斯，与法人议和。……法国自革命以来全欧战斗二十余年，至是兵事始息，庶民得以目击升平，额手称庆。
革命话语在中国历史悠久，如《易经》里一段话：“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这段话向来构成儒家政治文化的基石，也是皇朝更迭循环史观的理论根据。由于中国汤武革命理论与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体制及观念相冲突，自德川时代以还，日本儒者对这革命理论大致持否定态度。在明治时代，日人将西方revo-lution译为“革命”，在政治方面既指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也指英国式的和平革命，意义变得较为复杂。冈本编写《万国史记》，乃受明治时代文明开化思潮的感召，目的是为一般学校提供有关世界历史的教材。书中对法国革命的叙述反映了一般日本人对法国革命的两重态度。
　　但在中国，不存在这样一个对“革命”的历史批判过程，在理解上还比较单纯，与皇朝更替、暴力和天命的敬惧心理相联系。因此当王韬几乎原貌照搬冈本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道德的悖论：如果巴黎市民是“暴徒”、“叛党”，就不应当称之为“革命”；反过来说，既称之为“革命”，就相当于九五之尊，不应当称之为“暴徒”或“叛党”。这样模糊叛乱和革命的界限，已经错乱了传统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实际上预示了“革命”话语的现代动向。对于当时政治腐败、危机四伏的清皇朝来说，即使没有恶意，至少在客观上含有威胁性。
　　如果进一步考察两书的异同，可发现冈本对法国革命的评述瞻顾两端，但对美国革命则一味赞美。在《美国记》中写到一七八七年华盛顿成为大统领，“华盛顿慨然曰：‘唯宿德重望足镇四海者，宜代上帝统治亿兆，若夫帝王世袭，不问贤愚，是私天下之最大者，非某所知也。’诸将愧服，至是国会遣使迎华盛顿，华盛顿不得已，从之上途，人民扶老携幼，出迎，道路填咽，欢声如雷。……在职八年，美国富庶之基于是乎立。”另外，在卷十九《亚美理驾诸国记》中，写到南美诸国反抗殖民者：“及美法两国有革命变，诸国之民皆知主张自由，不肯屈鞭箠之下。”这样看来，冈本基本上在世界革命的框架中接受了Revolution的价值评判。通过翻译，“革命”不仅保持了原有正义、尊崇之意，也增加了像“自由”这样的新含意。而在王韬的《法国志略》里，由于因袭了冈本对“法国革命”的部份表述，“革命”并未体现Revolution的真义。或者说，这样转手经过日人著作的“革命”，对于Revolution的意义难免隔靴搔痒。其结果是失去了冈本原著中对“革命”的较为微妙、新鲜的理解，而对法国革命的恐怖描绘更使“革命”背上了黑锅。
　　冈本的《万国史记》于一八九五年在中国翻刻后，极受学界重视。梁启超《西学书目提要》中的《史学书目提要》、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都首先介绍此书。同样，王韬的《法国志略》也是新学士人的必读书。从德龄公主《清宫二年记》讲到光绪皇帝“甚研究各国历史，为外间翻译之本”，也可见这类历史著作在当时流播之广。然而，中国人到底还是接受、误读了王韬的“革命”版本。戊戌变法期间，无论是章炳麟谈到“泰西”的“革命”，还是康有为描述“法国革命”，都极力加以贬斥，这和《法国志略》的影响不无关系。中国的先进士人虽然也读了冈本的书，并没有领会其中世界革命的含意。这不仅因为“革命”的意义在中日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里早已加深了裂痕，而且在甲午之后救亡压倒一切的环境里，“革命”话语朝新的方向演变，负载着新的历史使命。对于章、康等人来说，无论是“革命”还是Revolution的意义，都被简约为政体的取舍存亡的方式。这样把“革命”既作为外来的异物又作为自身传统的包袱而加以双重的拒绝，遂产生文化选择的悲剧性。极力渲染“革命”的可怕，固然蕴含促使改革、挽救清廷的善意，殊不知其结果却切断了儒家革命理论的道德资源，使清廷失去了革命权威的庇护，预示了中国政治体制朝激烈变动的方向移动。
　　王韬不必为这一悲剧性的文化选择负责，但他的“法国革命”的转译，作为传统革命话语与世界革命话语的首度“接轨”，具有象征意义。这显示出革命话语在现代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显示出中西革命话语之间的张力。不无兴味的是，王韬的翻译行为，同样是一种文化选择。问题是，王韬是一个没有头脑的文抄公？他似乎不应当对“革命”一词缺乏基本的敏感。他为什么对法国史情有独钟？且把法国革命这一段历史写得更为生动而详细？其中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即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日人在西学方面更为先进，因此产生崇尚日人著作的心理。一八七九年王韬游历日本时，冈本的《万国史记》刚刊行。王韬在《扶桑游记》里写到与冈本结识，说他“著有《万国史略》，搜罗颇广。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固必传之巨制、不朽之盛业也。况日邦近尚西学，得此书著其情伪，则尤切于用。”崇尚日本，其实是崇尚西学，照搬“法国革命”一语其实受急切吸收西学的心理所支配，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错乱了传统“革命”话语的内在价值系统，和世界革命接轨。
　　《重订法国志略》遵循中国的史学体例，在每一章之后都有“逸史氏王韬”的按语，而从这些按语里不难看出王韬对法国史的特别兴趣之处。他将世界政体分为三类，所谓“泰西国例有自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而“法国向时本系国君主政，自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易为民主之国。”正如书中所描写，在革命之后，法国一跃而为“民主之国”。民主与君主之间反复较量，中经拿破仑称帝称霸，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壮丽的活剧，带来了璀璨的文明。这对于颇富浪漫气质的王韬来说，更易于激起其历史的想像，而在他略富文采的渲染描写时，自然流露了他在民主与君权之间的道德和情绪上的骚动。尤其对于路易十六被杀一节，他说：“读法史至此，不禁掩卷而长叹也！共和之政为祸之烈，乃一至于斯欤！叛党恃其凶燄，敢于明目张胆而弑王，国法何在？天理安存？不几天天地反覆，高卑易位，冠履倒置，纪纲紊乱乎？”然而对波旁皇朝滥用君权，肆虐其民的批评不时穿插在书中，甚至提出：“故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义也。”微妙的是，在卷四的一个脚注中隐藏着更为激进的观点：“日本一等编修重野安绎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国王者，天下之所立，纳税非奉王，为己也；死战非勤王，报国也，故王割地，民不与，王虽亡，国尚存，于此可见欧人自主之权。”
　　不难看出，“民主”、“共和”和“革命”是贯串全书的关键词。照柯文的说法，王韬属于“沿海”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如《重订法国志略》的学术风格所示，可概之以一语——“通”。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转型：不再将中国视为“天下”的中心，而置于世界历史的观照之中。从传统的观点看，王韬的所作所为呈现一种主体的分裂。他一生失意、或无意于正途；流连之处，不是洋场，便是外国。他与西士关系密迩，且有凭有据私通于太平天国；也风流自嬉，嗜菸狎妓，老而犹笃。因此在政治上道德上而言，他对清廷的忠诚既很可疑，且作为一个史家的资格也实在很成问题。有意思的是他自称的那个“逸史氏”，表明一种在野、或业余史家的身份，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带有“边缘”性。如果说，中国革命类似于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的模式，那还得追踪到最初是王韬，在翻译历史的通风口点的一把火，他那种边缘对于中心的颠覆亦可谓烈矣！
　　“逸史氏”的“逸”也给人一种飘逸感，更使人联想到王韬作为一个才调跌宕的文人，以及《重订法国志略》的文采。在叙述法国革命时，虽然因袭了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的观点和框架，但他增加了许多文学性的细节描写。整个革命过程被写得一团漆黑，惨不忍言。“暴徒得志，肆横日甚”，“无所忌惮，日行暴杀”之类的措词充斥字里行间。但是在竭力渲染之中，历史表演得颇为生动，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某种内心的紧张。如写到一八三○年沙尔第十即位后，恣肆己欲，压制自由，因此：
　　巴黎斯府民嚣然蠢动，群起欲废是律，仆王旗于地，奋足蹴破之，高搴三色旗章，以表自主之意，王乃命大将马尔忙率兵讨之，叛党遂与王师战，王师遁者半，而降者亦半，夺踞巴黎斯府城，大声欢呼，闯入王官，树三色旗于宫墙之巅，迎风飘荡，群议废王，世称之曰：三日革命。
和冈本的文本相对照：
　　巴黎斯府民，群起欲废之，仆王旗章，蹴破之，搴三色旗章，以表自主之意，与王将马尔忙兵战，王师半降半遁，叛党遂夺巴黎斯，欢呼闯入王宫，废王，树三色旗于王宫，世呼之曰：三日革命。
已故赵元任先生论及翻译问题，提出翻译活动包括两种语言与翻译者的“三重关系”(a three-term relation)，而应当重视其中翻译者的主观表现。就是翻译者在翻译两种语言之间，为自己创造了主观渗透的空间，往往显示出自身独特的处理手法与语言风格。将上面两段引文加以比较，王韬在叙述革命动乱时，不免文人故习，添油加醋，使历史平添色相，这也或许在这一特定的翻译活动中，出现了文士和史家两种身份之间的紧张。和冈本相比，王韬负荷更多的本国史学的传统典律，如他仍然使用含有大义名分的“弑”字来叙述路易十六之死，而冈本明确声明不用这样的字眼。另一方面，当他在形容“叛党”“大声欢呼，闯入王宫，树三色旗于宫墙之巅，迎风飘荡”时，他似乎游离了作为一个史家的客观立场，文学的想像使他跑进历史的戏剧，和“叛党”一同沉醉于革命的辉煌时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