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七月，以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藤岡信胜为中心、由在中小学教育第一线的中青年教师组成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立。这个以改革战后日本中小学历史教育为主旨的民间组织，在创立初始时宣布的立场是摆脱战后日本近代史认识中“东京审判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的二元对立，采取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第三种立场；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史观”。在创立当初，核心人物藤岡所声言的、站在日本立场的同时也要拥有他国视角的“多元化”原则，似乎不仅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张，而且还具有广阔的视域，因而吸引了众多立场不同的教师，一些不甘于战后日本历史教育现状的教师也试图在这个研究会里探讨如何使日本史教育更丰富和深入的问题。然而，在实践层面上，藤岡却把所谓自由主义立场用来为右翼的历史观辩护。如在讨论有关战争问题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哪个国家都有残忍无道的历史，为什么别的国家不把它写进教科书，“只有日本误把自虐和正义混为一谈，贬斥自己的历史”？对于慰安妇的问题，他强调“军队与性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一向是纠缠不清的”，力图使其变为一般化问题。在藤岡的所有论证中，核心是如何加强日本的“国益”，维护日本国的名誉。到了一九九六年九月，这个研究会提出了一项声明，名为“从中学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从而使形势急转直下。而藤岡本人在传媒中登场，更使得自由主义史观的问题由专业讨论转变为社会问题，进一步引起日本舆论的强烈反响。
一九九七年四月开始，岩波书店编辑出版的月刊杂志《世界》推出了一系列讨论，对于自由主义史观的立场进行了多方分析。四月号推出特集《“自由主义史观”批判》，五月号发表座谈会记录《如何克服封闭了对话渠道的历史观》以及第二组批评文章；八月号发表了藤岡信胜的反驳文章，九月号刊登四月号特集的主笔之一驹
武的再反驳文章。在《世界》杂志上所进行的这些讨论，与其说澄清了自由主义史观引出的一系列问题，不如说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与历史渊源及社会走向，从而暗示了这场讨论所隐含的重大思想意义。
四月号特集发表的村井淳志的调查报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教师们》显示，这个小型研究会里集中的并非是清一色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它至少还容纳了那些试图进行独立思考和试图摆脱简单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人们。尽管这些人后来大多脱离了研究会，但这一事实暗示了战后日本思想界的基本问题。正如小森阳一在五月号所载座谈会记录上分析的那样：“在泡沫经济瓦解、政治上的五五年体制崩溃、围绕经济大国日本国家与国民的庞大物语分崩离析、谁都无法提供新的物语的状态下”，这些言论“旨在进行面向未来的反动性国民运动”。小森注意到一个重要问题，即日本人战争观念中对亚洲邻国的负罪感和对美国的对抗感不在同一个层面。战后的一代乃至几代人所受的教育具有将侵略战争责任公共化，抹煞个人体验的倾向，因而，战后日本人在教科书中学到的战争历史仅仅是与数学函数同一层面、与个人灵魂无关的知识；与此相对，打动他们感情的却是他们亲身参与的、为反对日本政府一系列外交政策所进行的反美民族主义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感觉的错位之中，造成了战后五十年间思想史中的一个间隙，它压抑了战争记忆，而藤岡们恰恰在这个间隙里营造了他们的空间，另一位发言者左藤学称之为“后泡沫”或“后奥姆”。
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日本人战争认识中这种两面性。四月号特集所载切通理作的《对抗“社会液体化”的力量何在》接触到问题的另一部分，那就是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疲软状态。从奥姆事件之后，社会的“液体化”问题一直是人们的关注点，八十年代以来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疏离、一代人道德规范的相对化，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于日常消费生活的热衷、是当今日本社会的精神基调。在此前提下，一切都变成了电脑游戏程序。重规则与讲究手法的风气背后，隐藏的是对活生生的人的冷漠。因此，在日本人连声援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选手的热情也一天天低落的今天(在五月号的座谈会记录里姜尚中称其为“毕业于幼稚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自由主义之名行褊狭的民族主义之实，反倒具有某种煽动作用。
在上述特定的语境当中，日本知识分子对于自由主义史观的批判不能不带有他们特有的问题意识。比较容易为中国人理解的是在保存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真实方面所做的努力，如家永三郎针对藤岡信胜及该研究会的《教科书所不教授的历史》而监修了《不能从教科书中抹掉的战争真实》，强调对下一代揭露战争真实的重要性；但更复杂的问题在于，侵略战争这一日本的负面遗产，并不能仅仅在日本一国框架内加以认识，它暗含着今日东亚的人们共同面对的一个两难之境：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情感上的相互隔膜乃至嫌恶却也在与日俱增。如何把日本的内部问题与亚洲的问题结合起来思考，这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课题，但正如四月号吉田裕的《闭塞的民族主义》一文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研究者有很强的与现实政治问题保持距离和不愿处理包括日本在内的战争犯罪课题的意识，所以这方面的课题无法深入进行。而《世界》作为日本知识界为数不多的具有开放性和批判精神的杂志，提供了这方面的可贵信息。驹
武在四月号特集的《“自由主义史观”能使我们自由吗》以及九月号的《何谓人的名誉》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日本”以及“我们日本人”的说法是否能够涵盖日本社会内部的种种对抗关系和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现实状态？“日本的国益”是否能够掩盖日本社会的内部不平等和利害关系？在这一意义上，驹
武说他宁肯自认为藤岡所说的“非国民”；所谓“异质的他者”不仅存在于国家外部，也存在于国家内部；而摆脱日本式的“同伙关系”，从“自闭”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最佳途径，毋宁是包括战争忏悔在内的自我批判；在日本的国益这一框架中讨论“名誉”与“自豪”这一关涉人的伦理意识的问题，会把讨论引向危险的方向。以海湾战争时日本不出兵为理由否定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做法站不住脚，等等。饶有兴味的是，驹
武的这些讨论也严格遵守着今日日本知识界通行的“游戏规则”，他的批判是从藤岡信胜一系列著述的逻辑矛盾着眼的。与六十年代出生的驹
武形成互补关系的正面批判，毋宁说来自上一代知识分子，五月号所载小林英夫的《与亚洲协调才会有繁荣》、国弘正雄的《司马辽太郎所讲述的“侵略”》从经济史和历史的角度对亚洲人对话的必要性和日本谢罪的必要性进行了简捷的论述；而在同期所载座谈会记录里，与会者注意到了一个基本事实：总理府一九九七年所做的调查显示，日本人有五成以上对中国不抱亲近感，对韩国的恶感则经常保持在六成以上。如同左藤学强调的那样，打破独白习惯，建立对话精神，不仅在日本人内部，而且在亚洲人之间建立日本人“复数的国民话语”是重新建构亚洲历史和重新书写历史的唯一途径。
一九六四年，竹内好在《日本人的亚洲观》中提醒他的同胞说：日本人在明治以后近代化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主体性地思考亚洲问题的姿态，随着非正义战争的失败和战后以西方为楷模的又一次“文明开化”而丧失殆尽。时隔三十余载，日本是否是亚洲的一员似乎仍是一个问题。直面日本的负面遗产，不仅是日本，也是东亚知识分子的共同课题，因为我们从来不曾共同拥有历史与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