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济学的开放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有人提出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文化，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张。针对这种观点，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62页)列宁一再强调，对资产阶级的科学要“睁开眼睛来看”，要“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也主张：“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4页)可惜在七十年代末之前，我们基本上实行的是在经济、文化方面闭关自守的政策。一个奇怪的逻辑：西方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就是完全反动的，象紧箍咒一样束缚住了人们的思想。
　　七十年代末以后，我国经济上开始实行开放政策，就经济科学说，这一开放必然产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必要。
　　分析的基础是了解，想要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作出深入而令人信服的分析，就必须先对它有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
　　一般说来，当代西方经济学是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以后的各种经济学说。凯恩斯主义取代了以自由放任为基调的传统经济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它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当前，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继承者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执牛耳的，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既有私人的经济活动，又有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因此，在理论上他们就把以单个经济单位为对象、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微观经济学与以整个国民经济为对象、研究资源利用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合成一个新体系。在政策上，他们既主张适当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主张国家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全面干预经济生活。这一派的理论被作为正统理论，他们的政策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广泛运用。六十年代之前西方国家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派的胜利。萨缪尔森就曾颇为自许地说：“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得的成果，是使混合经济制度的作用得到了改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期中，世界的产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学》下册，第298页)
　　但是，六十年代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滞胀”(即严重的失业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打破了萨缪尔森的神话。经济危机引起了经济学的危机，新古典综合派的地位动摇了，各个流派成长与发展起来。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流派林立、群雄竞立的形势。
　　在凯恩斯去世后，凯恩斯的信徒们在如何解释与发展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群起而攻击新古典综合派，指责他们歪曲了凯恩斯主义，是造成“滞胀”问题的罪魁祸首。他们以凯恩斯主义的嫡系继承者自居，声称要以分配理论为中心来完成凯恩斯革命。于是就在凯恩斯主义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新剑桥学派。
　　在凯恩斯主义外部，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的反对派也在这时迅速发展起来，从“左”与右两个方面向新古典综合派发起攻击。
　　从右的方面攻击新古典综合派的是新自由主义各派。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自从凯恩斯主义产生后，它就处于非正统的地位。现在，当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遭到失败后，他们又再度活跃起来，成为经济学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新自由主义各派中最重要的是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首的现代货币主义。其次还有以美籍奥国经济学家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以西德经济学家欧根、艾哈德、罗勃凯等人为首的西德新自由主义。在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出现的供给学派与合理预期学派也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围之内。这些学派尽管在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求实现自由放任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从“左”的方面攻击新古典综合派的是新制度学派和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制度学派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它以资本主义制度与正统经济学的批评者的面貌出现，因此一开始就被当作西方经济学中的“异端”。在新古典综合派失灵，新自由主义各派回春无术的情况下，以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又得以发展壮大，成为与新古典综合派和现代货币主义相抗衡的重要经济学流派。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是在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高涨时形成的。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他们对正统资产阶级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却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据萨缪尔森估计，这一派的成员“至少占美国经济学者的十分之一”(《经济学》下册，第305页)。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流派——瑞典学派。瑞典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小国，在这个环境里产生的经济学具有与其它流派不同的特色，虽然它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也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反对者，但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流派。
　　各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内容。这首先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可以分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前者是研究经济学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后者是研究经济学在某一具体领域内的特定问题。一般所说的各经济学流派是指理论经济学的流派。如果仅仅研究各经济学流派就会忽略了应用经济学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其次，即使就理论经济学而言，也有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与经济理论无法划归上述某一经济学流派。有的是因为经济学家本身没有明确显示出归属于哪一个流派的倾向；有的是因为理论本身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与政策主张的流派。此外，也还有一些经济学课题，由属于不同流派或不属于任何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如果抛开流派的划分来探讨这些问题也许更加恰当。要全面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情况就还应该了解经济计量学、人口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起飞”理论、“创新”理论等等内容。
　　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去加以分析、评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评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人们却还存在着分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过这样一段名言：
　　“一八三○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开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第17页)
　　人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从一八三○年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当然包括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内都是庸俗经济学，应该彻底否定。这样的结论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这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早在一八四一年，马克思在巴黎时就开始广泛而系统地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他对十五个经济学家的十九部著作作了九本摘要，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以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更加广泛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写出了《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阅读并参考了两千多本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
　　马克思科学地把资产阶级经济学以一八三○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一八三○年之前，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居于主要地位，资产阶级是进步的阶级，作为当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古典经济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在一八三○年以后，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表现出明显的辩护性，成为庸俗经济学。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庸俗经济学的反动本性。马克思指出，这种经济学的庸俗之处就在于他们是从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这就是说，庸俗经济学是纯粹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它不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而是用表面现象来掩盖现实经济的本质；它不是以事实为转移，而是以资产阶级的私利为转移的；它不是揭露现实中的矛盾，而是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来抹杀、调和这些矛盾。一句话，庸俗经济学完全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辩护学。
　　但是，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并没有全面否定，他在指出其反动本质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中某些合理与正确的因素。例如，对于英国十九世纪中叶的庸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这个折衷主义者，马克思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他把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割裂开来，宣扬通过改善分配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庸俗观点。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他关于“资本不具有生产力”，关于“劳动产品的分配同劳动成反比”的观点。又如，对于以人口论著称的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马克思称他为“统治阶级的辩护士”、“剽窃能手”，批判了他反动的人口论及其它谬论。但也肯定了他强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是“唯一的功绩”。马克思还抓住了马尔萨斯所发现的古典经济学的两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即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以及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劳动力商品学说和生产价格学说，使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最终完成。从《资本论》中可以看出，对于庸俗经济学家们的某些正确的观点或某些有用的材料，马克思都充分加以利用，决没有因为他们是“庸俗”的而一概排斥。那种认为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一概否定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和马克思一样，列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具体分析，既作了深入的批判，又没有一概否定。英国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学家霍布森曾写了《帝国主义》等著作，研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帝国主义辩护，妄图通过改进收入分配，提高社会消费能力来消除经济危机，并提出改变帝国主义对外政策以保证国际和平等不切实际的主张。对于霍布森幻想不触动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来医治帝国主义的各种弊病的改良主义，列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列宁仍然肯定了“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11页)并充分利用了其中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马克思和列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与利用，为我们分析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他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反动性的揭露，为我们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他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某些合理因素的肯定与利用，又为我们吸收与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内容给予了启发。
　　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另一方面却是社会矛盾的空前尖锐与复杂。正因为如此，当代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与过去有了显著的不同。
　　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作为历史上庸俗经济学的继续与发展，无论如何变，总还是要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为它出谋划策。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前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这时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则要论证市场机制调节的完善性，并通过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为资本家获得最大利润效劳。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正反映了自由竞争的现实。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新古典综合派的陈词滥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企图通过国家干预来摆脱危机，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了垄断，又由私人垄断发展为国家垄断，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正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而产生的。垄断并没有消灭竞争，即使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也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正是新古典综合派产生的基础。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是各经济学流派与经济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他们之间尽管在对资本主义病症的诊断上和所开的处方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在回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这一点上却是不谋而合的。甚至连十分“激进”的加尔布雷斯也声称，他只是一个改革者，而决不是革命者。
　　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提出了许多极其复杂的理论，运用了更高深的数学方法，但实质上仍和过去的庸俗经济学一样，只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拿对当代资本主义最头痛的“滞胀”问题的分析来说，各个经济学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新古典综合派把它归罪于工资的增加，新剑桥学派把它归罪于市场结构的特征，新自由主义把它归罪于国家干预的过度，货币主义者把它归罪于货币发行的过量，新制度学派把它归罪于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但是，无论那一种理论都没有触及到“滞胀”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和激化。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都把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重任。无论是以右的面目出现的流派，还是打着“左”的旗号的流派，无论是研究具体问题的经济学家，还是超流派的经济学家，都在起劲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萨缪尔森声称劳动价值论是不能成立的，哈耶克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宗教教义”，　加尔布雷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罗斯托则要用“起飞”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反动实质，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当代西方经济学并没有改变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其以现象代替本质的手法，也并没有放弃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正是我们应从整体上对它加以否定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在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同时，也深入研究了某些具体经济问题，探讨了生产中的一般性规律，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反映了当代现代化大生产的特点及技术的进步。当代的许多经济学家在为资本主义辩护时是拙劣的，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却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这些对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一定的启发借鉴意义。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的，它说明市场机制如何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尽管它的目的是论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性，为资本家攫取最大利润服务；但是它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对生产的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对生产中一些客观规律的说明，对不同市场条件下价格与产量决定的研究，对我们都是有启发的。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的。尽管它的目的是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手段，但它对经济中某些规律的探讨以及所提出的许多调节经济的政策方法却是值得注意的。
　　各经济学流派和理论在研究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中，都涉及到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新古典综合派关于经济增长及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探讨，新自由主义各派对市场机制作用的研究，现代货币主义关于货币对经济影响的论述，新剑桥学派与新制度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起飞”理论中关于起飞条件的说明，发展经济学对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与教训的总结，等等，都有许多很有意义的内容。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学科，例如，研究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人口经济学，研究教育及其它对人的投资对经济影响的人力资本理论，等等，更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东西。
　　当代西方经济学还运用了一些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数学方法的运用产生了一门把经济理论、统计学和数学结合在一起的新学科——经济计量学。目前，这门学科在微观与宏观方面的应用都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在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成本与收入分析、企业管理、经济预测等方面取得成效。这些对于我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的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从捍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来看，还是从加强国际交往来看，无论是为了了解世界的发展，还是为了吸收某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都应该把经济学的大门开得大些，再大些。我们应该对经济学这门被西方称做社会科学的“皇后”的学科有更多、更深入、更详尽的了解。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一定能够在对西方经济学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做出实事求是的批判分析，同时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用以充实和发展自己，使经济学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