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日本稿酬古今谈

　　王蒙的小说《暗杀——3322》里有几句“非小说”，说“作者将会只能得到你所付的买书码洋的百分之八”，小说中出现这样的话，是因为现在我国也终于恢复版税制了。
　　说得法律点儿，稿酬是一种著作权使用费。在日本，出版图书抽版税，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拿稿费。通常一言以蔽之曰“稿费”，正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版税制确立以前，出书的稿酬也是以稿费方式一笔支付。
　　和我国不同，日本一般不是按千字计酬，而是按页，虽然一页稿纸四百格，基准终归是字数。编辑组稿时说请给写多少多少页，颇像是农家种田，论地块而不论几棵苗。以四百字稿纸为计算单位，这种稿酬方式普及于本世纪的前十年。当时，出版开始企业化，施行现代式经营，而著者方面也日益觉悟，著述确立为职业，且凭了森鸥外、夏目漱石等文豪名家的虎威，现代稿酬制度便迅速形成。
　　日本过去称稿酬为“润笔”、“谢礼”、“笔耕料”等，明治末年以来叫“原稿料”。据幕府时代晚期曲亭马琴(一七六七—一八四八)的《江户作者部类》记载，作者与板元商贾相谋定“润笔”兴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曲亭别号著作堂主人，以卖文为生，其日记和书简里时见要求板元提高润笔的记录。他的代表作《南总里见八犬传》大致是一册金四两。那时稿酬不论页，而是论册。野崎左文在《明治文坛目睹记》里记述明治初期文学家假名垣鲁文，说他写完一册小说，让妻子交给书肆，得金二分；一分交租，一分买米。有了米，妻子在井边淘洗，他在被窝里看书，突然发生大地震，墙倒房毁，把他埋在土里。按册算钱，稿纸是无须统一的，而有格的稿纸便利于钢笔，其流行与毛笔被取代也不无关系。现今也有作家如筒井康隆主张按篇论价，以为这样就不必玩命往长里写，或一个劲儿改行加标点。
　　稿酬属于出版社企业秘密。七十年前菊池宽创刊《文艺春秋》杂志，写过一篇后记，说：“对那些给这个杂志写稿的人说一声：稿费原则上支付，特别是单靠写作度日的人，一定要支付，但支付金额就听凭我们吧。”与此同时，文学家佐藤春夫著文批评少数作家的高额稿酬所带来的商业主义弊病：“这一问题不单是个人的问题或所谓文坛的问题，而且是更广更深的社会现象，如果今天文艺家本身不言不语，那么，早晚有一天社会要怀疑所有文艺家的良心。”现今稿费也听凭出版社，但大体有一个行情：普通是一页三千日元，流行作家则七八千，个别也不无超万的。新手从一两千日元起步是正常，若获个什么奖就可望翻番。杂志卖不出去，常常是压低稿酬的借口。著名而流行的作家五木宽之说，他三十年前才露尖尖角的时候，一页只给他八百日元，而当时川口松太郎(小说家、剧作家，于一九三五年获得第一届直木文学奖)是八千，相差十倍，但如今新手和大家顶多差两倍。也有人说，三十年来编辑的工资上涨了二十多倍，但稿费仅提高五倍。
　　除了辞典之类，图书一般是向作者支付“印税”，即版税。出一本书，出版社当然要负担经济责任，而著者也理应按出版利益获取经济报酬。日本效仿西欧的商业行为，实行版税制，始自一八八六年记者出身的文笔家小宫山天香与出版社签约翻译出版《慨世史谈·断蓬奇缘》。之所以叫“印税”，是因为采用“检印”，类似“印纸税”(印花税)。检印，即著作权人在每本书上盖印，或者贴上盖了印的印纸，是对于出版的认可，出版社则按着检印数(相等于发行数量)付钱。据说检印是日本所独有的习惯，但现今已不用，偶尔在版权页还可见“经著者同意，检印废止”的字样。
　　稿费是一次付清，版税往往分期结算，近来卖掉几册付几册钱的方式日见流行。初出茅庐的稿子被买断，或者初版分文不得，事属正常。日本作家不使用经纪人，不重视契约，和出版社的关系建立在习惯与信赖上。在欧美预付版税或稿费是常事，明明白白地写在合同上，日本也预支，但算是借给你，先就让你欠了他的。
　　版税率几何？当初大概是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夏目漱石甚至抽百分之三十是流传迄今的逸话。一九二六年，改造社当先推出一元钱一册的文学全集，在出版史上卷起历时三载的“元本”出版热。这场大量生产、廉价贩卖的热潮使出版行业确立了与大众社会相适应的体制，但一方面使作家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却在“全集”的大锅里把版税率平均化，从此固定为百分之十。迄今大小出版社都守着这个传统，著者也大都循规蹈矩。倘若改革，便涉及文化与经济，应算是稿酬文化经济学吧。
　　从日本国势普查中得知，卖文为生也算是一个行业，叫作“文笔业”，或者“著述业”。稿酬事关出版社生存，更攸关著者生计，但直至二次大战前，所谓文士、文人以半为雅兴的心态执笔，耻言阿堵物。一九九四年适值诗人北村透谷辞世一百年，永畑道子著《双蝶》一书，探究他自杀的原因。据说，当时德富苏峰办民友社发行《国民之友》，组稿写“十二伟人”，请北村撰写爱默生。由于精神上受到意外的打击，他写不下去了，转请岛崎藤村代写第五章“英雄论”。文笔不一致，被德富看破，当面数落了北村一顿。第二天他就拿刀抹脖子，得救。妻子打开从德富那里带回来的纸包，是稿费，少得不抵新手的酬劳。北村恨恨道：“我的价值就这点儿！”终于在当年的五月十六日自缢身亡。永畑认为是德富的“文学性羞辱”杀害了北村。如今不是文人时代了，孔孟之道的“耻”已不足取，稿酬只是看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关系”定高低。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因为艺术毕竟还有些清高和庄严，像是无价的。
　　明治时代评论家斋藤绿雨曾感叹：一支笔两支筷子，寡不敌众。现在小说家似乎富得流油，这种印象是赤川次郎名列富人排行榜所造成的。实际上，像他那样大量生产的作家不过一小撮，绝大多数作家的生活水准未必赶得上公司职员。三个月写一本长篇，半年后出版，拿到预付版税一百万日元，是只好清贫的，——现今大学毕业就职第一年薪金平均为二十万日元，另外还会有奖金。赤川次郎有二百多部作品堆在书店里，逗引女中学生掏腰包，而村上春树那样产品稀少的作家，即便畅销，总产值也绝然赶不上赤川。作家之间斗富，位居第二的推理小说家西村京太郎被赤川落下好大一截。
　　七十年代全集出版热，把一些作家从穷日子里解救出来。原先也有出版社把行情看好的作家给整个包下来，但经济不景气，出版社也不易撑持，又只看作品说话了。纯文学作家松浦理英子和笙野赖子已写了十多年，名气不小，仍然在那里齐声叫穷。水上勉和宫本辉都算得一流作家，某日，在避暑胜地看见一张寻猫启示，赏金之高，令人垂涎，一老一壮几几乎投笔去找猫。
　　日本战后好一阵偏重纯文学，连《万有读物》(名称源自美国杂志)之类的大众读物也得请纯文学杂志系统的作家来点缀。后来便时兴中间小说，作家十返肇曾为之定义：中间小说是“纯文学作家能不伤自尊心地赚取高额稿酬的小说”。报纸和周刊杂志才真正是大众传媒，小说登到那上面，稿酬相当高，于是出版社编辑说：“中间小说是稿酬介于新闻小说(报刊连载)和纯文学杂志小说之间的东西”。大江健三郎颇不以这种小说为然，认为是作家把读者当傻瓜，要写给比自己低一些的人们，简直像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给战后文学带来坏影响。
　　书一旦畅销，当然就皆大欢喜。前几年政治家小泽一郎出了一本《日本改造计划》，卖掉七十万册，使他的富翁座次忽地从第五十七跃升到第七位。出版社付多少版税，慷慨或悭吝，不干国家底事，国家是只管收税，百分之十，三千万日元以上则百分之五十。赤川次郎年收数亿，一半都作了贡献。王蒙说，拿到版税，“然后交税，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然后去喝扎啤……再去构思下一个能吸引你掏钱购买的悲欢离合故事”。但不知交税是否和日本一样，也给扣除作家的生产成本，诸如买书、打的、修电脑，乃至喝扎啤——构思或采访，哪能干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