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见张冰先生大作题目《生于末世运偏消》(《读书》一九九三年八期)，以为又有高人在纵横说“红楼”了。甫料不数言便碰上洋人。一愣，再一想，不由道声“惭愧”！违别这位洋相爷竟是五十多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许当刮目相看了。个人生命自无可重复。历史轮迴却每有相似或相通处。刮目相看，该有个刮法；以古为鉴，也该有个鉴法。天马行空，羚羊挂角，诗法也，非史法也。
且说我之初识斯氏大名时，还是个流亡到四川的初中生。黄口小儿，哪知天高地厚。烽火硝烟，便使一批同学少年，自命为纯种马克思主义者、百分之百非党布尔什维克了。在那时尚稍宽松的大气候、小环境下，我们订阅重庆《新华日报》，邮购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新书、杂志。一本《大众哲学》使小娃儿们一夜间长大了五岁。进而生吞活剥一本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哲学选辑》，便皱起眉毛学做哲人深沉状了。书之所以为书，端在以其无形之手、特异功能塑造着人。烙下胎记痣印，终生磨洗不掉；嘴脸美丑善恶，型范铸定，无可奈何。说起邮购这项事业，现今声誉不佳。但那时几家书店的高档优质服务到心坎，以及满脸风尘的邮员们之敬业精神，实在令有过那番经历又活到现时的我辈，不能不有今不如昔、只好向前看之叹。我的一册莫斯科版、精装硬壳、厚重如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译者大约是唯真吧)，即从“读生”邮购得来。隔山阻水，千里迢迢，在几近乎原始的邮驿条件下，居然毫无破损，实在难得。打开来是雪亮耀眼，纸墨俱香。读起来是废寝忘食，如醉如痴——要说小小少年读懂了多少，不啻自欺欺人。然一些大半生以其昏昏、使人昏昏的难得糊涂，实由此《教程》之教，早早植根于我心了。斯托雷平的大名(以及托洛斯基、布哈林之属的“罪恶”等等)，我便是从这本曾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国际共运“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的《教程》上读到的(见《改造我们的学习》)。印象颇深的某一章节标题就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片言警策，一锤定音。斯相爷似乎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归入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一九七九年版《辞海》仍谥之为“俄国反动政客”，列其罪状大要，良有所本也。张冰先生文章写于今日俄罗斯之纳霍德卡，绍介评说斯氏女儿的回忆录。持论谦慎，称斯氏是“一个有定评的人物”。所指大约即“俄国反动政客”之类。而回忆录可“从反面来认识一下他的‘庐山真面’，未尝不是一个有益的视角。”“反动政客”的“反面”即“庐山真面”算个啥面？足以难倒一切语义学家。其实，一九八九年版《辞海》于斯氏已尽摒旧说；不寓褒贬，称之为“俄国首相”。七九年版所载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恶”，概删无余。“定说”之定犹未定，张先生可能尚未注意及之。十年丕变，在一不显眼的辞条中露其端倪，可称书林佳话。至于《教程》所做其他种种吓人以至足以杀人的定说，何止百千？有些已在黎明静悄悄中化为过眼烟云，有些尚处于若明若暗的难得糊涂状态；好不困煞人也！
读张冰先生文章确是有益。至少证明新版《辞海》改写有据。但何以会使我想到早于斯氏两千余年的苏武？无巧不成书，因为同期《读书》有张中行老先生《读<汉书·苏武传>》之故。两位张先生的文章又不约而同都谈到了忠君思想。持论各有侧重，颇可相互发明。要而言之，张老先生重在古为今用：“谈苏武，我们要历史主义。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生于两千年后的自己，至少我看，那就应该换为人文主义。”小张先生(失礼了！)边叙边议，附及忠君思想：“忠君和爱国在斯托雷平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表现形式尽可以有差异，但实质上是同一个东西。”这当然是历史主义。要不要换成人文主义？换了又该如何评价斯托雷平？俄国首相抑或反动政客？小张先生没有说。那么，“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感慨，从“反动人物”的“反面”认识历史人物的“庐山真面”，大概是既“历史”、又“人文”的吧。推衍开来，忠君和爱国，在苏武来说，是不是也可以看成“一枚硬币的两面”呢？张老先生文未及此。后学晚辈，斗胆于夫子门前卖文，试申其说。
说到苏武，张老先生盛赞之为“好样的”。于是一曲激越苍凉的《苏武牧羊》之歌，把我带回蒙昧童年：“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留胡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这是我领受的爱国主义启蒙课。身穿破旧蓝布长衫的乡村小学教师，挥舞教鞭，慷慨悲歌，一遍遍示范教唱的情景，实实终身难忘。樊老师(非常遗憾，我想不起老师的大名了)大概没读过苏武传，也未必能讲清“节”的含义。但他的歌声，他的身影，他的感情投入，把苏武这个“好样的”形象矗立于我眼前、立之于我心中了。思想情操的优秀承传，很多是从这种言外之教中延续的。黄口小儿，日后甘于自列为西方马圣虔诚信徒；学做苏武式“好样的”，实为驱动力之一。然我一直没好好读过苏武传。这次读张老先生文章，多有未解处。于是找来《汉书》，逐次读去，对苏武之为好样的，似乎多了点理解。小张先生之所谓“一枚硬币”，看来也能沾上点边。《汉书》是有名的简奥难读。苏武故事又曲折跌宕。复述过繁。只好择其关节处，言我之所能言者。
话说汉、胡多年交恶，每互相羁留对方来使。新单于且鞮侯即位之初，主动尽遣汉使归国，以示修好睦邻之意。这就是苏武持节使胡的规定情景。舍此情景之规定，苏武故事，便支离破碎，可任意取其一脔而尝之，品出不同滋味。由出使睦邻而故事急转直下到颈血溅迸于胡庭，关节是副使张胜参与策划匈奴内部一场阴谋，准备刺杀先期入胡并已被封为匈奴丁零王的卫律(在汉为倾国倾城李夫人之兄、音乐家、协律都尉李延年的暱友；李氏败，遂亡归胡)，然后劫单于之母南下归汉。事泄，张胜才不得不告知苏武。处此意外之变，险危之际，苏武好样的形像，描上了浓墨重彩第一笔：
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张)胜(常)惠共止之。
班孟坚的文章真难懂！颜师古解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后乃死，是更为负汉国，故欲先自杀也。”苏武之为好样的，至少在于他做为一把手，对于自己事先并不知情、纯属副手的严重错误，主动承担全部责任。此事若轮到生于二千余年后的下官头上，定然揪出张胜，献之匈奴单于；说明经过，澄清事实，洗刷自己，再做个像样的检讨(比如教育不善，管理不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云云)。如此这般，合情合理，并不为过。但苏武首先想到的却是“负国”(当然也负君)。所指大约是睦邻修好未成反致其乱，有损邦交吧。但为什么由此而被匈奴杀了会“更负国”呢？“更”在何处？下官一时未能了然其究竟，须看后文。
苏武故事第二个关节是拒绝接受异族彼邦的政治审查。“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颜师古解曰：“致单于之命而取其对也。”对，犹今之交代问题也。苏武处此，表现出一个古代外交官身在异域，凛然不可侵犯的风范：
武谓(常)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
屈节辱命，有损国格、人格，生不如死。引佩刀自刺，大节乃见。这次，是卫律救活了他。于是，才有“单于壮其节”而招降。主持其事的仍是卫律。先是威逼。“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律)复举剑拟之，武不动。”不动二字，极为传神。刀剑在握者，对“不动”，最感难对付。只好利诱。卫律现身说法，大讲自己的荣华富贵，“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却招来苏武痛斥。然后，是雄辩式的演说：
……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汝)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
有理，有利，有节；是非利害，剖析得明明白白。此番话可入选“纵横家书”。所言“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实质上说的是汉胡再次交恶，以至兵戎相见，从匈奴杀汉使我苏武始矣。潜台词揣度拟之：苏武被杀不足惜。由之更产生极其严重后果，“重负国”矣！回应前文，苏武可称得上是一位富有政治远见的外交官；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爱国者；而决非贾宝玉所嘲骂的“武死战、文死谏”一类沽名钓誉之徒，也断非两千余年后一片愚忠、日日山呼万岁的下官之类所能比拟。
不能杀、不肯降，匈奴单于对苏武只有羁留不使归汉一法：“乃徙武北海无人处”。而且深知这是个危险人物，“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单独幽囚。于是苏武开始了他那漫长艰难的十九年。“苦不苦，想想当年两万五”；艰苦之状，人所熟知，也可以想见，就不必再说了。
半是读史，半是感觉，在意随古人经历了一番心灵之旅后，苏武之好样的形象，似乎更感丰厚充实、更可理解。“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正气歌》)与苏子卿有着相近经历的文天祥，以诗为论，把“在汉苏武节”拟之为与天地河岳日星并存的浩然正气之“形”，是有他的道理的。虽然皓首而归的老苏武，位不过“典属国”，一名并不显赫的职业外交官(随同出使、留胡的一般干部常惠，以后有封侯之赏，单独立传)，以致风流才子温飞卿为之长叹息：“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苏武庙》)。”诗人文士，好为古人鸣不平，做翻案文章，是另一话题。
作文之法，起承转合，还是回到斯托雷平的忠君思想。张冰先生提出忠君和爱国实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之后，作了简要申说：
难以想象在一个君主制国家里，君权会与国家概念相脱节。维护君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说的是洋相爷斯托雷平。洋为中用，用之于老苏武似乎也颇中肯綮。那么，苏武闻汉武帝死而“南乡(向)号哭欧血”，便差可理解。至于苏武在李陵劝降时说的一番话，今之我人读之，几欲称老苏武“大傻帽”；然颇足证明小张先生论说言之成理，苏武对李陵如是说：
武父子亡(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无)所恨。
这是什么话！苏武之“好样的”形象，肯定要大跌特跌其份儿。但老苏武说的恐怕是大实话，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剥析。中为洋用，一九一一年九月一日，斯托雷平被刺，“中弹后的斯托雷平费力地将身体转向坐在包厢的尼古拉二世，似想以自己的身躯护卫自己所爱戴的沙皇。”张冰先生描述的斯托雷平垂死挣扎身姿动势，极富历史意味；洋相爷的临终遗言，大约也会是重复老苏武的“子为父死，亡所恨”吧。那么，无妨大胆推论，忠君爱国二而一，并非华夏特产，而为世所共有。造出一个“君”来统治、甚至专制自己，大概和造一个“上帝”来任意摆布自己一样，是一种合理的荒谬——舍此之外，别无他法是也。否则，现实的空间和精神的空间将永远一派混沌。此类“荒谬”，近、现、当代，日趋式微；然其“合理”，似仍余音绕梁。几个最发达的国家中有那么几个还在“虚君共和”着，便是明证。“朕即国家”，在这里诚然只担了个虚名。但较起真来，还挺像那么回事。首相、内阁诚惶诚恐向“陛下”宣誓效忠；“天佑我皇”国歌一起，万众肃立。废君改制之说，只是言论自由之一端，并未一呼百应，成为事实。“虚君”犹如此，更不要说那些“实君”了。问题太复杂，越想越糊涂。感情用事不管用，放之四海的道理放不出。无可奈何，只好向前看：让历史自己淘洗自己的“荒谬”吧！人啊，人！也许还应准备迎接新的“荒谬”。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教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