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自己，是谁

　　身份话题是当代文学和艺术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的题材。这一修辞本身，反映出时代的文化特征：很多人暴露在自身文化以外的文化压力之下，地位越所谓国际，则受压越重。追究身份是对这种压力的自然抵抗。
　　身份在流行语境中带有很大虚拟性。二○○○年在与一位友人谈话时，友人以为“笼统的身份问题，实际上是很政治的，因为其中涉及到纠缠不清的权力、国家、民族和文化问题。过于注重身份会变成没有实际意义的言说，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他认为，“探讨个人的生存条件和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比身份问题更有意义”。不过，他说的，终不是抽空了身份的个人。涉及身份关系的谁在说话、以什么语言、用哪种标准和说给谁听等，这些不厘清，是不可能深入探讨生存条件和所处政治文化环境的。
　　我以为在艺术中，一些身份话题的真正虚无之处，是它被操作的方式：探讨往往借由历史展开，但那些言说最终却成了种种借题发挥。这种颇为流行的解读，姿态大于读解。它们总是政治正确的概念当先，然后利用历史或文化阐释中的不确定空间，异想天开，或别有企图。创作中那些重塑身份的戏仿之作，有时也扯上解构为幌子。但它们缺乏实质观点，有哗众取宠之嫌。
　　即便这样，身份问题仍是现代意识中极重要的部分。尤其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国人，生活在异族之中，对身份的敏感难以回避，是近乎强迫性的。这也成了他们探究个体生存的重要思辨动力。跨国资本和全球科技，以及所谓“全球化”的显学位置，对区域文化造成很大压力和刺激。移居海外者对此尤有体会。对于陷入此种困境的艺术家来说，身份话题提供的语言方式，确是给出一条途径。对身份持续不断的兴趣和探讨，成为很多人自我疗伤的心路历程。对于自己过去和未来的传统认识，借此途径注入新的内容，使受到扭曲的身份，得以恢复合理。不仅如此，身份探讨，使得很多在它文化重压下的艺术家，可以借此开口，找到说话的权利和平台。
　　Diaspora为身份探讨提供一个现成模式。Diaspora的说法起源于犹太人大举迁徙，散居世界各地，在漫长的移居过程中，始终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一套信仰和生活方式。
　　一九九七年在墨尔本参加一个关于diaspora与海外华文写作的研讨会，当时大家都不能对diaspora有个满意的中文译名。后来在厚厚的文集上，标题还是留了英文字。虽然孔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似乎没有对diaspora这种文化形态的深度经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没能凝聚成一个贴切有效的词汇，就是一个很好说明。有人试了用流散、离散、流亡或漂移等词去翻译，但都并非完全妥帖。
　　中国以往的迁徙，走得再远，心里总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中原意识。在澳大利亚离悉尼五百公里外的雪山，一百六十多年前发现金矿，涌去的人中就有不少中国人。金子很快淘完，定居下来的人是少数。一九九五年我在那里被称为中国人墓地的地方，没有看到中国人的坟。他们的遗骨早被迁回广东家乡，归祖归宗去了。
　　姑且沿用称diaspora为流散文化的译法。流散文化中的人，应该是无可归依的。淘金时代在海外留下的中国人，他们建在各地的唐人街，成了当地主流文化中的异族气泡。唐人街文化固守了当时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但又几乎断了与母体的脐带关系。还有东南亚的广大华人社区。他们在文化上既被混杂，又独守一隅，带了明显的孤独和没有着落感。流散是无奈的、无家可归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量中国人以留学或移民方式出国，但长远来看，他们不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流散文化。当下海陆空交通方便，信息发达，可以朝辞欧美彩云间，万里京沪一日还。很多人受过两种以上文化教育，以双语或更多种语言生活。在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移民国家，多元文化主义也在发生着影响。文化间的阻隔被新的理解角度淡化。从另一方面来讲，大量的出国人士，不像当年多是出于经济目的，很多是奔了人家的文化去，投靠全球化或西方化。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在主观上积极沟通和学习身边的社会主流，原先的地域经验，则在新国度里被全面修理。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多数在西方的屋檐下成为折中主义者，倒也因此成了减轻地域文化对抗的润滑剂。
　　流散文化为身份探讨提供背景和参照，但它不再成为现代移民社会的重要创作资源。身份探讨似乎更激励出新的文化实践，并且孕育果实。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国家为了建立起有效的核心价值观念，从七十年代末起，主动在原有欧洲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基础上，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化解新老国民的身份焦虑，凝聚不同种族和区域的移民。画家关伟八十年代后期从北京移居澳大利亚。他在澳大利亚的创作历程，在自觉之中，带有更多无法扭转的身份重塑的时代宿命，测试了多元文化主义在文化实践上的可能性。
　　多元文化主义，有别于传统的欧洲精英文化意识，在那些有大量移民的国家被提出来。它提倡元与元之间平等，以达至群体的相互认同和群体间的平等权益。它的政治正确和道德完美的前提假设，使它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漏洞，成为落实的障碍。实际情况是各群体的私利，往往夹带着包裹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但不管怎样讲，它为身份探讨提供了较为安全的道德土壤。撇开多元文化主义在资本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对于关伟，它是在相对保守的澳大利亚白人文化环境中，张扬另类身份所需的政治正确和前提保障。
　　二○○二年澳大利亚重要的Sulman奖，颁给了“澳大利亚艺术家”关伟的架上作品《望星空》。那是一组画面上人物身份怪趣，富有浪漫诗意的绘画。这时关伟在澳大利亚已被视为名列前茅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关伟八十年代在北京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为指导进行创作。九十年代初刚离开中国时，他一度颇为伤感。他在澳大利亚成了一个十足的外国人。当时关伟的作品在澳大利亚展出，对于观众来说，那些作品仅是异国情调，他当然被称为“中国艺术家”。
　　身份追逐游戏的源头，可能是我们对自己是谁，知道得十分清楚，但却不再自信。这种心灵受伤，正使得前面提及的自我疗伤成为可能。不难搞清中国人所受的丧失自信的伤害从何而来。这也不是我们自鸦片战争起独有的问题。世界上很多文明的演变和成就，都要另一些人和文明付出代价。但是当一个人离开同类人群，要孤身面对时，这种压力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沉重和清晰。这可能就是关伟当时的处境。过去被自我否定和切断，未来在新环境中明确无误地被强势把持。这时，对另一种可能替换的身份的设想，可以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成为粘接剂，提供新的承接，使当下的存在合理化。九十年代初关伟创作了《活标本》和《试管婴儿》等系列。在这些画面上，西方和中国被符号化地搬到一起。粘接的努力显而易见。这就像他自己当时的身份疑虑，和有些尴尬的生活状态。他正急于向自己和别人展示：或者不同之间可以并存，甚至连接转化也是可能的。关伟作品的那些题目，有意无意都成了自嘲和对自身的暗喻。就画面来说，关伟倒是由了身上的满族人气质发挥作用。他的作品玄想妙构，形象幽默机智，使别人看不到身份转移过程中的孤寂和生涩。
　　到九十年代末，关伟的达观态度已让澳大利亚主流意识喜闻乐见。因为伤害可以轻松地自我愈合，并还能摩擦出如此多的幽默火花。身份话题，到这里成了幽默话题。多元文化主义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被关伟作品中玄谈式的暧昧立场，弄得无影无踪。长期在澳大利亚《悉尼晨锋报》上撰写艺术评论专栏的J.麦克唐纳，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那些人尽管完全不明白他画啥，但他们接受这种态度，所以关伟当然乐得跟在一边打哈哈……
　　一种身份的再造，到此似乎趋于成功。关伟十几年的创作，完成了一场温和的自我革命。他头上的帽子，从早期的“中国艺术家”，到“澳大利亚的中国艺术家”，到“华裔澳大利亚艺术家”，直到后来的“澳大利亚艺术家”。关伟幽默玄妙的画风不仅获得确认，他还成为澳大利亚当代艺术的顶尖人物之一。艺术成就和身份重塑，在这里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
　　关伟轻松地完成身份自救，除性格、才气和运气之外，多元文化主义为他提供了重要背景。多元文化主义在文化上对元的要求，就是方向正确，观点模棱两可，点到为止。因为一旦深入下去，就会碰到不同文化间理解的硬核，甚至历史的伤痛和文明的分歧。所以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没法把原住民带回白人主流社会。因为这是个已无法浮皮潦草对付的群落。宣称在一种强势文明的指导下，各文化充分保持原有的立场。这种一元之下的多元平等社会，只能是虚假的道德上的自我安慰。
　　同样移居澳大利亚十几年的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欧阳昱，通过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另一种文化创造的可能。他夹缠在汉英双语中，在纠缠的混乱里踉跄前进，释放出巨大的创造能量。
　　当年梁启超在澳大利亚住了一段时间，为保皇募款。他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华侨间吟诗作赋，写下不少诗收在《饮冰室全集》里。在描金画龙的唐人街，“四邑会馆”或“洪门致公党”的大字招牌，至今还夹杂在餐饮业的灯红酒绿里，透出它们的历史情结和“流散”气息。但欧阳昱在澳大利亚这个非汉语国家里生活多年，饱读西书，是不愿让他的中文诗，跟同乡会式的趣味搞到一起。他已不再具备梁任公对传统的信念，他的文化自信在身份的压抑下，变得刻意和挑衅。欧阳昱有意搅乱语境，挑剔他的母语。他说“把/母语/带/回国/让/大家/操/去吧/我/带/父语/出/海/把这颗独种/撒下”。
　　在澳大利亚，在欧阳昱这个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那里，这样的中文诗是母语的诗，还是父语的？他想播的，是怎样的独种？以诗为理想、翻译为工作的欧阳昱，每天遇到语言转换的障碍、曲解和精妙之处的无奈割舍。他在中英双语的生活环境里，在随机变化的语言境遇中，饱受文化共处的困扰。当他在用一种语言系统时，另一个系统却挥之不去。它们已不受控制地互为参照。他通过两个系统的叠影，看到语言约定俗成里的不合逻辑，并由此引导出他对那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荒诞感的联想。语言不见得需要承担与其他系统互为参照的担子。但欧阳昱在身份困惑的作用下，已无法安静地，不受干扰地随意转换。是否在内心，他已丢失了一个原先完整的语言系统？搜索言语时不能顺藤摸瓜，他倒有了强扭的欲望。多元文化主义多元平等所产生的矛盾，种种的双重性，及双重判别系统间落出的把柄，最后成了他许多诗趣的源头。对语言的戏弄是对自我的嘲弄，虽是无从依傍，却成了他极尽自由的抒发和宣泄。
　　欧阳昱的英文诗，每句开始不按惯例用大写字母。他解释中文句子就没大小写这种事。他的英文小说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东坡轶事》)，在一开头就将自己和苏东坡的名字颠来倒去，有意曲解，以此表示对语言的失信……欧阳昱在诗文里有意杂交、嫁接和强扭，对语言强行重新栽种。在他颇受好评的英文诗文中，有一根随时抽身离开所在语境，以汉语来挑剔英语的神经。语言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戴震语)。欧阳昱用诗文两面出击，不时袭扰文字语言习惯，是对文化道统的不恭敬。他在多种场合公开朗诵和发表他的英文诗Fuck You Australia(操你澳大利亚)，以这种大不敬，来获得对文化压力的超越。他不能满足于多元文化政策对文化的平庸理解，而有意冲撞它。
　　有好多年，欧阳昱住在一条挺长的空旷马路边。那条路名如果翻译成中文，可能该称为“有的是路”。路因为看不到头，而更加自由和浪漫吗？即便对于诗人，事情都未必如此。时常凶猛狂言的欧阳昱，也会说“他忽然发现这一生/都是在孤独中度过/如今他已经从中国的耐寒动物/耐热动物耐脏动物耐气动物……/过渡到了澳大利亚的耐寂寞动物/和耐无聊动物/完成了生命和文化的大换血/他也常想起远方的朋友”(《孤独的男人》)。但他的文化大换血真完成了吗？他说“独种”，是否因为包括了在异域的孤独感？
　　王国维说：“夫语言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语言之精粗广狭为准，观其语言，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欧阳昱自觉成为一个甚至多个对语言符号系统的挑战者和戏弄者。他盲目而又蓄意，浮夸却又悲凉，造成的混乱，成了澳大利亚这种移民国家里，自由思想和文化困扰的激进样板。
　　身份话题为个人存在自圆其说，这不仅关系关伟和欧阳昱，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普遍面对的困境。探问和再次确定自己的身份，成了一种自我救助的努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