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简文学
提倡书简文学，并非指以书信形式来写的小说或散文，而是指作家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的通信。可惜我们的出版家还未能注意及此。
一九二一年秋，朱自清二十四岁。他从江苏扬州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去担任国文教员。他在这里得识叶圣陶先生，这是他们订交的开始。
吴淞这地方，江海相连，风景极好。前些时候，偶然读到叶圣陶未发表的几封书札，其中一封写到这里的风光： “今秋钧入中国公学，海滨景色，很足愉悦。江口的涛声，傍晚鲜明难描的云彩，成为每日相亲的伴侣。不过教中学生远不如小学生之亲密可爱耳。”(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致周启明)
短短的几句，描绘了江边的可爱，保留着朴实的文风。
一九七八年八月，是朱自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俞平伯先生怀念老友，从箧中找得一九二一年十月三日朱自清自吴淞中国公学寄出的一张明信片，其中一段也写到吴淞的江边景色。俞平伯先生重见此简，曾经摘录下来并加了如下的按语：“草草书成，语语明清，可作集外文读。”这评语恰好说明作家书札的文学价值。今将朱先生的原文照录如下：
“公学在炮台湾，离吴淞尚有一站路。炮台湾是乡间地方，弥望平畴，一碧无际，间有一二小河，流经田野中，水清波细，活活底声音，走近了才可听得，正是‘幽甜到不可说了哩！’少人行处，小鸟成群上下，见人也不惊避。黄浦江在外面日夜流着。江岸有水门汀砌成，颇美丽可走。岸尽处便是黄浦与长江合流之所。烟水苍茫，天风浩荡；远远只见一条地平线弯弯地横陈着，其余便是帆影笛声，时一闻见而已。每当暮霭四合时，或月色晶莹时，临江伫立，正自令人有‘振衣千仞冈’之感。你若能来，我们皆大欢喜。”
爱读朱自清散文的读者，当会从这短札里得到意外的满足。
在十年浩劫中，作家的书信无例外地似乎都受到了损失，往往变成了罪证材料，这更应该引起我们的珍视。敢问我们的出版家，可否搜集“五四”以来的一些作家的书信出版专集？
老舍的幽默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作者是无法掩饰自己的，他无论写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
书信的形式，作为文学创作的体裁，作家们是乐于采用的。但这里谈的是指作家们不拟发表的日常书信，往往可以看到他们创作中所看不到的东西。虽然也有人故意来加以藻饰的，总还是更能接近作家的真实吧。
老舍先生的语言那么简洁生动，通俗流畅，而且独具幽默感。在他的日常书信里，也显露了这种兴味。读他的信就象读他的作品一样，会得到极大的艺术享受。在抗战期间出版的一本文艺杂志上，我读到老舍写给一位编者的信：
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
！马来！
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舒拜
《青年界》是北新书局出版的杂志，显然是寄稿时附的一封信。但，这哪里是信，简直是一段小戏曲，是一种幽默。
在一本影印的作家书简里，有老舍给林语堂的一封信，也是回答催稿的。这一次不是写小戏曲，却象是写诗：
今年非去年，正是鸡与狗。
去年有工夫，今岁则没有。
当然，老舍并不是开口全是幽默，他的书信中也不是每一封都有幽默感，或者说他的大部书信并不是幽默的。例如一九三三年二月，老舍在给赵家璧的一封信中，坦率地谈到了他创作中的幽默问题，便很难让人笑得起来。他说：“再说时局如此，而我又非幽默不可，真是心与手违；含着泪还要笑，笑得出吗？不笑，我又不足得胜！”(见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这真是难言的苦衷。同年八月，老舍又复信赵家璧，谈了自己并不想出版幽默短文集的事。信中说：“再说中国今日文艺界，以浮浅为一大病；幽默虽未必与浮浅同一意义，但那些短文确是信手写成的，故亦不愿郑重其事的印起来。……幽默文章大概都凑上也没有多少字，恐怕还成不了集。”老舍先生的幽默，确实是含着眼泪在笑的。
赵家璧先生曾经保存了老舍的书信二百封左右，听说在“四害”横行时全部散失了。这些足以窥见作家思想和心声的材料不知还能不能失而复得。我为此事请教过老舍夫人胡絜青同志，她在复信中回答：“关于老舍与友人信札一事，说来十分痛心，据我所知，已有三位好友和其子女向我说出，通信之数，合起来不下千封。几处的原信遗失、烧毁，只字无存。您一提起这些历史性资料，叫我心地难以平静，太可惜了！同时对‘四人帮’反党集团更加痛恨，这群恶魔才是千古的罪人，遗臭万年！”胡絜青同志的话令人同情，否则完全可以印一本老舍先生的书信集了。
郑振铎的《西行书简》
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郑振铎曾经与顾颉刚、冰心等人在平绥路上作了一次旅行。那是从北京出发，经宣化、张家口、大同，到呼和浩特和包头为止。沿途他写给夫人高君箴先生十四封信，详述见闻。九月间写了一篇“题记”，删去一些“私话”，十一月间写了“跋”，编为《西行书简》。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才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第二种”出版。书中附有旅行摄影五十五幅，为本书增加了不少情趣。
这当然是一本游记，一种书简体的游记。不过作者在沿途写作时恐怕即已想到成书，所以看不出书信的特点，也可能是删去“私话”和写社会情状少，介绍古迹多的缘故吧。尽管作者声明原来是不准备发表的。
至于印行这本《西行书简》的动机，郑振铎在“题记”中说：“有人天天嚷着开发西北；西北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关于这一类的记载是极少的。”可惜本书中直接反映西北社会生活的文章太少了，只有一篇口泉煤矿的纪事给人印象较深。那是晋北矿务公司经营的一个落后的煤矿，井底劳动条件极差，矿工们几乎是裸体施工的，无怪冰心女士一到井底就嚷着：“气 闷，气闷！”工人们一天的工资仅得两毛钱，工头可以拿到一元，而童工只能拿到一角。郑振铎无限感慨地记下同行者的感叹：“假如这矿里过的生活是人的生活，那末，我们过的实在不是人的生活……”流露了旧时代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西行书简》的重点是写文物古籍，这也是文如其人，恰是作者的所长。比如作者在大同看华严寺的佛像，竟然不忍离去。他写道：“我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爬上了供桌，在佛像菩萨像之间，走着，相着，赞叹着。在殿前殿后转了好几个弯。要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的话，便住在这里一天两天三天都还不能看得饱足的。”作者对文物的酷爱真是痴情一片，终其一生仍然保留着这种品质。
他在大同城中心的酒楼巷，访问了长胜楼饭庄，相传那是明正德年间李凤姐卖酒的地方。京剧《游龙戏凤》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时居庸关的山上，还有一座凤姐墓。“据说，她入关时见了塔座上雕的金刚像的狞恶之状，一惊而亡，故即葬于关上。”作者到了呼和浩特，又去寻访昭君墓，考证碑石，指出汉明妃未必葬于此地。这些对读者来说都是很有趣的。然而，更有趣的是当年作者谒昭君墓时只能乘马车或是骑马而去。虽然离城只有二十里，可是还配备马队四人，带着手提机关枪来保护，因为这条路上常有劫匪出没。今天的旅游者，读了郑振铎的这段记述不知会有什么样的感想？